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国际到民主峰会：新加坡又遭排斥？_风闻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林任君  

相对于与社会主义国际成员恶斗的大风大雨，没受邀参加民主峰会，对新加坡来说简直一点涟漪也没有激起。

民主峰会的最大看点是中国没被邀请，反而是台湾受邀了。（路透社）由美国总统拜登大张旗鼓召集的首届“民主峰会”已经在12月9日隆重登场，举行了两天，但雷声大雨点小，扫描了主要媒体，没看到什么重要的成果，船过水无痕。

其实明眼人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峰会的地缘政治意图很明显，主要目的是缔造一个全球民主联盟，将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主要对手排除在外，加以孤立。峰会的最大看点是中国没被邀请，反而是台湾受邀了。

令许多国人惊讶的是，峰会邀请了110个国家和地区，一些被公认为不民主的国家也入选了，而新加坡竟然不在其中，有些人因此感到失落，对自己的国家“名落民主孙山”忧心忡忡。

但从大多数人的反应看来，似乎是好奇多过失望。今天的新加坡充满自信，早已不在乎别人的肯定——没受邀又怎样？有什么大不了？美国本身在许多方面的民主表现不也是很糟，远的不说，今年1月6日特朗普总统败选后，在美国最高民主殿堂国会山上演的冲突，不是对民主的最大讽刺和亵渎吗？“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研究所”（IDEA）刚在11月发表的《2021年全球民主状况》报告，不是首次将美国列入民主倒退的名单吗？

新加坡人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几个民主表现欠佳的邻国也入选了，尤其是最靠近也最熟悉的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还比新加坡民主呀？”某个群聊组有人以一种不屑和难以置信的语气质问。“那些众所周知的金钱政治、贪污贿选怎么说啊？还有种族政治，难道也符合民主精神吗？”

“但人家至少有政党轮替啊！”我故意和他唱反调：“反对党也有机会上台执政，轮流做政府，才是西方认可的民主。”可不是，马来西亚在野阵营希望联盟在2018年5月的大选中，一举击垮执政了61年的国民阵线，一夜变天，实现了马国破天荒第一次政党轮替，被形容为民主的伟大胜利。那年8月，新加坡一批著名的异议分子不就迫不及待到吉隆坡，向回锅首相马哈迪朝圣，赞扬马来西亚为“民主明灯”，并要求他将民主和人权带给整个东南亚吗？

而“民主留班生”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表现就很差劲了，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至今已经62年，不但没让反对党上台，还在美国人暗中支援他们时加以阻挠。1987年，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一等秘书亨德里克森（Hank Hendrickson）曾唆使一批本地律师加入反对党，参加1988年大选，不但答应暗中资助他们，还安排其中一人萧添寿到华盛顿会见其国务院上司。在那次会见中，美国答应萧添寿若被新加坡政府对付，将给予政治庇护。结果，新加坡政府在1988年公开揭露此事，声称亨德里克森的行为已经越出外交官允许的界限，将他驱逐出境，完全不给美国面子。

这是当年的外交大事，美国人当然不会忘记。

民主的主要指标朋友被我的反调唱得哑口无言，但其他人旋即七嘴八舌反驳了：马来西亚的“民主胜利”很短暂啊，希望联盟不久后就在“喜来登政变”中倒台；当选议员纷纷待价而沽，变成“政治青蛙”，在权钱交易下为了私利而随时变色跳槽；“后门首相”应运而生；更糟的是，在政党连续轮替中，新政府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取消或改变前朝签订的国际合约，造成国家的巨大损失……这是哪门子的民主？

我继续唱反调：这些“结果”很重要吗？美国人重视的是“程序正义”而不是“结果正义”。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形式，自由热闹的竞选过程，至于选举的结果是否会造成悬峙国会、立法僵局、社会分裂、经济停滞、少数人得利、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受损，那不是民主的主要指标。

我乘胜追击：根据这类指标，美国认为马来西亚比新加坡更有资格参加民主峰会有何不对？算了吧，反正不参加也丝毫无损我们的利益！别忘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与中国存在着主权或专属经济海域纠纷，邀请它们是明显的地缘政治考量。

本来以为这场争论到此结束，没想到群中那位一直冷眼旁观的高手突然发声了：“1976年人民行动党被社会主义国际踢出来，现在新加坡又不被美国邀请参加首届民主峰会，左右不逢源，怎么回事啊？再来搞一个不结盟运动吧！”

此人在群中被称为“百科”，看来没有过誉。时隔这么久还记得1976年那场沸沸扬扬的风波，而且与眼下我们被民主峰会排斥的事相提并论，找到一条贯穿的主线，呈现一个“新加坡在国际上经常两面不讨好”的视角，的确发人深省，让人佩服。

身为建国一代，我对此事是有些印象的，翻箱倒柜找到一些资料，尤其是那本尘封已久的1976年出版的“Socialism That Works……The Singapore way”（《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新加坡之道》），记忆就唤回来了。

人民行动党早期在与左派和右派政治势力斗争时，标榜的口号从“非共社会主义”逐渐演变为较明确的“民主社会主义”，上台后就以此为执政理念。因此，新加坡政府对“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简称SI）这个由各国民主社会主义和劳工政党组成、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组织是高度认同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就曾三次受邀在其常年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讲：1964年在布鲁塞尔、1965年在孟买、1966年在斯德哥尔摩。1966年，也就是新加坡独立隔年，行动党受邀加入了这个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国际政治组织。

这应该是新加坡执政党唯一参加过的意识形态性的国际组织，但行动党与SI成员的良好“同志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1976年，SI成员之一的荷兰工党突然发难，向新加坡提出多项严厉控诉，并动议开除它。这些控状包括：新加坡以极权主义政策和方法取得高速经济增长，行动党以不民主的手段控制政权、实行一党专政，在未经审讯下扣留并虐待政治对手，以及压制工运、学运、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等。荷兰的动议陆续获得英国工党和其他会员的支持。

人民行动党当然不甘示弱，立刻组织了一场全面反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庆瑞、内政部长蔡善进、职总秘书长蒂凡那等重量级领导人以及一些学者，纷纷从各自的岗位或专长发表长篇评论，驳斥对新加坡的各种控诉，其中尤以拉惹勒南和蒂凡那的语气最为尖锐苛刻。他们指责这场反行动党运动显示，SI已经受到“新左派”渗透，暗示它已靠向苏联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

社会主义国际的主席团会议于1976年5月28及29日在伦敦举行，行动党派蒂凡那赴会，为新加坡辩护。他携带了李光耀写的一封致SI总秘书的“退会信”，声明若荷兰工党的提案不撤销，新加坡就退会。结果提案没有撤销，新加坡宣布退会，但一般的说法都认为人民行动党是被社会主义国际开除的。

新加坡之道对新加坡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挫折，政府迅速展开宣传，将那些针对SI成员的控诉进行驳斥的言论、陈词、退会信以及一大堆附录集结成书，赶在该年8月31日出版，就是上面提到的那本《新加坡之道》，广泛发行，积极推广。

如今回顾1976年这件大事还是很有意义的。从事后这几十年的历史看来，它已经为日后新加坡与西方的一些有关价值观的论战埋下伏笔。《新加坡之道》的内容一再突出新加坡的特殊性，强调亚洲与西方社会的不同，指出社会主义具有多元性，不能全盘照搬欧洲的社会主义等等。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正在与本区域的共产主义势力展开剧烈斗争的新加坡，固然坚决抗拒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却也坚持不向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靠拢，而选择拥抱民主社会主义势力，投靠SI。但由于国情不同，尤其是新加坡还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无法完全采纳西欧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尤其是那种结合自由民主和社会福利的制度，因此坚持找寻替代路线，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主要的矛盾所在。

《新加坡之道》全书厚达268页，罗列了大量资料、数据，附上许多图片，对SI的种种指控一一做出详尽的驳斥，并指出控状所列举的一些政治压制措施，例如不经审讯扣留政治犯，其实是英国工党在当年统治新加坡时采纳的，而如今该党却倒过来支持这个提案，何其讽刺！

流露全书的是行动党对西欧同僚的“指指点点”的不屑语气。带头反击的拉惹勒南这一段不假辞色的话最能说明一切：“尊贵的各位有什么拯救新加坡的献议吗？我所能看到的是你们在将本身原来的豪宅大院搞得日益凌乱失序这方面才华横溢，请问你们要如何帮我们打理好我们的屋子呢？在我们看来，你们至今为止在要胁下给予我们的一切建议，只能给新加坡带来你们正对本身进行的那种大肆破坏。你们在这方面的建议和鼓动总是那样充满误导性，让我们意识到，尊贵的各位希望在新加坡看到的正是凌乱失序！”

这些论调是否耳熟能详？新加坡政府多年来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政府、非政府组织、媒体以及国际组织的指责或“忠告”时，常以这类观点和语气强烈反驳，数十年如一日，回应的内容因时因事而异，但姿态不变，基调也没有变：彼此国情不同、价值观不同，请不要将你们的价值观强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务实的，不执着于意识形态，我们懂得如何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我们相信的是有秩序和能够带来良治的民主，不是会造成政治僵局和社会分裂的民主。

美国人跟我们打交道或“交手”这么多年，对新加坡的这些态度应该早有体会。它心中明白新加坡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收买”的国家——不会因为受邀了，就在它指挥的“民主大合唱”中跟着齐唱或唱和声，与中国唱反调；也明白新加坡是个有原则的国家，不会因为没有受邀参加这种“务虚”的意识形态会议而对美国不满，从而影响双边关系。

新加坡不需要其他国家为它的民主打分。就像世界所有国家一样，我们的民主并不完善，肯定还有改进的空间。但平心而论，自第二和第三代政治领袖接棒以来，新加坡的民主已有长足的进步。

相对于45年前与社会主义国际成员恶斗的那场大风大雨，今天没有受邀参加民主峰会，对新加坡来说简直是云淡风轻，连一点涟漪也没有激起。

随着旧冷战的结束，当年曾一度如日中天的社会主义国际如今已日落西山，就不知道发轫于新冷战的民主峰会能够风光到几时？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