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 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 | 文化纵横_风闻

一个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过程

✪ 章开沅 | 历史学家

(应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亚太地区战争牺牲者追思铭心会、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国人战争被害者要求支援会、历史教育者协议会、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等民间团体联合邀请，章开沅先生于1997年12月11日前往东京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会与国际研讨会。以下为章先生在研讨会上的演讲，节选自《章开沅文集》第九卷167-170页）

(章开沅先生参加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 /《人物》杂志)

1995年是《马关条约》签订10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许多人都在为此作深沉的历史反思。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在千年以上的古老岁月中，充满着友好交往的甜美回忆。按照一些日本学者的说法，日本文化早期的发展中就曾饱含着中华文化乳汁的滋润。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又曾被几代先进的中国人奉为变法图强的楷模，甚至到现在不少学者仍把日本当作亚洲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成功范例。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事物的另外一面。历史的事实昭示，正是现代化的日本给亚洲邻国不断造成灾难，而首当其冲的便是朝鲜与中国。从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日本连续向中国发动三次大规模侵略：第一次侵占了中国台湾；第二次占领了中国东三省；第三次从华北打到华东、华南，乃至华中、西南，野心勃勃地企图一举灭亡中国。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曾经长期亲身经历日本侵华之苦。我们刚会唱歌，老师教的就是那首：“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我们刚会作文，老师出的题目就是：“给华北前线抗日将士的慰问信。”日本侵略者的可怕魔影，时时困扰着我们幼小的心灵。

1937年秋天，我刚刚进入初中，战争的烽火就驱使我汇入西迁的难民潮，离乡背井，远赴四川，开始了整整8年颠沛流离的穷苦生活。可以说，我的童年的金黄色的梦，就是被日本侵华战争粉碎的。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他们当今的少数衣钵继承者，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共存共荣”、“互相提携”乃至“大东亚共荣圈”等等“美妙”口号，对我们这一代人只能引起痛苦的回忆。

但是，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过去我一直不大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情况。这是因为我长期住在四川贫穷的农村，特别是在1943年以前，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几乎与世隔绝。其后虽然年事渐长，见闻渐增，但又苦于失学失业，为生存而挣扎于社会底层，自然也很难了解数千里以外的南京发生过的事变。及至1946年秋天进入南京金陵大学，这才对南京大屠杀略有所闻。但当时政府的腐败已经达到顶点，通货膨胀与物价飞升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我们这些大学生全心全意投入民主运动潮流，自然也顾不上深入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实际情况。

1949年以后，世界和中国的变化太大，随着日本的战败与和约的签订，人们对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悲惨往事，实际上已经逐渐淡忘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作为一个战争损失惨重的被侵略国家，以极大的宽容对待发动侵略战争而又失败了的日本。但是，有些日本人却未能真正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们不甘心于失败并且总是妄想重圆当年称雄亚洲、争霸世界的美梦。正是他们，千方百计推卸侵略战争的责任，美化当年军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一又一次重新揭开历史的伤疤，不断挑起国际性的争论。严酷的现实教育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也不容许篡改历史。而作为历史学家，更应捍卫历史的真实、历史的尊严。

当然，上述这些日本人毕竟是极少数，尽管是具有相当活动能量的少数。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因为他们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我有许多日本学术界的朋友，他们都具有高尚的学术良知。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战争期间曾经被迫参军侵华，当时还是天真无邪的青年学生，是被征召充当炮灰的幸存者。战争责任本来不应由他们承担，但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却使愧疚像梦魇一般终身缠绕着他们，每遇适当时机总要揭示历史真相，并且公开表明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歉意。我还有一批战后成长或出生的日本同行，他们虽然没有战争的亲身经历，但是也同他们的前辈一样英勇地挺身而出，为抵制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误导，为揭露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侵华日军各种暴行进行不懈的斗争，有时甚至受到右翼分子附有子弹的信件的威胁。

正是由于这些负面的和正面的因素的影响，我于1988年5月参与了纽约地区对日索赔会的发起与创立，并在旅美3年期间积极参加了该会组织的一系列捍卫中日战争历史真相的学术活动，包括1991年12月12日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举行的大型集会。在此期间，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保存的“贝德士文献”中，发现了一大批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改名“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档案文献，还有贝德士和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的许多私人函件，都如实地、详尽地记载着当年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暴行。可以说，直到此时，我才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贝德士是我在金陵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美籍业师，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其以后积极参与国际委员会的各项难民救援工作。由于他是国际委员会的最后一任主席，所以该会大批档案便保存在他家中，并于1950年随身带回美国。据我回忆所及，在我就读金陵大学的两年多期间（1946年－1948年），无论课堂内外，他都未曾向我们谈过这些痛苦的往事，虽然其间他曾先后出席过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一案的审理。我所记得的只是贝德士教授那肃穆而凝重的表情，仿佛在心灵上经常承受着沉重的负担。我想，任何有良知的人，在经过那惨绝人寰的浩劫之后，恐怕都会在内心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痛苦回忆。

战争本来是残酷的，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作为征服者的一方，更易于把平素隐藏着的兽性和各种卑劣情欲表露无遗。但正如梅汝璈这位国际知名的法学家所曾指出，南京大屠杀“狂虐残暴的程度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人们有理由追问：何以如此？

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日本的战争方针是以速战速决瓦解中国的持久抗战，侵华日军在南京的疯狂屠杀，其用意就正如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所说的：“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战斗意志。”

其二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长期军国主义教育，把日军业已训练成为忠于天皇和盲从上级的战争机器，而士兵仅有的若干人性在这部机器的飞快运转中已经消磨殆尽。因此，只要出征稍久，疲惫劳损，而纪律又稍有松弛，他们就会尽情宣泄无恶不作的兽性。

其三还有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根源。明治维新思想教父福泽谕吉率先提出的“脱亚论”，明确主张脱离野蛮落后的亚洲，仿效与追随先进文明的西方，并且用欧美国家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亚洲国家。因此，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就是侵略、压榨其他亚洲国家的过程，日本的富强之中饱含着亚洲众多邻国人民的屈辱与血汗。为了扩张所谓“生存空间”、“政治舞台”的需要，日本统治者更渲染种种传统神话，把大和民族吹嘘为优秀的神圣族类，承担着“解放”和“主盟”亚洲并进而争霸世界的天职。因此，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灌输形形色色轻蔑、敌视中国人民的思想，战争期间甚至公然把中国人民视为动物，可以任意烧杀淫掠。

以上这些原因，不仅说明了当年何以会出现南京大屠杀那样惨绝人寰的暴行，而且可以说明以日本至今仍有少数朝野人士拒不承认战争责任，因此更谈不上认真反省历史教训并向亚洲各受害国家人民道歉，而掩盖历史真相乃至歪曲、捏造历史乃是他们惯用的伎俩。至今，我仍记得贝德士在1938年1月10日一封信上说过的话：“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一个欺骗的宣传掩盖其罪行的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和国际委员会其他好几位成员，在繁忙的难民救援工作之余，逐日逐事诚实地记录日军暴行，不断地向日军提出抗议，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虐，伸张正义，谴责邪恶，而这些记录现今便成为本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50年后的今天，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战争的根源仍然存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战争在世界许多地区仍然连绵不绝，人类仍然免不了自相残杀，而迅速发展的高科技更不断推进这种残酷的程度与规模。因此，用历史来教育人民，唤醒亿万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并努力消除战争根源，乃是我们理应承担的时代使命。

​本文原载《章开沅文集》第九卷。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欢迎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