戴维·皮林：经济学家视为美德的东西，生物学家叫它“癌症”

【文/戴维·皮林】

全球发达国家一直因自己在过去的 70 年中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而沾沾自喜，这种检视经济增长的标尺被称为 GDP（国内生产总值），是评判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每个人都是经济的参与者，而“经济”正是 GDP 衡量的对象。经济无形无味，却可谓现代社会环境的背景噪声。在新闻头条、商业频道或者政治辩论上，我们都能看见它活跃的身影。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基础词汇，鲜有人知晓它的精确定义，也很少有人知道应该如何衡量其发展水平。我们只知道，经济必须像鲨鱼那样一往无前。

GDP 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如今，GDP 所发挥的作用虽与其发明者的初衷背道而驰，但 GDP 已然成为反映一个国家运转情况的晴雨表。如果经济持续增长，国家就繁荣安定。如果经济出现衰退，国家发展就遇到了问题。但我们密切关注的这个仿佛具有真正意义的指标，更像是一个华而不实的数据。GDP 反映出的所谓的经济图景实则受到了严重扭曲，与现实的经济状况相比，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差异。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方面，GDP 这一指标已经失灵。

GDP适合计算的对象，仅限“你能搬起来砸自己脚的东西”

6月7日，意大利民众参加示威活动抗议美国种族歧视（图：新华社）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愤怒的时代”。全球掀起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思潮，各地民众纷纷开始质疑甚至抨击曾经珍视的社会理想和制度。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英国的公投脱欧，欧洲国家左、右派非传统政党的兴起，无一不影响着全球局势。由民间暴乱引发的政坛动荡更是席卷了印度、巴西、菲律宾和土耳其。

我们若以传统方式衡量，那么目前这场“全球民愤”运动的规模堪称空前绝后，而有关其触发因素的说法也可谓众说纷纭。然而，其中有一项关于触发因素的说法获得了各方共识：政府描绘的经济图景没能如实反映人们的现实生活，而这种经济图景主要是由经济学家提供的。民怨沸腾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一直存在的身份认同问题。一些人没钱买房，社会亦无意向其伸出援手。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开始对金钱政治横行与贫富分化加剧的社会现象感到愤怒，且这种愤怒被不断积蓄。除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个激发民愤的原因——经济学家对“经济”和“增长”的定义也不再与民众的亲身体验相符。

有鉴于此，我将探讨经济学家口中的生活与我们经历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

尽管“GDP”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但很少有人知道，它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且它最初被用于衡量“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究竟有多糟糕。二战爆发前夕，它又“重出江湖”，被用于衡量战争可能对国家经济造成的打击。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经济既不是一个自然现象，也不是一个有待发现的客观事实。1930 年以前，世界上不存在“经济”，它与棉花糖、汽车保险或复式记账法一样，都是人们提出的一个概念。

倘若我们将GDP拟人化，那么它就是一个没什么道德观念的人。GDP 衡量的是各种产品的产量，而不计较这些产品是好是坏。它欣喜于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对于人们需要花钱治理的污染，它更是求之不得。它也欣喜于出现犯罪问题，因为犯罪问题牵涉警力的大量出动及破窗户的修理工作。它还喜欢“卡特里娜”飓风，对战争也持欢迎态度。如果一场武装冲突将城市夷为平地，那么 GDP 会先衡量其涉及的枪支、飞机和弹头的数量，再衡量战后重建所需的费用。

虽然 GDP 是一位计算数量的好手，但在计算质量方面，它却表现得捉襟见肘。此外，GDP 在“餐桌礼仪”方面的认知，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对它而言，一顿摆着三把叉子的晚餐与分别摆着一把叉子、一把刀和一把汤匙的晚餐并无差别。

GDP 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它懒得计算不涉及金钱转手的交易，也不喜欢家务活儿（至少我觉得两者有可比性），对于一切志愿活动，它都唯恐避之不及。计算人为活动数量的 GDP 在贫困国家开展工作只能束手束脚，因为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人为活动都发生在经济以外的范畴。例如，GDP 能够计算超市里一瓶“依云”矿泉水的经济影响，却无法计算一个埃塞俄比亚女孩因跋涉数公里去打井水而造成的经济影响。

经济增长是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产物，因此 GDP 被设计出来，主要是为了衡量有形的生产活动。它不怎么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服务业经济，而服务业在许多富裕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恰好占主导地位，比如保险业、城市园林规划行业等。计算砖块、钢条和自行车等产品的产量时，GDP 表现得并不差，但其适合计算的对象仅限于那些“你能搬起来砸自己脚的东西”。

在理发、心理咨询或下载音乐面前，GDP 就立刻陷入了云里雾里。因此，GDP 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擅长衡量经济增长。如果我们以 GDP 为衡量工具，那么如今抗生素的价值不过几个便士，但在一个世纪以前，一位染上梅毒的亿万富翁却可能愿意将半数以上的财产拱手让给医生，以换取 7 天的抗生素疗程。

简而言之，我们对经济的定义相当粗略。正如笔者曾听某人不经意间提及的那样：“如果你被堵在路上，那么你就是在为 GDP 做贡献。如果你去朋友家帮忙，那么你就没有为 GDP 做贡献。”末了，这个人还补充道：“我们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假如你觉得他说得不对，那么我希望你继续耐心读下去。

“闭嘴，你这个愚蠢的美国人！”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图：White House）

我们都隐约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却又说不清究竟哪里出了问题。终于，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向全世界宣告：经济指标失灵了。GDP 增长让我们有机会为国家经济的腾飞欢呼雀跃，谁知接踵而至的竟是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以及几乎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表示：“美国经济正稳步增长，政府不应干涉市场，而应让市场自行创造更多财富。”全世界的人们曾一度对这一言论推崇备至。

事实上，从标准衡量指标来看，我们几乎看不出美国经济稳步增长的迹象。相反，美国经济建立在快要膨胀到极限的购房债务之上，还有越来越高明（实则越来越蠢）的银行家在操纵金融市场，以求自己在分红时赚得盆满钵满。当时，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发达经济体已达到一种新的理想状态，即所谓的“大稳健”时期：技术专家已将经济繁荣与经济萧条的循环周期变为历史，不被干涉的市场总能在动态平衡中回归良好的发展势头。

然而，我们没能看到经济增长背后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各国发展的不均衡现象。美国对中东石油输出国和中国的贸易均出现巨大逆差，而两国均在乐此不疲地将逆差流出的美元以投资美国国债等方式回流美国。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实则成了美国的债主，中国借钱给美国供其购买自己生产的各类商品。就这样，美国经济看似坐上了螺旋上升的旋转木马，直至它停了下来。几年后，许多西方国家仍在苦苦挣扎，它们千方百计地想将经济拉回 2008 年以前的水平。因为此前多年的所谓 “经济增长”，不过是一种错觉。

若想以 GDP 的视角看到经济增长，国家就得保证生产无止境。

与此对应的，必然是消费无止境。然而，除非人们永远渴望获得越来越多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体验，否则经济增长终有停止的一天。也就是说，为了使国家经济长盛不衰，我们必须永不知足。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人的欲望是无休无止的”。但只要我们扪心自问，就会知道“无穷的欲望最终只能让人接近疯狂”的道理。

若干年前，以幽默讽刺风格著称的杂志《洋葱新闻》（Onion）刊登过一篇文章，文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陈贤”的中国工人，他负责在工厂生产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塑料粪便”，供千里之外百无聊赖的美国人赏玩。作为一篇典型的“洋葱风格”的文章，它带着浓烈的讽刺意味，也直指现实问题的核心所在。陈贤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总是被要求生产一堆无用之物——沙拉枪、塑料袋取用机、微波煎蛋器、夜光页面放大镜、圣诞主题文件框、动物形态的隐形眼镜盒，甚至还有墙壁挂钩。他不无嘲讽地说：“我还听说只要美国人不想要某个东西，就会直接扔掉。真是太浪费了！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厨房用具需求？为厨房配备煎锅、电饭煲、电水壶及其他基础用具我能理解，为厨房添置能够品尝好茶叶的带盖茶壶也说得过去，甚至再为茶壶配一根温度计也行，可是其他东西有什么用啊？美国人的房子哪来那么大的地方可以放下这些东西啊？比如这个玉米面卷手持器，一辈子也用不了几次吧？”

曾有一个美国人回应过类似的问题：“哦，我是真的需要这个银器分类收纳抽屉，否则我的心情会很差的。”只听陈贤回复：“闭嘴，你这个愚蠢的美国人！”

陈贤的这一番话使我们汗颜，因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里，大多数人都有购买各种新奇玩意儿的习惯，人们甚至在买过之后将它们束之高阁。铺天盖地的广告和来自朋友、邻居的羡慕眼光驱使人们越买越多，越买越高级。当你读到这里时，也许我的iPhone 5（苹果手机）已经成了一个笑话。而诸如洗衣机、面包机之类的商品，其最初的设计并不太关注牢固耐用的产品特性，因而这些产品很容易出现故障。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陷入永无止境的消费怪圈。

乍听之下，陈贤负责生产的商品的用途的确显得有些荒谬，但它们也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只需翻看 SkyMall （空中商城）的商品目录，飞机上的每位旅客就能在座位上订购各类“必备”商品，比如身着 17 世纪贵族服装的宠物画像（标价 49 美元）、用松鼠头制成的标本挂饰（标价 24.95 美元）、与人等高的丛林攀缘猴玩偶（标价 129 美元），甚至还有可以安在狗嘴上的橡胶厚唇（标价 29.95美元）。这样看来，当一些经济学家叫嚣“当今世界的问题在于需求的长期萎靡”时，我真不明白，我们到底还需要购买哪些东西。

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美好，消费者的购买力也从未如此强劲。自1942 年联邦政府首次公开国民账户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呈增长态势。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如此。虽然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多数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段短时间的衰退，但这些国家的经济现已重新恢复增长。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国家经济体量从未达到如此可观的水平。如果不断累积的经济增长能够代表国家处于国富民强的状态，那么我们对现状的满意程度肯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过分看重经济增长会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经济增长的果实永远不能被平分。平均收入是衡量国计民生水平的标准，其计算方法是用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除以本国居民数量。平均收入是一个陷阱，带有严重的误导性。银行家的收入比烘焙师傅的收入高，而后者的收入又比失业的人的收入高。极端情况下，如果一个富裕国家的经济蛋糕全部落入一人之手，那么这意味着该国的平均收入水平会显得十分喜人，而且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会被活活饿死。

现实世界并不会如此极端，但别忘了，美国人每年创造出的财富绝大多数流入 1% 甚至 0.1% 的人手中。你还是有些难以理解吗？事实上，那 0.1% 的最富裕人群仅涉及 16 000 个家庭，其掌握的财富总量却自 1980 年以来实现了 5 倍增长。相较于 19 世纪末所谓“镀金时代”的最富裕人群，当今时代的最富裕人群享受着更大的美国经济蛋糕。

倘若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仅仅得益于“富者更富”，而普通人的辛勤工作只能维持温饱，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增长”的概念。曾经，农业经济几乎陷于停滞。当且仅当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才变得无所不能。人类社会先是经历了一段缓慢的发展时期，之后每年就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大规模生产。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率先跃升为世界强国。随着这股工业化革命浪潮的推进，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逐渐摆脱贫穷，将当时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如果“增长”对人类社会而言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那么“经济”这一概念的诞生更是之后的事。在“GDP”被发明出来以前，人们即使有这个意愿，也很难定义“什么是经济”。此前，“经济”的概念几乎等同于节约开支。1808 年，著名作家简·奥斯汀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应该咀嚼冰块，饮法国酒，摆脱穷酸的经济。”

如今，我们每个人对于“经济”和“经济增长”的概念都耳熟能详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和“经济增长”已经统治了我们的生活。但这些名词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呢？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个经济发展状况的衡量体系，但假如连寻常百姓也觉得这个体系衡量出来的结果与现实情形大相径庭的话，那么该体系的可靠性将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况且，倘若我们连衡量对象都搞错了，或仅仅衡量某个还不足以反映现实的对象，那么我们依据这样的衡量结果而制定的指导方针与政策也将是错误的或漏洞百出的。政府总是会最大化地利用衡量出来的结果来制定相应政策。正因如此，过去几十年来，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刺激经济增长。

英国两位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和戴维·卡梅伦均发起过旨在衡量国计民生和经济增长水平的项目。尽管这些尝试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它们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思考经济”的争论，并对经济发展走向造成了影响。例如，英国曾率先尝试衡量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却发现传统经济指标大大低估了这些公共服务的价值。

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这位偏右翼的政治家组织成立了“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评估委员会”。萨科齐在提案的序言部分写道：“除非衡量经济表现的方式被改变了，否则我们将不可能做出自身行为上的改变。”他还表示，经济学家们早就知道，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仍缺少一种衡量经济的有效方法。他说：“我们明知现有指标存在种种局限，却仍在使用它们，仿佛它们是完美的……在我们对经济增长产生一种盲目崇拜之后，我们却被这种狂热所缚。”

萨科齐还曾在公开演讲中表示，这种戏弄民众的做法无异于玩火。如果政府对其放任不管，那么民粹主义将在全球范围内抬头。

他说：“这就是我们在认知上出现巨大分歧的开始。一边是自视甚高的经济学家，另一边是发现其生活经验与经济数据所展现的故事完全脱节的普通民众。这种分歧之所以危险，是因为民众最后只会认为自己被国家欺骗了。对一个民主国家而言，没有什么比这种民众认知更具破坏性的了。”

只有在经济学领域，经济持续增长才被视为一种美德

当今社会将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奉若神明。这些经济学家制造出大量令人费解的数学公式，并为公共事务的讨论设定基调。最后，经济学家们成为决定政府应该在学校、公共图书馆和军队上支出多少钱的人。也是这些经济学家决定了社会可以承受的失业率是多少、政府是否应该印钞，以及政府是否该为那些贪得无厌的银行家收拾烂摊子。

比尔·克林顿曾凭借“笨蛋，问题是经济！”的竞选口号入主白宫，这反映出当时的美国选民对国家经济的迫切关注。在那个年代，虽然这句竞选口号没什么含金量，甚至没有多少人能明确说出“经济”的定义，但的确有不少人以美国经济环境的好坏为依据进行政治投票。选民们对美国经济环境好坏的评判大体上基于个人的主观感受，比如工作是否稳定、收入是否足够支付房贷等。无论哪位政治家，如果其执政期间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即所谓的“经济衰退”），那么这位政治家就走到了政治生涯的终点。看来，美国选民们早已被一个模糊的概念绑架了。

自此以后，情况出现了一丝转机。目前，全球出现了一片反对之声，这表明人们迫切渴望叫停经济学家们一再扭曲现实生活的做法。这种呼声一方面象征着思想上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可能引发不良后果。我们谁也不愿意让非专业人士建造桥梁、开飞机或做心脏手术，试问又有谁敢让不懂经济学的人来掌控国家经济呢？经济学家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总爱声称自己通过科学方法得出了十分精确的结论，但其结论的“精确度”实在是有目共睹的。此外，他们的经济言论并不能代表普通民众的经济现状。这也正是民众有必要学习经济学基本语言的原因。掌握这种语言后，任何人都能对经济学家的言论进行分析，并适时要求经济学家做出改正。

GDP 的拥趸争辩道：“GDP 从头到尾就不是一个用来衡量国计民生的工具，批评它无法涵盖现实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东西，就像批评卷尺无法度量一个人的体重或性格一样毫无意义。”的确，如果 GDP 仅是众多经济衡量指标中的一种，那么这种说法不存在任何问题。但问题是，用 GDP衡量经济增长已成了一种狂热的衡量方式。人们仿佛只关心 GDP，而且为了它的增长，人们甘愿赴汤蹈火。为了使 GDP增长，我们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忽视“不必要”的公共服务，容忍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并让“创造财富”的银行家们自由自在地大展拳脚。环保主义者发出警告，当我们无休止地追求经济增长时，受威胁的不仅有生物多样性，甚至还有我们自己。永无止境的消费欲望和持续增长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终将使我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那么我们空有财富又有何用？只有在经济学领域，经济持续增长才被视为一种美德。对于同一概念，生物学中也有一个专有名词，它叫作“癌症”。

我曾身处全球五大洲，并作为记者向《金融时报》总部发回报道，且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通过经济增长这块棱镜看待一切事物的习惯，正扭曲着需要我们真正关注的现实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本人也曾是这个习惯的受害者。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常驻拉丁美洲，并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我靠自学掌握了依靠关键数据分析GDP 的方法，并在几乎每篇报道中加以运用。当时的我既不会仔细思考 GDP 的真正含义，也不大关心 GDP 究竟代表什么。

直到几年后，我才对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这得益于我在日本的经历。当时有关日本经济陷入停滞的传闻甚嚣尘上，因此我也不能免俗地就此展开报道。媒体经常将日本渲染成一个永远处于经济停滞状态的问题国家，称日本缺少让自身摆脱困境的智慧。然而，这些评价全部有失偏颇。日本纵然存在问题，但其在 20 世纪80 年代创造的经济奇迹的确震撼了全世界。虽然这个经济奇迹已不复存在，但所谓的“日本以名义 GDP 衡量经济的悲惨境遇”也不完全是事实。日本的失业率极低，物价稳定，甚至会出现下降，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处于不断提高的状态。与英国、美国、法国相比，日本的各个社区保持完好，犯罪率不高，几乎没有吸毒现象，食品质量与日用品质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人均医疗支出水平和预期寿命位居世界前列。尽管如此，在经济学的棱镜下，日本却怎么也摆脱不了经济惨败的恶名。

经济学呈现出来的世界观可能是扭曲的。从清洁空气到确保道路安全，从促进就业到宣扬理性思维，这些对人类至关重要的事务都被经济学排除在视野之外。我们当然可以甩手不干，将准确定义经济增长的任务丢给别人，但这么做也就意味着，我们自愿放弃了参与讨论的机会，将对生活的掌控权拱手让给自我感觉良好的经济学家。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吧，是时候行动起来了。

（本文节选自戴维·皮林新书《增长的错觉——经济学家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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