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精日质疑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因为蒋介石政权跟日本右翼一样无耻_风闻

经人提醒，在宋某的五分钟完整版视频中两次出现了“解放之后的中国历史学家”，即建国之后的大陆学者。一次是说大陆学者随意选了一个笔记中的数字当做史料证据；另一次是说大陆学者胡编乱造了一个上下五千年。宋某无疑是攻击建国后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一塌糊涂，连常识都没有，大陆的学术服务于政治，为了宣传而编造档案。

宋某的恶毒和无知根本不值一驳，不过我们也可以从“解放之后的中国历史学家”这一政治意味非常浓的话语中反推知，在宋某的观念里，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文人墨客在治学上还是很严谨。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好死不死，南京大屠杀的主谋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丙级战犯）在其1983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攻击中国随意编造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人数，但引用的却主要是蒋介石政权公布的数据。（其实跟日本右翼没有任何讨论学术的价值）

（《“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出版，内部读物）

右翼分子田中正明一共引用数据十五则，在政治立场上可以分为国共双方，时间上以1949年为分界线。我仅将田中正明所列中方数据作以下分析：

一、共方的数据基本都在发布在1949年以前，建国之后数据田中正明仅引用了中国大陆教科书。所见最早的共方数据发布于1945年的《改造日报》，42万人。《改造日报》是一份针对日本战俘和侨民的报纸，其由中共地下党员陆久之（蒋介石养女蒋瑶光的丈夫）出面创办，汤恩伯任社长。因此，42万人可以算是抗战刚刚结束时国共双方都认可的数字。

二、1946年，南京地方法院检查处的调查报告称：“获悉本市被杀人确数，已30余万。其未及获得确切材料者约计亦不下20万。”被日军集体屠杀人数为294911（不是田中正明说的34万）。这成为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依据，在东京大审判和与谷寿夫的判决书上的都写着“三十万人以上”。由此，30万人是国民政府官方调查得出的下限。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共方及民主人士很快就在死亡人数为30万上达成了共识。1946以后，共方数据基本上不存在所谓忽高忽低的现象。至于我们历史教科书上30万的数据是如何来的，已经有太多人进行过分析，兹不赘述。

三、田中正明所引用的材料出处可疑。笔者未能逐条查证，仅举两则进行说明：“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历史系，1948年）几十万人”，众所周知此时还没有南京大学；“《工人日报》（1946年）30万人”，《工人日报》创刊于1949年7月15日，1946年可有同名报纸？至少，田中正明有捏造数据的嫌疑。

四、田中正明用以攻击南京大屠杀是伪造的所谓“证据”大多出自蒋介石政权所编战史，如果田中正明能够不弄虚作假，那么蒋介石方面的数据显然担得上忽高忽低。在败退台湾之前，国民党内部在数据上就有差异。南京地方法院的数据为34万，同年陈诚负责编撰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就变成了10万以上。此后，蒋伪军编撰的战史长期都把数字压在10万以上。但变化就发生在七十年代，1978年蒋经国《抗日御侮》增加到了20万人。1979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为30-40万，算是正本清源。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宋某质疑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原话：

30万人是没有数据支持，确实是这样，当时有很多，30万人是从一个人的笔记里面大概估计，也有估计3000的，有估计2万，有估计50万，有估计7万的，那最后解放之后这个中国历史学家找了其中一个人的话以30万作为南京大屠杀的数据，然后一直保留下来。

宋某的逻辑其实跟田中正明如出一辙，只是宋某不仅能找到比田中正明这个丙级战犯更离谱的数据，还把不严谨的帽子强行扣在了“解放之后这个中国历史学家”的头上。只要从上文我对田中正明所引数据的分析来看，蒋介石反动派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才是“落人口实”的始作俑者。可以说，精日比战犯还要反动，还要没有人性，还不讲事实。

蒋介石伪政权为什么在南京大屠杀的数据认定上暧昧不清？原因无非有二：

一、蒋介石在战争之后积极推动对日“以德报怨”，其目的是为保证国民党军队能迅速占领沦陷区，为此蒋介石放过了不少日本战犯。在清算日本战争罪行上不彻底，自然在认定日本侵略事实上也会择机打马虎眼。而在败退台湾后，同属第一岛链的蒋伪政权和日本政府相互亲善，蒋介石为巩固“邦交”更不会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去为难日本。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蒋伪政权被日本抛弃。于是在官方文献中就出现了30万到10万，再从10万变20万，20万又变30万的怪现象。如此大幅度地波动，蒋伪政权简直是把人命当儿戏。

二、蒋介石政府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南京保卫战打得非常糟糕，主帅唐生智弃几十万大军而逃，由于缺乏渡轮不少守城士兵溺毙于码头，而逃跑的国府官员也不止唐生智一人。

当时南京相当危急，因为上海已经失陷，日军正分兵几路向南京包抄。国民政府表面上留下唐生智作为卫戍司令，实际上已经准备全面撤退，先到武汉，然后到重庆。唐生智曾经慷慨激昂，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实际上也是随时准备逃跑。在这种情况下，有20几个在南京工作、教书、传教的西方侨民自发地组织起来，这就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杭立武参与了该委员会的筹备，但后来他也跟着国民政府逃走了。所以在日军进入南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没有留下任何一个官员处理沦陷后这些事务。（本来按照国际惯例，即令交战国，也允许原政府的官员特别是市政官员处理沦陷后的遗留事宜，作为事务性处理的人员或机构是允许的。）当时经过这些外国侨民的申请，国民政府已经预定留下一个曾留学德国的警察局长王国磐，但此人后来也跑了。这就是说南京沦陷后剩下的几十万难民没有人管，完全处在日军的枪弹、刺刀和暴行面前。——章开沅：《纪念南京大屠杀在中大演讲》

面对如此惨败，蒋介石在1938年1月22日的日记中称：“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伤亡逾6000人。”然而日本大本营公布的国军伤亡人数是86000人，无怪乎弃守南京的蒋介石要枪毙揭他短的韩复榘。国民党在不仅没能保卫民国首都，指挥一片混乱，而且对南京的居民极不负责，大小官员望风而逃。蒋介石以及那些国军的高级将领当然清楚自己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所以军方公布的数字一直都要远小于学界，对此田中正明不无讽刺地说到：“特别是中国方面提出的这些数字全部是非作战人员，不包括军人。这是因为，如果发表‘官兵被屠杀’，对国民政府军队来说，是极不体面的。”由此也不难解释国民党军方有意压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的政治动机了。

总而言之，仅从右翼分子田中正明的“分析”来看，搞政治操弄，把人命当儿戏并“落人口实”的显然是蒋介石反动派。反而是中国大陆一直都尊重东京大审判认定的“三十万人以上”的说法，没有大幅调整过数字。当然我们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历史取证方面比较滞后，民国时期的户籍管理更是一片混乱，中国大陆开始大规模着手整理相关史料其实与受日本右翼翻案风的刺激有关。

宋某言之凿凿“解放之后的中国历史学家”如何如何，把黑的说成白的，她一点都不严谨客观，而是流氓至极，散播历史虚无主义。而她的支持者们一边鼓励散播“曾参杀人”，一边攻击举报者，还自诩理性客观，号称学术无禁区，这帮无耻之徒跟学术根本就不沾边。孔子曰：“乡愿，德之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