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毛泽东：素未谋面，从不陌生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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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

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迅速火遍全国。

25岁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是的，后来成为举世瞩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毛泽东，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其实是关于体育的。

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一个人的精神是和他的体魄分不开的，所以“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他可以算作近代以来，第一个把体育锻炼上升到民族精神层面的人了。

只是这种认知和思考，就已经和那个时代很多人拉开了差距。

对于身体和健康，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

1917年，长沙有几个学生因病夭折，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大受触动。

他向大家大声疾呼：当世百科之学，无论在校学习还是自修，只有体之强者，方能胜任。

如果今日不为，他日将无以谋生。

他还认为，身体好并不只是天生的，更在于后天努力：弱者不必自悲，只要勤于运动，体质就会改变。

强者也不必自喜，滥用其强，经常嗜欲，身体也会变弱。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革命是干出来的，身体也是练出来的。

我觉得，毛泽东上面说的这些话，特别是“滥用其强，经常嗜欲，身体也会变弱”这几句，对当今的青年人来说仍然振聋发聩，非常有警示意义。

而颇为有意思的是，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还有一个人得出了看似截然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如果不改造人的思想，那么无论身体再强健，也不过只是麻木不仁的看客。

毛泽东发表《体育之研究》一个月后，这个愤怒的中年人，首次用一个笔名写了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也发在《新青年》上。

文章的名字叫《狂人日记》，这个首次使用的笔名叫“鲁迅”，这一年他37岁。

这大概是毛泽东和鲁迅，最早的一次人生交集。

毛泽东和鲁迅关于人的“精神”和“身体”看起来好像得出了正好相反的结论，其实根子里是一样的。

他们都想要改变民族的命运，国家的面貌。

他们都看重精神，鲁迅是要直接进入人的思想，直接击穿你的认知，并进而刺激着你自觉改造思想。

人都是有劣根性的，但当你跳出来，看到了自身所存在的狭隘、懒惰、自私，就不再是那个浑浑噩噩、麻木不仁的人了。

而毛泽东要大家锻炼身体的目的，也是为了振奋大家的精神，去进行革命。

没有奋起的精神，一切都会在疲乏、空虚中走向没落。

读不出他们底层里的这种“同质化”，就读不懂鲁迅和毛泽东。

1918年的这神奇一年，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一生会产生如此多的交集。

 2

鲁迅的文章，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被编入了教科书。

比如，1923年，由胡适等人校订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里，就选了鲁迅的《故乡》和《鸭的喜剧》。

据统计，民国时期各版本教科书，共收有鲁迅作品《聪明人和傻子和奴》、《雪》、《一件小事》等19篇。

到了建国后，对鲁迅的推崇更是一度达到了顶峰。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读者里有一个人叫：毛泽东。

毛主席评价鲁迅，开篇就是三个家，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这几句话最后进了《毛主席语录》，又因为这本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红本本，而变得家喻户晓。

所以那段时间，课本里基本上除了毛主席的文章就是鲁迅的文章。

几乎每篇文章都会在毛主席语录之后，引用鲁迅的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和“鲁迅先生说”几乎是一整个时代的口头禅。

有趣的是，有段时间，其实“先生”这个词汇也是不能用的。

因为，它代表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落后文化。

鲁迅破例享受了这个待遇，当时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个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

而毛泽东和鲁迅，虽然观点并不完全相同，确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同志。

 3

1932年10月，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他选下了台。

从那时起一直到长征的遵义会议，他都再也没能进入核心领导层。

原因是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武汉，毛泽东说打武汉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打南昌，毛泽东说也不行；打赣州，毛泽东说赣州也打不下来，赣州是铜墙铁壁。

共产国际觉得，给脸不要脸是吧，那就一边玩去吧。

这一次的挫折十分严重，连他的弟弟、弟妹、贺子珍都受到牵连，很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

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说，那段时间，鬼都不上门。

“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更可怕的是，长征都差点没把毛泽东带走。

一直到最后，掌握领导权的博古才提出“还是要带毛泽东走”，这成了博古在长征前后所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陈毅后来曾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1933年，冯雪峰到了江西瑞金，他是我们党文艺战线方面的重要人物和联络员。

在瑞金，他见到了正处于人生低谷中的毛泽东，两人不时会聊聊天。

有几次毛泽东对冯雪峰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

还曾不无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但没有见过鲁迅。

冯雪峰后来把这段历史，当面讲给了鲁迅听。

当鲁迅听到毛泽东说遗憾没有见过他时，也遗憾地说：我也不大了解毛泽东，过去只听说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想不到还是个学者。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

金庸写《笑傲江湖》的时候，很可能借鉴了这句话，所以小说里多次出现“我佩服的人有两个半”之类的说法。

但现在来看，这句话错的非常离谱，蒋介石和鲁迅加起来可能都没有毛泽东懂中国。

因为，只有毛泽东读懂了当时占绝大多数，沉默的，不识字的，困苦的农民，读懂了蕴藏在他们身上惊人的力量。

就像一个小小的原子，爱因斯坦第一次用公式揭示出了其中蕴含的惊人力量，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会释放毁天灭地的力量。

而旧时代的中国，每一个农民，都是一个小小的原子，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就拥有了改天换地的力量。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对前途很担忧，特地去武汉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了一段很经典的话：

中国有四万万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就被那些地主老财欺压，受尽了苦难，他们就是遍地的干柴，只要把火星子丢上去，那就是熊熊烈火。

但这个力量，蒋介石或者鲁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毛泽东曾经评价鲁迅的《阿Q正传》：表现了农民看重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但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有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的地方，这是因为未曾体验过农民斗争之故。

这个评价很中肯。据说，当鲁迅听到这个评价后，颔首微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4

冯雪峰作为联络员，在毛泽东和鲁迅之间，带了不少的话。

我原本以为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想到，就像一个连续剧一样居然还有个小尾巴。

很多年后，我在一个犄角旮旯里读到了这个历史的细节。

那就是，当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日本人那句“两个半人懂得中国”的话时。

毛泽东听了毫不以为意，哈哈笑了，沉思了一会儿又说：这个日本人很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这说明，毛泽东是真的懂鲁迅的。

1933年的时候，中央苏区曾经想过请鲁迅来担任教育部门的领导，毛泽东知道后，是反对的，他明确提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这个教育部门的领导，后来由瞿秋白担任。

而瞿秋白离开上海去苏区之前，曾经向鲁迅去辞行。

我们现在去看1934年1月4日的《鲁迅日记》，会发现有四个字：晚宜宾来。

其实说的就是瞿秋白（宜宾是瞿秋白的一个化名）去找他辞行的事，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瞿秋白走了二十多天，1934年的2月5日达到瑞金，担任了中华苏维埃的教育人民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突围长征，安排瞿秋白留下来主持工作。

但鲁迅还以为瞿秋白跟着长征了，1935年1月6日，他在写给曹靖华的信中说：惟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

这里的惟它就是瞿秋白，因为瞿秋白还有个笔名叫屈惟它。

瞿秋白曾经用这个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文章。

1935年6月19日，瞿秋白英勇就义。

鲁迅当晚喝了很多酒。

忘了说了，虽然本文标题叫《鲁迅与毛泽东》，但事实上，他们二人从未见过面。

但鲁迅和我们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却可以算得上是至交，甚至于两家人都经常相互往来，瞿秋白还曾经花大价钱给鲁迅儿子海婴买了一套进口的积木玩具。

而在上海形势严峻的时期，瞿秋白则曾经多次到鲁迅家里避难。

鲁迅曾送给瞿秋白一幅对联：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瞿秋白把它挂在家里的客厅中央。

在瞿秋白就义五天后，鲁迅在万分悲痛中写道：中国事其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为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

瞿秋白牺牲后，鲁迅耗尽心力为其联系出版遗作《海上述林》，因为在鲁迅看来：人给杀掉了，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只要有作品流于后世，瞿秋白就会一直活着。

这本书出版后，已经到了1936年10月，此时的鲁迅已经躺在了病榻上，他让冯雪峰把其中的一本送毛泽东，一本送周恩来。

很多人劝他修养或者去国外治疗，鲁迅说：我这样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都一样，多几年也是白活的。

5

鲁迅向来同情革命。

1931年，因为参与党的秘密集会，著名作家柔石、胡也频等被国民党杀害。

很多人噤若寒蝉。

作为党外人士的鲁迅却拍案而起，在巨大的愤怒中，冒着杀头的危险，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

毛泽东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代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柔石被杀后，鲁迅反复说：中国民族过去流的血实在太大了，但大部分血流的结果只是使中国增加了沙漠，很少带来改革的效果；我们现在是要使他们的血为了民族的新生而流。

又说：减少流血，不要希望于临末的反动阶级；革命者不是避免流血，而是要不怕流血牺牲又要看重自己血的价值。

11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才读到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难以想象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时怀有怎样的心情。

毛泽东说:我在陕北，晚上睡不着，我就读鲁迅的书。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我相信，毛泽东说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并不是什么虚话。

1936年，鲁迅在病重中授意冯雪峰写了一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这封信在反击托派主义的同时，也是对毛泽东作出了肯定。

毛泽东很喜欢鲁迅的诗:“万家墨面没篙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毕生都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而这首诗，确实能够代表毛泽东毕生的心境。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人时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但我觉得，毛主席这句话说错了。

他和鲁迅一样，都是中国的圣人。

而且，他比鲁迅更进一步，他更想要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变成圣人。

他曾经说过，四个伟大总有一天是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

而他教给大家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他毕生的奋斗，就是让更多的人去相信，去践行，去和他一起创建心中那个理想的社会和国家。

在那个社会里，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劳动最光荣，青年人是最有希望的，老人有智慧，妇女能顶半边天，每个人都是完全的、有觉悟的人。

从哲学的层面，他的最高理想，是要建立一个绝对平等，摆脱物质追求，思想不断纯化的新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摒弃了与生俱来的许多本能和劣质，不要剥削、压迫、痛苦、高低、优劣，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五讲四美三热爱，人人卫生健康。

每个人都能在这样的社会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毛主席的诗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人民都是最重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是尧舜，是英雄。

在知乎“到底谁是中国最伟大的人”的问题下面，被点赞次数、引用次数最多的一条评论是“人民说是他，他说是人民”。

但更让人泪目的是另一句话：

如果没有他，答案永远不会是人民。

成大事者，往往都会经历难以言说的孤独，因为他们思想太超前，常人难以理解。

老年的毛泽东，经常看书、看白蛇传看到泪流满面，我常想象他那时的心境：身边已无故人，满眼皆是回忆，一转眼已是百年身。

而更悲哀的，大概是身边人的离去和后来者的误解。

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人，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鲁迅

《三体》小说里，有很多震撼人心的名句，其中有一句，我觉得最能反映最真实的人性：

人类不感谢罗辑。

拯救了全人类的面壁者罗辑，被当成是疯子，暴君，在完成拯救使命的那一刻，要接受审判。

东欧剧变的时候，前苏联的国家推倒了列宁雕像，去年美国人民暴乱的时候，有人推倒了华盛顿雕像，深深觉得可悲。

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很不幸，这样一句话对毛泽东和鲁迅同样适用。

6

只可惜，后来的这些。鲁迅都已经看不到了。

鲁迅自己曾想去苏区看看，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行。

就在斯诺他们去了陕北几个月后，鲁迅逝世，这也就成了永远的遗憾。

鲁迅还曾对冯雪峰说：原来有过写红军的设想，但终于因为缺乏实际体验，不得不放弃了。

这可能是更大的遗憾了。

鲁迅生前最后一年，作家斯诺和医生海德姆一起前往了延安。

在他带去的皮箱里，有一根鲁迅捎给毛泽东的金华火腿。

关于这根火腿，我后来从史料中看到了很多不同说法，有的说是一根，有的说是两根，有的说火腿还没送到就被吃了，有的则说毛主席吃了这根火腿。

但无论怎样，当年鲁迅先生托海德姆给毛主席送火腿，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鲁迅、毛泽东的人生轨迹，靠着这一根火腿完成了最后一次交集。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

鲁迅的《日记》写着“星期”二字就中断了。

手稿摊放着，灯却亮着。

鲁迅先生逝世了。

他的一生都是在奔走呼号、投枪匕首的战斗中渡过。

上穷碧落下黄泉，只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

中国人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为了这个答案，他决心“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他要做“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要“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首先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的眼里所见皆是黑暗，内心里却满是光明。

日本思想家丸山升曾经这样说过，鲁迅和毛泽东一样，正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此才成为最彻底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

从绝望中望见希望，这才是鲁迅最强大的力量。

他是以燃烧的生命，给今天的我们以无穷的光与热。

鲁迅病逝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多年以后，当我们遇到困苦和不幸的时候，鲁迅文字间流动的智慧与勇气，会成为我们行走的参照，那些鲜活的思想像一直燃烧的灯火，照耀着不断摸索新路的人们。

鲁迅曾经写过：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

我说：遇见鲁迅，可以照见人生。

平生荆棘向前进，未死精神待后人。

我在书里查到，鲁迅逝世后的治丧委员会里有九人名单，包括了毛泽东。

刊出时，除了日本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外，所有的中国报纸都没有刊登毛泽东的名字。

但这丝毫不妨碍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甚至于在延安时候，就已经建设了影响巨大的鲁迅艺术学院。

建国后，鲁迅更是达到了一生荣耀的巅峰，成为了国民级别的“先生”。

我相信，如果没有毛泽东，没有党的胜利，鲁迅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崇高的地位。

但如果没有当年鲁迅对革命的同情，用自己的文字当作革命的武器，写下那些充满战斗力的文章。

他也不可能得到我们党如此的推崇。

历史，永远都存在着一个自洽的逻辑。

恰如，1935年11月，鲁迅给当时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而这句话，在今天，已然由历史得到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