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可以说是人类千年的梦想_风闻

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很大程度是指工业化。

欧美国家自“二战”之后先后进入工业社会至今，再发展已经遭遇了瓶颈，短期内能不能突破天花板，乐观情绪只要持续超过50年，日积月累会不会在未来的偶一天再次爆发一场巨大的经济社会危机，谁也说不好。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彼此间联系比以往任何一个年代更紧密，更休戚相关。美国主动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意识形态）和突如其来的这次全球疫情大流行，暴露出一些新的普世价值观已经形成，任何人为阻碍世界经济与人文和平交流的国家政策，都会遭遇国际社会以及国内民众以不同的说辞或表现形式的反感，甚至是反对。2001年的恐怖主义袭击，并没有真正使一些国家清醒认识到其背后的根本动因。

今非昔比。我国近40多年的工业化很成功，促成的因素非常多。必然夹杂着偶然，努力伴随着幸运（包括新中国建国后头30年中的一些积累或探索，经验和教训），改变了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尽管我们尚离进入真正的工业社会还有一段距离，然而理解并适应工业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或许还需要30年。换个表述理解，既有追赶西方发展的雄心壮志，还需要有超越西方发展的理想信念，未来30年（新中国百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挑战之大，丝毫不亚于欧美。

创新发展从来很美好，只是从来没有浪漫过。消极的悲观与盲目的乐观，皆不合时宜。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提并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只能依靠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解决，这是由进一步推进我国工业现代化升级转型的必要紧迫性，以及社会变革具有的低速系统的复杂性总体决定的。

**工业化和工业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突出的是，主导整个现代社会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后者要表明的，则是一种独特思维方式局限下的社会生态 ——迄今为止人类主流的一种生活方式。

西方主流经济学始终很少关注这一点，倒也是有一些非主流的西方学者（他们自定义为“社会生态学家”）一直在强调说明这一点，他们的思考比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愿景稍幸运，只不过仍长期被冠以“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而已。

一个国家是否经由工业化正在或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显著标志，不在其非农业增加值在整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不是在提高，而是在于其国家内部依赖于农业直接产出生活的国民数量占比—— 是不是已经下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 —— 简言之，还有多大比例人口的日常生活直接局限于土地。

尽管欧美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比较早，且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不具有非常强的外部扩张性。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第一个迈入工业社会的国家是美国 ——它第一个实现了最小比例人口的生活被长期束缚在某一小块的土地上。 这也是西方世界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美国之所以能不同于欧洲列强，也不同于日本帝国的一个最显著的方面。

—— 如今，所有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就业人口占比，都已经下降到了5%以下。相应地，各国劳务和技术服务业就业占比在2000年之后都已在65%以上，美、日、德、英、法等经济国则达到了70%以上。由此，人们对经济事务以及经济表现形态的传统理解和认识已改变。

我国的工业化成就在2010年后不久，就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农业产出增加值下降到了一个低水平。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现代科技已经可以使农业生产力提高几十甚至上百倍，耕地面积早已不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最大制约是人们对后现代生产力内涵的最全面理解与最充分的运用。

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新中国的工业化早已不可能再依赖于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对外殖民与扩张。与北美、澳洲等国家总人口有限，人均占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或者说劣势，皆在于之前以土地赖以为生的人口太多了，被长期束缚在土地上的人数数量有多庞大，我们中国举世唯一，举世唯二是印度。

目前为止，我国仍有超庞大数量的人口生活居住在农村，“三农”问题叠加农村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由来已久的“三农”问题（城乡差别）极端重要性依然很突出。

任何对历史抽象的理解与记忆，所谓文化传承都要比亲身经历对一个人心智成长产生影响脆弱得多。

迄今为止，西方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一样，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悲剧意识却又如此淡薄。——  德鲁克（1909-2005）《不合时宜的克尔凯郭尔》

**工业化对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社会的改造或调整，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反响都要深刻，也更久远。在面对新的工业社会的现实时，人们甚至还不清楚20世纪的前半叶我们祖父辈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究竟发生过什么，根本上又是如何引起的。**与世界性的国家战争相比，“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的“文化大革命”离我们则更近。

然而，人们较少了解的历史与事实是：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在整个1960年代都很混乱。世界人口结构和人口动态的改变，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演变的背后，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促成这一切变化的 —— 海平面之下波涛汹涌的核动力源头便是工业化。

工业化进程在全世界蔓延和演变，消融着基于土地文明的一切行为习惯、流俗，道德判断。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两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比较，差距太大，太显著！工业化造就的经济威力诱惑力，史无前例。它足以冲破一切传统信奉的律法和道德，甚至可以让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从1848年至今，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伴随着世界各地工业化推进的成就与挫折，一直没有停止过。创新与延续，变革与继承，扬弃与肯定—— 如何启动或者可以加速推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整个社会还能保持优秀文化传承为基础总体稳定与和谐？一方求发展，一方求生存，一方要自由，一方要平等。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让人们不得不在进取中反思，反思中进取。

“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工业化在延续西方资本主义命运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也在改变着工业化自身的规模、强度、分布、自身系统性结构及机制。西方影响着东方，东方影响着西方，打打闹闹，若即若离，又彼此照应。

“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创举，成就了我国加速推进实现工业化 —— 避免了了盲流和流氓，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内卷，最大量的农业富余劳动力终于有了最为积极现实的去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领悟到：唯物史观内涵着无比顽强的生命力。

市场经济是布景，工业化绘就出后发展国家迈向现代化无比绚烂的图景。

**诅咒甚至抵制工业化非常不明智，甚至很愚蠢。否则，工人阶级便没有必要组织自己的政党，没有必要闹革命。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的国家路线之争，根本不在于国家要不要工业化，是最终落脚在国家（政府）要怎样全面认识工业化的利与弊，并正确驾驭工业化才可以使之造福于国家与全体国民。**直到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方国家内部的战争，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

工业化还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和桎梏，无论从物质，还是到精神，工业化进程或工业社会的到来都会让跨世代的几辈人欲说还休，欲哭无泪，百感交集，或压抑或释放，欲罢不能。在西方社会普遍进入工业社会之前，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就已经呈现。否则，便不会有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至1848年整个的欧洲的革命，不会诞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及其方法论。

而南北战争最大成果之一，是南方大量的黑人奴隶有望被从束缚着他们的土地上解放出来。据统计，当年美国南部大种植园主的豪富程度丝毫不比美国北方的资本家逊色，因为奴隶一律是被视为并被计算为大种植园主私人的财产，不能任由其自身任意地流动。

然而，**没有人能料到，从西北部欧洲最先开始工业化，到西方国家整体进入工业社会，历史还很漫长。不断的科技发展和进步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约束捆绑在一起，更让人分不清究竟是科技进步保佑了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催生了科技新的发展与进步。**便是下面这句话大概所要表达的疑惑：

*迄今为止，*西方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一样，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悲剧意识却又如此淡薄。 —— 德鲁克《不合时宜的克尔凯郭尔》（首次发表于1949年）

最先主动地系统性应对工业化带来社会麻烦的是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由此诞生。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一词由此固化成型，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并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推广开来。—— 但这些无不是在西方国家工业社会到来之前的工业化进程之中的应对。时过境迁，知识更新日新月异，技术进步相对缓慢，足以影响整个人类社会进程的伟大社会制度创举，无不是卓越的政治家、富有远见的企业家群体共同努力成就的结果。****

1960年代至今的半个多世纪，影响整个人类社会进程的伟大社会制度创举在西方国家很少见，突出表现为整个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内生性社会矛盾不仅没解决，而且近些年有越积越多，呈现恶化的趋势。

工业化进程本身，首先无法避免的是：

从生产资料到生活资料，从物力资本到人力资本，供求背离这一产业社会造成的负面恶果，已经开始从多样性物种消失，直接威胁到了整个人类的生存。

一是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中年大龄人口的结构性、周期性失业或隐性失业，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早已经超出传统家庭生活经济基础的范畴，大量失业人口的交替存在现已在西方社会造成诸多一系列大麻烦难以消除，社区到社会呈现无机化量子态愈演愈烈。

二是经济滞涨，发展既接近停滞，又通货膨胀，致使大量中产阶层人口一旦中年后失业、重病或收入锐减，则快速滑落到社会的最下层，严重冲击着社会整个中下层群体的心理和对人生未来的预期。

三是发达国家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社会老龄化趋势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老年人和儿童一旦遭遇大的公共卫生威胁或自然灾害风险，则首当其冲被牺牲，拷问着人类的道德底线。

四是全球范围贫富两极分化的鸿沟不仅未缩小，相反长年在扩大，持续诱发地区恐怖主义，大量难民外溢引发人道主义危机，时下的国际法秩序显得有气无力。

真正将工业化社会的巨大麻烦暴露无遗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它几乎是以最赤裸裸的方式，在人类即将进入工业社会之前急需要自行解决的工业化悖论呈现在世人面前：

各个国家的政治家们，以及一国之内各类现代社会组织的创新家们，要怎样全面认识工业化的利与弊，并正确驾驭工业化才可以使之造福于国家与全体国民。

“二战”后，有人再次将之归结于人性善恶的争论，有人则将之聚焦于政治与国家制度再设计。而欧洲和日本在战后的经济重建，将本来已经显露出的工业化危机再一次掩盖了起来。

当不少人还在争论何谓人类正义滔滔不绝时，德鲁克已预感到美国一定会参战，比美国参战从而战争最终结束更重要的课题是，战后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又当会如何？彼得.德鲁克是这一世纪之问的首发者，但他却无意草率给出最终的答案。

首先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旁观者”，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独立地观察他身处的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伦理与人类心理的诸多现有的理论，还能否解释得清楚。

结果是，不能。

德鲁克并不认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解释，但无疑他却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信奉的研究历史的方法与人类哲学思考的逻辑，就像当年的青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一样，首先搞清楚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工业化进程势必的结果，工业社会将到来。 —— 这一世纪新发现，归功于彼得.德鲁克。

更宝贵的是，彼得.德鲁克非常肯定，工业社会的麻烦将要比工业化进程中的麻烦还要大，还要隐蔽更严重。很大程度上，工业社会的大麻烦根本上不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至少不首先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在这一问题思考的起点上，社会生态学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独特的视角，殊途同归。

人类认识和理解自我，进而扩充到各类社会组织的自我认知与理解，与人类认识和理解自然界及宇宙的客观规律和本质相比，一样重要，一样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除非你能够身处其中，而又可以像德鲁克那样以一位“旁观者”的心态淡然其外，绝对是一种幸运。解释世界并不难，关键在如何改造这世界又不违背自然辩证法。自强不息，又懂得感恩，谦卑，知敬畏。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我们国家已经走到参与解决时代难题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