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宋某事件产生的一些联想_风闻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科类留学日本的，大多都对日本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五体投地。

2002年，我刚读硕士，接待了一位北大毕业又到日本东京大学读博的教授，他当时就有“日本人做学问不像中国……”的言论，一开始让我误会他不是中国人。他说“我现在就看重材料，材料一摆出来，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

我们老师很清醒，当场就说他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所谓“材料”，根本不是“客观的”东西，都是在各式解读中出场的，都自带理解，都是意义体或者意义的组合。甚至“材料”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特定的立场。

更重要的是，你所研究的问题，只要一提出来，其实就已设定了答案。

比如：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限定在被屠杀的人数上，因为确实无法确定被屠杀而死的人数，于是就只好得出结论说“一切尚待进一步研究”，进而连带着似乎南京大屠杀本身也尚待研究了。

再比如：你不去研究屠杀者的暴行产生的原因，却研究被屠杀者被屠杀的原因，再怎么客观，其实都在转移焦点，为侵略者卸责。

2001年，德里达第一次中国之行，在北大做了题为“宽恕”的主题报告。所谓“宽恕不可能被宽恕的才是宽恕”，一下子弄晕了在场一大拨学者。有一位老实人战战兢兢地提出疑问，问德里达“您所说的宽恕是否包括中国对日本的宽恕呢？”德里达没有直接回答，balabala绕了一大圈,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认为中国人要对日本宽恕。

我看了德里达的报告以及和诸学者的对谈之后，也是中了毒，也认为，紧抓着日本侵华不放，是不对的，应该向前看，更应该主动与日本和解。每次日本修改教科书，我都认为我们首先应该反思自己。

感谢十八大以来大环境的改变！我终于也能够对上述那些反思进行反思了！

更重要的是，我终于可以公开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了！

对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以及战后形形色色的军国主义余孽，所谓“宽恕”其实是一种范畴误用。

对它们，就是要打倒，就是要唾弃，就是要将仇恨永记心间，代代相传！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你自己不主动站出来讲正气、讲正义，它又怎么会突然间良心发现为你主持正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