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都说绝不能签的卖国条约，大清官员是怎么跳进去的？_风闻

大家好，我是傅正。

前一个系列我讲过，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大博弈，直接助长了我国的西北边疆危机。我们已经见识了带英帝国为了保住阿古柏伪政权是怎么渗透清政府的内政外交的。公平起见，我们也得见识见识沙俄是怎么操作的吧。

行！这个系列安排上，我专门谈一谈中俄伊犁谈判。**俄国是如何不费一兵一卒，就轻而易举地获得清朝大片领土和大批经济特权的。**看完这个系列你就更加清楚，那些所谓“洋务派”的洋务水准究竟低到了什么地步！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有人居然给崇厚洗地，说崇厚还是很有见识的，说他出使俄国的途中认识到了铁路的作用，希望中国也建铁路。

这算什么？你儿子跑到同学家玩一趟，回来还知道同学家的玩具好，要让你买买买呢！哦，洋务运动只是买买买吗？我们当然可以用这么低的标准去要求晚清洋务派，对他们“同情的理解”。但不好意思，西方列强的标准不会这么低，更不会同情地理解那些晚清洋务派。洋务派就这种水平，只有被列强玩得团团转，对崇厚是如此，对李鸿章也是如此。

言归正传，我先介绍一下相关背景。

众所周知，沙俄殖民者对于我国新疆的野心由来已久。1857年，也就是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头一年，两名俄国探险家瓦里汉诺夫（Valikhanov）和西蒙诺夫（Semenov），就分别考察了喀什噶尔和天山地区。也就是在这一年底，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福特将军（General Gasfort）在年度报告中赤裸裸地宣称：

把喀什噶尔从中国独立出来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将会给当地人带来巨大的好处，……我们应该使自己成为中亚的主人，我们还应该尽可能控制所有的可汗，这将有助于我们向前推进。

这份野心在短短七年以后，就变得迫切起来。

大家都知道，俄国曾通过1851年《伊塔通商章程》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在我国西北地区攫取了大量贸易特权。然而，1864年新疆动乱、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恰恰打击了这些贸易特权。

按照英国人路易斯·弗雷希特林的估算：1854—1866年俄国平均每年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价值达750万卢布，1869年降到470万卢布，以后又连年下降。更令俄国人感到不安的是，原本在中国西北地区没有经济特权的英国佬反而大赚一笔。弗雷希特林接着指出：

原先从丝绸之路运往俄国的茶叶，现在已改由海路先运到印度，再由陆路商队把它们经过阿富汗运到俄国的各个中心地区。……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把茶叶从中国经海路运到黑海各港口就成为欧洲航运企业家一项赚钱的买卖，而在此之前，这些茶叶都是从陆路运输的。到1870年，中俄陆路贸易已经降到一个很小的规模。

为了保住俄国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贸易通畅，1871年5月，沙俄军队武装入侵新疆北部地区，7月正式占领了伊犁，理由是代中国保管伊犁。按照俄国人的如意算盘，最好清军跟阿古柏打得难解难分，双方长期对峙。这样俄国人就可以长期“合法地”占领伊犁。但没想到阿古柏的军队这么不禁打！

1875年4月7日，左宗棠在肃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酒泉市召开誓师大会，这标志着收复新疆的战争正式开始。次年4月中旬，清军分兵三路发起全面进攻，仅仅一年半时间，即1878年1月2日收复和阗，就基本解放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新疆的解放意味着俄国人占领伊犁的借口失效了。我们是时候从俄国人手里要回伊犁了。问题是，清政府派谁去负责这项工作呢？——崇厚！

下面请大家准备好降压药。

崇厚，全名完颜崇厚，字地山，满洲镶黄旗人，河道总督完颜麟庆次子，刑部尚书完颜崇实之弟。关于这个人，英国人巴夏礼爵士说“他无论如何要比一般中国官员有礼貌”，美国外交官卫三畏说他“资质异常愚鲁”。我相信，巴夏礼说的“有礼貌”和卫三畏说的“异常愚鲁”是一个意思。

就这样一个在西方人看来对外交问题完全是外行的完颜崇厚，怎么会被清政府委以重任，要他负责伊犁谈判呢？原因大家都懂，这纯粹是狭隘的民族本位思想作祟。为了在汉族地主阶级面前争回颜面，清朝最高统治者非常非常重视这次崇厚出使俄国。

1878年6月22日，朝廷下旨召崇厚来京，任命他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不到一个月后，7月20日，朝廷再下谕旨：“赏戴双眼花翎、头品顶戴、太子少保、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左侍郎崇厚前经派充出使俄国大臣，着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

我们注意这个头衔——“全权大臣”，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全权代表，这是清政府为了方便崇厚出使俄国，而给他特设的头衔。再一个月后，8月25日，朝廷又“赏出使俄国大臣崇厚内大臣衔”。两个月内，三加头衔，看得出皇太后老佛爷是多么多么希望崇厚能争一口气了。

可惜事实证明，这次任命是灾难性的，以崇厚的智商还理解不了什么是“全权大臣”或“全权代表”。后面我们会看到，他完全滥用了“全权大臣”这个身份。

巧合的是，在授予崇厚“内大臣衔”的当天，也就是1878年8月25日，朝廷还任命了“候补京堂”曾纪泽赏戴花翎，以接替郭嵩焘，担任出使英国、法国钦差大臣。崇厚、曾纪泽两人同时接受任命，也几乎同时出发。

10月18日，曾纪泽抵达上海，准备经由上海坐船前往欧洲。十一天后，10月29日，崇厚也抵达上海。十天之内，两人在上海三次会面。我不知道曾纪泽是怎么跟崇厚聊起将要进行的中俄伊犁谈判的，但可以肯定，当时的曾纪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他会为怎么给崇厚擦屁股而伤透脑筋。

不知道大家看出点什么问题没有？曾纪泽出使英法两国，从上海出发走海路，很正常。但崇厚出使的是俄国，而且为的是收回伊犁，怎么也跟曾纪泽一样从上海出发走海路呢？

崇厚这个路线，当时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比如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就上折子批评崇厚：说他是去俄国谈判伊犁问题的，却不知道经过新疆走陆路前往俄国，不知道先去考察新疆形势，不知道先征询左宗棠、刘锦棠、金顺等前线将领的意见，“不睹边塞之实情，不悉帅臣之成算，胸无定见而遽蹈不测之地，将一味迁就乎？抑模棱持两端乎？”

事实证明，张佩纶不幸而言中了。其实不只崇厚本人“胸无定见而遽蹈不测之地”，就连总理衙门也对“俄国人可能会提出什么条件”，“该怎么讨价还价”等至关重要的问题毫无预案。领导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䜣还十分自信地表示，**“俄国即得通商、分界之益，伊城应即交还，即所索偿款，谅不至肆意多求。”**他真当俄国人是傻白甜啊！

想想当年恭亲王奕䜣签署《中俄北京条约》，不放一枪就白白割让给俄国40万平方公里土地。你可以看出，他从来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接受过教训！

崇厚在1878年12月31日，抵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二十天以后，也就是1879年1月20号，崇厚正式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递交国书。这份国书写得就很奇葩，它是怎么写的呢？上来就说：“大清国头等钦差全权大臣崇厚，奉本国大皇帝谕旨来贵国，一为通好，敬礼贵国大皇帝；二为修约。”

崇厚是来索回伊犁的，但整篇国书只字不提本次出访的目的，却大谈特谈什么通好、修约，你就知道清帝国的外交部门是有多么糊涂了。

俄国人一看，行，是你自己不提接收伊犁的对吧，那就别怪我们在这上头做文章。

俄国方面是怎么做文章的呢？

按照道理来说，交还伊犁和修订新约完全是两件事情。俄国人当初就说得很明白，他们只是帮清政府代为保管伊犁，只要清政府控制新疆局势，伊犁就会交还。这跟修不修约没有关系，不管中俄两国有没有修约、怎么修约，中国人都有理由要回伊犁。

但崇厚递交的国书却完全不提收回伊犁的事情，这就相当于把设置议题的权力拱手让给了俄国人。俄国人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伊犁和修约这两件事情绑定在了一起，甚至在谈判的过程中把伊犁当作鱼饵或人质，不断拿伊犁诱使清政府出让尽可能多的权益。

总之，沙俄与清政府，一方装傻，一方真傻，中俄伊犁谈判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拉开帷幕了。

我们注意，俄国人之前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柏林会议头上，根本没工夫准备跟中国的伊犁谈判。

而且当时的俄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亲王身患重病，不能理事，外交部由他的女婿，即副外交大臣吉尔斯暂时执掌，各种交接还没有完成。毫不夸张地说，崇厚的到来是打了俄国人一个措手不及。

为了尽可能地拖时间，让本方做好准备，俄国人极为热情地款待了崇厚，不是大宴小宴不断，就是陪着他到处游玩。

中国方面但凡有点经验，就应该明白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就应该抓住时机，通过各种方式迫使俄方赶快开启谈判，争取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但崇厚呢？他十分享受俄国主人的“热情款待”，终日莺歌燕舞，好不快活。用上海社科院汤仁泽研究员的话说，“初到俄国的崇厚被‘热情’和‘友好’冲昏头脑，防范松懈，哪里还顾得上俄人的‘阴鸷狡诈’和侵华阴谋。”

崇厚足足在圣彼得堡玩了两个月，即1879年3月16日，俄国御前特别会议才基本敲定了伊犁谈判的方针，就是我刚才讲过的，拿伊犁当诱饵，狠狠敲诈中国一笔。

第二天，也就是3月17号，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召见崇厚，正式声明：“俄国允还伊犁，双方可商办交收清界章程”。崇厚听后大喜，当场答应允许俄国修改通商条约，允许补偿俄军管理伊犁的费用。

当天，崇厚就以电报的形式奏告朝廷，称俄国方面“尚无图利之心”，“将彼此大意声明，则定章交收迅速矣”。这个糊涂蛋压根儿听不懂吉尔斯的话是什么意思！按理说，当初俄国人占领伊犁及其周边多少土地，就应该交还多少土地，之前的国境线在哪里，交还后还应该在哪里，还商办什么“清界章程”呢？俄国人主动提出清界，那不就是要刮你一块土地吗？

为了利用好这个机会，狠狠讹诈清政府，俄国人调回了熟悉中国官场之道的驻华公使布策，这人又翻译为“毕佐夫”。总之，布策回到圣彼得堡，专门对付崇厚。

这边崇厚是怎么应对的呢？6月18号，崇厚向国内奏报谈判的情况，我摘录几句念给大家见识见识，崇厚说，俄国人**“每遇交涉之事，惟以诚意相孚，故其君臣亦各相待如礼”，“其国君臣稔知朝廷以和为念，简派臣前来修约，深为欣悦”**。

关于最要紧的接收伊犁问题，崇厚是这么说的：**“俄国论者，咸谓必不可还，而本国君与外部敦崇睦谊，故有是举。”**你听听这番话，俄国舆论主张坚决不要归还伊犁，还多亏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外交部重视跟中国的友谊，才决定交还伊犁。他崇厚该是多么体谅俄国君臣啊！

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气人，崇厚说，**“特交还后，力量不免稍弱，故不得不稍宽其界，以为自固疆圉计，顾为地实属无几。”**你听这话气不气人？沙俄帝国主义明摆着想不费一枪一单就割走伊犁周边大片领土，到了他崇厚嘴里，居然变成了“稍宽其界”、“为地实属无几”。

据说普京有句名言，俄罗斯虽大，却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国家领土何其珍贵，他崇厚居然觉得割就割一点呗，反正割让得也不多。更何况俄国人哪里是“稍宽其界”？他们这一宽，就不知道几万平方公里土地进账了。

我原来一直纳闷，崇厚这样的人是怎么混成高官的？后来意识到这人其实不蠢，他崇厚要是不这么奏报，朝廷怎么会觉得他有能力呢？他崇厚要是不强调俄国君臣如何如何“恭顺”，朝廷又怎么会允许他早日签约早日回国呢？反正“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真正了解边疆地理情况的人才有几个？哪轮得到这些人说话？到时候不就糊弄过去了吗？

应该承认，崇厚这番避重就轻的乐观奏报，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它成功地把总理衙门搞得一头雾水。总理衙门不了解前方谈判的具体情况，也就只能以非常非常模棱两可的方式报告给朝廷。比如有份报告就写成了玄学，我给大家念一下：

俄人久据伊犁以为要挟，无非为贪占便宜起见，我不予以便宜，伊城必不肯交还，此理之显而易见者。然以便宜与交还较，果能相值，固计之得也；即或不值，而尚不至于不值之外，仍有可虞之事，则计虽未为得，而尚不得为失也。

把这番话翻译成今天直白的语言，就是：俄国人肯定是要赚点便宜的，但要赚多大的便宜？不清楚；我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不清楚；我方得到的回报能不能抵得上付出的代价？还是不清楚。总之，最多我方吃点亏，但不会出什么大事。这不是一堆废话吗？

可以说，清朝的决策部门既没有预判对方的要求，也没有对最坏的情况作出预案，甚至没有制定本方的谈判策略。谈判都谈到这个份上了，真是失败透顶！

不过总理衙门毕竟远胜于崇厚之流，最起码总理衙门凭借多年的经验，非常清楚西方殖民者非常善于抓住条约细节上的漏洞或执行上的疏失，大做文章，一再提出更过分的要求。因而总理衙门提醒朝廷，“恐其藉口偿款未给，而于伊城交还仍是有名无实，此亦事之不可不为长虑者也。”

这个提醒很快变成了现实。1879年6月30号，俄国再次召开御前特别会议，最后敲定了交还伊犁的价码。这些价码除去五百万金卢布的补偿款以外，还包括了西北边界划分和通商贸易等多个方面。7、8月间，总理衙门陆续收到由俄国寄来的新分界地图和《新议通商章程十七款》，一下子感到事态远比想象得严重。

它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俄国人划走了伊犁西、北、南三个方向的领土，尤其是划走了南面特克斯河流域，直接砍断了从伊犁前往南疆八城的交通线，我们即便收回这样一座孤城又有什么用呢？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总理衙门快马加鞭，将各种文件飞速寄给陕甘总督左宗棠。左宗棠看到俄国方面提出的条件，大吃一惊。他严厉地驳斥了俄国方面的要求。

就划分边界而言，左宗棠是这样讲的，**“至交还伊犁须交还全境，不独全境以内不容其侵占留住，即境外宜多留隙地。”**总之，要拿就全部拿回来，绝没有只拿回一座空城，而把城市西、北、南三面都割让给人家的道理。

就通商贸易而言，左宗棠也指出，俄国人**“盖欲为俄商广贸易之路，而不为华商留一生机也，此何可许？……意在尽茶丝之利归之俄商，尽陕甘、新疆之利并之俄国”**。总之，俄国人是想垄断西北地区的商业，把广大的中国西北地区统统都变为它的经济殖民地。

总理衙门在接到左宗棠的复函之后，当即上奏朝廷，痛陈利害。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才基本确定了对俄谈判的大体目标：一、绝不割地，二、尽量少让商务。

按照正常的逻辑，这时崇厚应该清醒一些了吧？然而并没有。我不知道是他崇厚在圣彼得堡玩腻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在总理衙门收到左宗棠复函仅仅半个月后，崇厚突然决定全部答应俄国人的要求。

于是，俄国人震惊了，他们原来还想着，我这边先开个高价，中国人怎么地也得还还价吧，你来我往，几轮讨价还价下来，就算中国人砍价砍一半，我还能大赚了一笔。没想到啊没想到，中国人居然连价都不还，一口气都答应了！人间土豪了！

崇厚真是爽快到极点了，快到什么地步呢？快到俄国人都没做好签字的准备，谈判就结束了。这不是我瞎说的，而是俄国人自己讲的。8月31日，俄国外交部高级幕僚若米尼在给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的信中，就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口吻说道，“中国人要求在星期六就准备好签字用的条约正本，可是我真没有把握能够作到这点。”

9月22日，崇厚以电报的形式报告总理衙门，说现在各项约章已经准备妥当，我决定明天就起身前往黑海签字画押，签完字就回国覆命。并附上了条约文本的摘要，一同发给了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在接到崇厚的电报后，炸锅了，赶紧将条约的复制本发给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陕甘总督左宗棠、伊犁将军金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等人，征询对策。

所有这些人在接到总理衙门发来的十八项条款之后，做出了一致的判断：绝对不能签字！

按照正常的情况，剧情发展到这一步，都是崇厚在准备签字时，被朝廷紧急叫停，然后俄国方便发一通牢骚，说“你玩我啊”，然后继续谈判，对不对？

然而崇厚注定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我实在实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竟然在没有得到中央答复的时候，就自作主张，完成了全部签字仪式。

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崇厚觉得我不是全权代表吗？全权代表不就是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吗？不就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吗？但纵观现代外交史，哪有这样的全权代表？全权代表又哪里是这个意思？

总之，1879年10月2日，崇厚代表中方与俄国方面正式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该条约又称为《中俄条约十八条》。一同签订的还有《陆路通商章程》、《瑷珲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等附件。所有这些条约及附件合称中俄《里瓦几亚条约》，当时国人则把它称为“崇约”。

通过这些条约，俄国不费一兵一卒，甚至连武力威胁都没有使用的情况下，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片领土和大批经济特权。这些领土包括位于伊犁西边的霍尔果斯河以西、位于伊犁南边的特克斯河流域，以及位于塔尔巴哈台地区的斋桑泊以东。

商业特权则包括：

一、在蒙古、新疆全境俄国商品全部免税。

二、在中国西北、正北和东北三个方向增开三条商路**：第一条商路从新疆经嘉峪关、西安或汉中至汉口；第二条商路从科布多至归化（今呼和浩特），经张家口转天津；第三条商路从库伦至尼布楚，进入黑龙江流域。**通过这三条商路进入中国内地的俄国商品，要比其他的外国商品减少三分之一的进口税。

三、开放松花江航道，并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七处地方增设俄国领事。

怎么评价崇厚的所作所为？法国汉学家高第的回答很简单：“崇厚一定神经错乱了，才会签下这样一个条约。”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这份条约得到认真执行，中国将不仅损失大片领土，整个长城以北都会沦为俄国人的势力范围。

我曾说过，表面风平浪静的同光中兴，底下恰恰暗流汹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像抗日战争那样摆在台面上，谁都可以看得见。这些危机恰恰是不那么显眼的，但它们同样足以致命。在这关键时刻，历史将会往哪个方向走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