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史》连载60——天文学的进步和灾异祥瑞观念的淡化_风闻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十三章 明清时代的无神论

四、天文学的进步和灾异祥瑞观念的淡化

从魏晋时代开始，日食的推算已经可以精确到某一日，于是隋代出现了日食不是灾异的议论。然而由于皇帝需要借日食神化自己，北魏孝文帝下诏，仍然要求日食发生时要减膳修省。宋代，宋徽宗为日食事再次下诏，要求仍然把日食当做重要灾异。这些诏书一面说明封建国家需要神学，一面也说明，人们对日食的敬畏心情在逐渐减弱。

明朝开国之初，正月一日日食，仍要停止朝会，如同犯了错误的儿子受了父亲责罚不敢再欢笑唱歌一样。

永乐十一年，又是正旦日食，礼部吕震奏请勿罢朝贺。这就是说，明代儒教已经开始不把日食当作重要的灾异表现了。不以日食为灾异，“当食不食”，也就是据推算应该发生的日食却没有发生，也不再被当作祥端：

永乐四年（1406年）六月，天阴不见日食，成祖不许表贺；

宣德五年（1430年）日食，阴雨不见。礼官欲朝贺，明宣宗不接见；

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一日，当食不见。礼官请求庆贺，明英宗不许。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月一日日食，阴云不见。礼官不再上奏求贺。

嘉靖四十年（1561年）二月，日当食不见，礼官不再奏贺。

上述情况表明，起初是皇帝不许贺，臣子还不得不奏请。后来，连臣下也不再奏请了。明朝君臣对日食重视的程度，降到了古代社会所能达到的最低点。

明朝中期，王廷相坚决否认灾异祥瑞观念。他认为，日月薄食，彗孛星变，历家可以推算，是天道的一定行度，和君主的政治没有关系；至于“物怪灾异”，是“物理感怪气而化，阴阳值戾气而变，自适然尔”。把这些说成上帝对君主的警告，是对天的诬蔑：“诬天之甚”。

由天文现象推广到其他灾异现象，王廷相说，假如上帝真的有意惠民，天的威灵无处不行，无行不胜，为什么不直接处罚那些作恶者，却要用水旱虫螟等等灾害来警告君主，使百谷不成，百姓冻饿伤死，先杀了许多百姓呢？天决不会笨拙到如此地步。他只主张把修德作为敬天畏天的实事，而把讲天人感应者称为巫史的行为。

明朝后期万历年间，精通天文学的儒者邢云路著《古今律历考》，批评刘歆把历法数字依附《易传》的所谓天地之数，大衍之数，从而神化历法数字。他批评唐代一行把当食不食当做皇帝的德行感动上天是阿谀之词。批评宋儒者把本来是由阴云遮蔽的日食，也当做皇帝的德行感动上天。

邢云路对以前历法问题上的神学现象进行批评，是古代天文科学的进步，也是无神论观念的进步。

不过邢云路的批评仅仅限于个人意见，而未能成为国家行为。在中国古代，也不可能变成国家行为。

明代历史上，也曾有过特别重视祥瑞的时期，但都时间不长。祥瑞灾异观念的大体趋势，仍然是走向衰落。这个趋势一面与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关，特别是天文学的进步，使历法的推算不断臻于精密；一面也与社会历史本身的发展相关。长期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祥瑞、灾异的真实面目。

五、天文学的进步和改元、改历热情的降温

到明代，灾异祥瑞观念的淡化除表现在对待以日食为代表的灾异祥瑞观念上，还表现在“改元”热情的减退。

古代历法的实际作用和现代没有区别，首先是为了授时，但在儒教中，授时也是为了“钦若天道”，即追踪和描绘上帝的行事方式，以便照上帝的意志，安排四季、每月甚至每日的工作。汉代，在儒教初创时就认为，新受命的帝王一定要“改正朔”，“推本天元”（《史记·天官书》）。到西汉末年，夏贺良甚至希望用改元的方法表示重新接受天命。然而实际上，不仅新受命的帝王，继体之君也都要改正朔，推本天元。甚至一个皇帝在他的任期内也要多次改元，以表示重新接受、或不断接受天命。许多次改元，都是由于碰上了重大、或较为重大的祥瑞事件。

到了唐代，改元次数最多的是武则天。武则天正式做皇帝21年，年号就有17个，几乎是一年一改元。皇帝任期大体相当的唐太宗，在位23年，只有一个年号。然而贞观之治却是被人称道的优良政治时期。日益增多的历史事实使人们看到，改元没有必要，而且未必真是接受天命的象征。武则天和唐太宗相比，上天未必就特别锺爱武则天。

从宋代开始，就有人质疑改元的必要。孙甫作《唐史论断》，三次论及改元的事。说古代没有不断改元的事，只是新君即位，定下元年，以便记事而已。改元的事，是汉文帝听信方士的话，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后来改元的未必就符合天心天意，甚至改元以后灾异增多、政治混乱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到了元代，吴莱作《改元论》，重申了宋代孙甫的意见，认为古代没有改元的事，改元是后来才发生的无益之举。

明初，和宋濂齐名的王祎作《改元论》，重申孙甫、吴莱的意见，认为古代没有改元易号的事，仅以称王受命之年为元年而已。不改元，说明这件事并不重要。他更详细地考察了古代纪年的情况，认为改元就是从汉代的文帝、武帝开始实行的。说他们既然已经把即位称为元年，后来又要改元，那么，这新改的元还能称为元吗？而且不仅改元，还要重新给年命名：“不惟改元，而又名年，以建元记注，繁芜莫之胜纪。是以弗可革矣。”

王祎的议论在明代发挥了作用。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直到明代终了，每个皇帝都只有一个年号，以致我们可以用他们的年号来代替对他们的称呼。如洪武、永乐等等，而不像以前用庙号或谥号，如武帝、高祖等。

与改元相关是改革历法。中国古代改革历法次数之多，热情之高，为古代各国所罕见，其中体现改元受命是基本原因。明代对改元的热情降温，就影响到改革历法的热情也随之降温了。

中国古代历法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推算日月交食，以便探知上帝旨意，预测人事休咎。既然对日月食的灾异祥瑞观念淡化了，对改历的热情也就随之降温。明代二百多年中，实际上只是一部历法，一用到底。这一面是由于宋元时代数学历法的进步。由郭守敬编制的历法，在当时的数学和测量技术的条件下，已没有多少改进的余地。明代也时常有人要加以改进，但都没有重大进步。直到明代末年，用西洋方法改革历法，然而成功后不久，明代也灭亡了。

改元和改历热情的降低，说明整个社会思想在这一领域，对以祥瑞灾异为特征的天命观念的淡化，因而也是无神论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