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届选举后的立法会：希望“蓝营”卷起来_风闻

兔主席 20211220

昨天，香港举行了立法会换届选举。笔者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过任何与香港有关的东西了，因为平时并不关注。对这次立法会选举，也没有太多的关注。本质原因是，今年3月份，中央推动设立港区国安法，完成了对选举制度的改革，并伴有一系列的后续举措。这些大的顶层制度变化，使得这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在大的“政治版图”上已经没有了“悬念”——在选举前我们就能够知道，立法会将牢牢地掌控在蓝营/建制派/爱国阵营的手中。

而大多内地观察者只关心香港大的政治版图——但不会进一步关心香港本地更加具体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因为那些只是地方事务。由于大的政治版图是确定的，所以对这次选举笔者也没有太多关注，只在选举结束后看看结果，印证一些猜想。

一、投票参与情况与人口政治版图

先通过投票参与率，一窥本次选举的情况及香港的政治情势。

最好的参考指标为“地区直选”，因这涉及到广大市民出来投票，能够反映大的政治基本盘。

先复习一下前两次选举的情况。

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地区直选”

这是在“雨伞-革-命”后发生的选举。彼时，本土派快速崛起，香港政治“黄化”，选举气氛热烈，参与率很高。

最终:

——有效票约217万

——投票参与率58.3%，为回归以来最高。

——87万投给建制派/蓝营（40.2%）

——119万投给民主派/黄营（55.0%）

——10万投给中间派（4.8%）。

2019年区议会选举

这是2019年香港黑暴运动后的选举，市民充分动员，能出来的都出来投票表达意愿了。这次选举可以看作是香港政治基本盘的一个大起底和亮相。

最终：

——有效票292万

——投票率达71.2%，比例和人数都是香港史上最高。（登记选民为413万）

——121万投给建制派/蓝营（41.3%）

——168万投给民主派/黄营（57.6%）

——3.6万投给中间派（1.2%）

笔者当时就讨论过一个香港“40%的建制派基本盘”问题。那么再看看这次选举。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地区直选”

这是港区国安法出台、选举制度改革之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香港政治环境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看结果即知：

——有效票132万

——投票率30.2%，为回归以来最低。（登记选民为447万）

——123万投给建制派/蓝营（93.2%）

——3.6万投给民主派/黄营（2.7%）

——5.5万投给中间派（4.2%）

这里可以看到两条：

**一是建制派/蓝营积极动员，应该都出来投票了。**最后取得了123万的票数，但是比2019年区议会选举（也是充分动员）也只多了2.6万。这说明，香港建制派/蓝营里能够出来投票的基本盘就是120万人左右，2019年是这120万人，2021年还是这120万人，短期看很难突破。（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例如疫情原因，有的港漂不在香港；以及一些蓝营觉得这次选举板上钉钉了，投不投无所谓，就懒得出来投票了）

**二是民主派/黄营看来大多没有出来投票。**他们的数量颇为巨大，可能达170~200万之众。为何呢？因为大多民主派政党及候选人出于政治资格及其他原因，没有参与这次选举，所以，在153名候选人中，只有13人不属于建制派。由于没有自己中意的候选人，黄营可能就不愿意出来投票了；另外肯定还有相当数量人在抵触及有意识的抵制这次选举。

因此，香港现在虽然完成了顶层政治制度的一些改革，但人口的政治分布看并没有变化。蓝的还是蓝，黄的还是黄，互相转化的很少。北京虽已经牢牢地把香港把握在手里，但改变本地人的政治取态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是比国安法及选举制度改革更加艰难的长期任务。

二、黄营的缺席

上文提及，地区直选参与度仅为30.2%，是历年最低。看功能组别及选委会界别投票率，一样说明问题。

选委会界别的投票率高达98.1%——因为这部分是爱国爱港政治基本盘。

而功能组别就完全不同了，可以看到，但凡投票率较上届大幅下降的，都是黄营集中的领域（所谓的“重灾区”）——社会福利、教育、医疗、会计、法律……。

有的人说，也不是所有人都在抵制或对抗选举啊。毕竟他们倾向的政党和候选人大多没有资格参选或放弃参选。总不能强迫黄营出来投票，强迫他们选不中意的人选吧？

应该有不少人确实一直认同泛民政党及候选人的，当中意的政党和候选人缺席选举时，选民也就不想参与了，肯定有这个情况，也不能因此说他们就怀着什么抵制选举的阴谋。

然而也要看一看，他们中意的政党和候选人为什么会缺席选举？因为拒绝承认、接受北京的政治秩序呀。

难道落实到具体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时，这些黄营的政党及候选人就一定会提出与所有蓝营候选人截然不同、全然对立的政策么？难道只有这些黄营的政党及候选人才能够代表黄营选民的经济社会文化利益？难道黄营选民就不能在蓝营政党及候选人里，找到自己认可、代表自己利益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

显然不是，只是他们不愿意找而已：他们还是政治挂帅的，他们不问经济社会政策，而只看是蓝是黄。只要是蓝，就予以否定。他们拒绝在蓝营里寻找自己的经济社会文化利益代表。

这个情况和台湾一样，在台湾，统独/蓝绿问题（其实就是台湾的身份政治）是主导一切的根本政治。所有其他的政治政策都要为此让路。而其选举政治陷入的困境在于，真正的经济、社会、民生政策却要让位，甚至无法推进也在所不惜。

我们看，现在的美国也是这样。Trump的共和党/红营基本盘只认美国利益，美国文化，美国第一，身份政治第一，其他都可以退居其次。

香港的黄营同样是政治挂帅，只认身份政治：凡事先问蓝还是黄。如果是蓝，那就拜拜，提出再好的经济社会政策也不愿接受。

这是完全极化的政治。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是撕裂的，选举政治会利用撕裂，帮助加速撕裂，但无助于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

所以，不出来投票的黄营，本质上都是在抵触、抵制北京。只不过有的人更加积极主动，更加有自我意识，有的人则更加的消极、更加“潜意识”罢了。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不希望给北京主导的选举政治任何机会，不希望给蓝营政党与政治家任何机会。

他们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不妨这样表述：“哎，这是你们搞国安法、修改选举制度后弄出来的选举啊。最后能出来选、能选得上的，肯定就是你们认可和钦定的人呀，肯定和你们政见一致。如果和你们政见不一致的，那肯定没有资格参与选举，也得不到任命。这不是真的选举啊。我一不能改变选举制度，二没有阻止选举的发生。你们总不能强迫我投票吧？你们就选你们的好了。你们自己玩啊。反正我没有兴趣。我觉得香港民主已死啊。”

他们认为，本地人投票参与率越低，说明选举越缺乏群众基础，越没有合法性，越缺乏“政治授权”（political mandate）暨合法性。他们希望看到的是萧条、冷清的选举，极低的投票参与率，以此从道义上否定新的选举制度，与中央/北京进行消极对抗。

而这种尝试通过 放弃政治参与 来削弱选举合法性基础的行为，也是对政治制度的某种伤害，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揽炒”，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是消极不作为。

这是很可悲的，本地黄营认为自己最大的利益就是拒绝接受中央的政治管治与秩序，而非积极的改变香港的民生与福祉。他们认定改变民生与福祉只有一条路，就是先取得最大程度的自治，甚至独立；他们希望获得来自大陆的经济好处，但又要切割与内地的政治联系。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给他们做一道选择题，选择A是独立+无民主，选择B是归于北京但有民主，那他们会选择A。如果还有一个C选项：回归英国+无民主，那他们可能选择C。

所以他们只关心政治归属与身份政治，对民主本身其实是没有兴趣的。所谓民主，只是解决身份政治问题的手段；如果民主解决不了身份政治问题（在黄营的世界里，就是解决香港自治/独立的问题），那民主就没有任何意义。

三、面向未来

现在毕竟离2019年香港黑暴及年末的区议会选举只两年多时间。中央推行了港区国安法，改革了选举制度等，把香港政治秩序框架确立下来了。虽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庞大黄营基本盘的政治内心，但至少确保了香港的政治安全。可以从这里为起点，迈向未来。

那么如何看待现在投票参与率的问题呢？未来该如何发展呢？

1.首先，较高的投票参与率是制度向往的、有价值的

1）肯定不能简单的通过投票参与率去判定一个制度的有效性，不能判定这个制度能否为民众交付（“deliver”）结果。但也不能简单地说投票参与率就不重要——在任何的选举政治里，投票参与率都是很重要的：它是评估民众政治参与程度及对政府、政治信心的一项重要指标。投票参与率越高，说明民众对选举制度及政党政治越信任，越相信能够通过选举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投票率低的话，往往说明民众对选举制度/政治制度丧失信心，认为自己的选票没有价值，投票的收益尚不及出行成本，那就没有兴趣出来投票了。

过去，我们常以民众政治参与率（即投票率）逐年下降来说明美国及西方民主的失效——人们认为天下政客一般黑，成为与特殊利益群体勾结、脱离群众的政治集团，选举政治也已失去意义。这是一种弥漫西方的反政治、反体制、反精英的政治犬儒主义。

如果单纯只是投票率下降，但人们对政府总体还算满意，那还好，说明人们对选举疲倦了，但如果投票率下降，再叠加人们对政府/政党/政客/公共政策的不满，那就说明制度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

当然，投票率提高也不一定带来好的政治——这可能是政治多极化/撕裂或者民粹主义的结果。投票率提高的同时，人们依然可以对政府/政党/政客及公共政策十分不满。这时，政治更是失灵的，选举政治没有办法解决国家和社会面临的问题。这就是美国目前的问题。

所以，要客观、理性地看待投票参与率，它不一定能反映制度、公共政策、治理的有效性，但至少可以反映民众对政治及体制的态度。

2）在选举政治里，投票参与率的高低与政治授权（political mandate）肯定是有关系的。投票参与率越高，政治授权越强。这个授权，是主观的、心理上的、伦理上的，势能上的，政治上的，但不一定是技术上的。说白了，如果议员是经很多人投票选出来的，他的影响力肯定会更大；选过他的民众可能会更加了解他、更容易认可他，更愿意支持他的政策与主张；他与民众的联系也会更强，能够听到民众的声音。他在立法机构里表达主张、推动政策及面对反对方时也会更有信心。没有一个正经的选举政治家会声称自己不需要选票，不希望接触选民的。高选票、高投票参与度，既是对个人政客的赋能，也是对政治体制的赋能。

3）此外，较踊跃的政治参与还可以使得选举更加热烈，公共政策的讨论更加深入，民众意见的释放更加充分，候选人的竞争更加激烈。这样热烈的选举，也是对体制/政治/公共治理的赋能。

从以上角度看，中央肯定希望香港选举政治的投票参与率未来逐步提高。

4）投票参与率仍然只是观察民众对政治制度态度的一个指标，是一个政治赋能工具，最多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但不是目的本身。如果提升投票率是以改变顶层政治规则（例如希特勒所做的和Trump所尝试做的），不惜诉诸庸俗短期化的民粹主义，或者以撕裂社会为代价，那肯定是要不得的。所以，最终还是要一个政治制度能不能对民众/选民交付他们所预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及结果（political-socio-economic policies and outcome）

2.一场确立政治底线与边界的选举

这次立法会换届选举是在推行国安法和修改选举制度后进行的，其核心是确立了顶层政治规则、边界、制度：什么是可以触碰的，什么是不可以触碰的、是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爱国爱港，就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与政治秩序。

为选举政治设定边界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边界，就是选举制度本身及其产物不能颠覆根本的政治秩序。

这在西方也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希特勒就是在魏玛共和国下通过选举上台的，他煽动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在国内拉一派打一派，最终通过选票上台，当选后，他即走向独裁，取缔其他政党，颠覆了魏玛根本的政治秩序与体系，把德国推向军国主义的灭亡之路。那以后，人们学会了：一定要给政党政治、选举政治、言论自由等设定边界。但时光向后推演将近一个世纪，人们发现，“定义”民主、“代表”民主、“引领”民主的美国，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即Trump在右翼民粹的支持上台，希望颠覆美国的根本政治秩序。这一波运动可能在2024年再临，我们拭目以待。

所以，2021年，中央为香港的政治设定了根本秩序、规则与边界——你不能在超出这个边界的范围之外搞政治。

确立了这套规则后，对选举结果当然就有了十足的政治把握，即蓝营一统香港。短期内，这样肯定会牺牲投票参与度，但也没有办法，这是不能两全的事情。至少暂时如此。

所以，这次选举只是维护了顶层的政治建制而已，它为后续的民主与治理提供了一个根本的前提，但任务只是刚刚开始：在确立了政治底线之后，民主与治理的目标是解决香港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

人们应当看到，这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新征程。

3.掌握实权的蓝营需要大力拓展内部的政治光谱，并推动经济民生政策

蓝营有上百万香港本地民众的支持，但其实也是在国家的支持和授权下上台的。

这时千万不能因为短期的选举胜利忘乎所以、沾沾自喜，而要看到任重道远。

必须抓住这个机会，在香港积极推动造福基层民众的公共政策，解决香港积累已久的深层次经济社会问题，大力发展民生。

可以把蓝营作为一个大的标签。但以后，当“蓝”成为默认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个标签了，应该在蓝营内部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在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上可以有左有右。譬如：

——经济上可以有偏向右翼经济政策的政党，也可以有偏向左翼/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政党，覆盖不同的社会阶层与人群；

——社会文化上，可以有价值观更加自由（liberal）、开放、个人的政党，也可以有更传统主义、保守主义、家长主义、集体主义的政党

应该积极的扩大蓝营内部的政治光谱与代表性，使得不同的阶层（金融、企业、专业人士、小业主、一般中产、中低阶层及普通劳动者），不同的身份政治团体（土生港人/非土生港人/少数族群、特殊性别身份者、不同宗教界的人士等）都可以在蓝营中找到代表利益的政党与政治家。

同时，还要开展广泛的社会运动，触达年轻人，为蓝营寻找下一代接力者。

蓝营在取得“理所当然”的统领地位时，不能尸位素餐，而应该开始“内卷”。“卷起来”，激烈地“内部”竞争起来。不断根据选民的诉求，拓展蓝营内的政治光谱及触达，丰富蓝营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立场，各自提出差异化的公共政策解决方案，覆盖更广泛的民众基础、社会基础。这样，就可以“抢占”泛民淡出所创造的“政治中空”，取得更大的发展。

未来的蓝营也许可以都不叫蓝营了，也不叫建制派，因为这些都是针对“黄”、“反对派”“泛民”的称谓。以后都是爱国爱港的，政治底线是一致的，那时，政党和政客应该将真正的注意力集中在真正的公共政策上。

用几年时间，提出一些好的方案，推出一些好的政策，培养一些得力的青年政治家。

要拿出政绩来，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认同感。

假以时日，黄营也会接受现实：他们也许会承认，有的蓝营政党和政治家确实也非常优秀，确实能够“deliver”，提供公众想要的施政方案。他们会为这些蓝营政党/政治家的公共政策所吸引，希望帮助他们在选举中获胜，藉此满足、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样，他们渐渐地就会参与到选举中来。慢慢地，投票率就提高了。

蓝营不能是一群老龄化的、代表精英和财团的、过度北京，但脱离本地群众的政党团体。必须要和香港的人民站在一起，为香港的人民谋福利，取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在设定了边界，排除了政治干扰后，选举政治也就能慢慢发挥作用了：它能带来竞争，推动“内卷”，让蓝营政党政客们更多的聆听民众诉求，把注意力放在解决民生问题上。

这次选举里有许多令人欣喜的新力量的注入，让人们看到了香港的希望。其中笔者最关注的就是“香港新方向”——这应该是一个在2019年香港黑暴事件后，主要由内地背景非土生港人（即所谓的“港漂”）组织的政治团体。他们希望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改变香港未来的面貌。张欣宇代表“香港新方向”出战新界北选区，成功当选立法会委员，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这样的新生力量加入，一定会带入新的议程，新的方式，新的方向，引入更多的效仿者，并一点一点改变香港未来的政治生态与版图。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