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疫情为什么会在上虞“破防”_风闻

文 | 陶魏斌

杭州和宁波镇海两地之间，上虞恰好处在中间，浙江本轮疫情的中心就在此地。

12月15日，这座疫情前存在感并不强的小城发布公告，将城内5个区域升级为高风险地区。

截至昨日24时，自12月7日以来，绍兴全市累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184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其中病例181例和无症状感染者1例都在上虞区。

最新的数据是，到12月15日21点，绍兴市新增确诊病例41例，均为上虞区。

浙江省委和政府一把手主要领导均已亲赴上虞督战疫情。

同时，疫情一线指挥官也火速调整。最新消息显示，绍兴市副市长陶关锋，已兼任上虞区委书记。53岁的陶关峰去年6月，刚从上虞区委书记任上调至绍兴市副市长，此次属于火线救火。

而今年8月，刚从绍兴市另一县级市诸暨市市长的位置上，调任上虞区委书记的“76后”胡华良已被解除指挥权。

**上虞的硬仗还在继续。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夏时畅今天称，“目前（上虞）需要隔离的人大概是在15000个左右”。**作为对比，他称赞“本轮镇海疫情中，政府部门采取防疫措施非常快、落实非常实、非常细，人民群众高度自觉。”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显然，在专家眼里，上虞在疫情初期的表现并不“合格”。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绍兴经济的四小龙之一，全国百强区县排名前列的上虞，在此前疫情来袭时，为何会轻易被破防？

上虞在哪里？

即使是在绍兴，上虞的存在感也并不强。

在外地人眼里，绍兴的代名词是“鲁迅”、“黄酒”，最多加一个“中国轻纺城”——很多人可能连四大美女之一西施的出生地，“诸暨”也没有听说过，甚至不知道其实也是属于绍兴市。

事实上，在绍兴区域，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甚至原来的绍兴县（现改为柯桥区），在绍兴都有点像“联邦制”的感觉——各个区县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语言、经济发展路径。

你很难想象，同在一个市，上虞人、诸暨人、嵊州人、新昌人还有柯桥人，如果坐在一起用当地话聊天，每个人都会觉得特别费劲——要知道绍兴本身区域并不大，8000多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也才527万多。

绍兴大部分地区并不靠海，只有上虞有一部分区域在杭州湾，上虞人的母亲河叫曹娥江，连通钱塘江，曹娥江是浙江省的第四大河，河的名字来源于东汉时期的一个孝顺少女——由此也可见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取向。

此前上虞疫情的“原点”，也正是来自当地一场“白事活动”，俗称“豆腐饭”。来自上海、杭州的亲友聚在一起，最终造成了疫情的扩散。

同是绍兴人，对于上虞的认知，可能也只有“女儿红”黄酒，夏天的盖北葡萄，可能还比不上诸暨的珍珠、新昌大佛、嵊州炒年糕来得印象深刻。

毫不客气地说，以普通市民的存在感来说，上虞对于绍兴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存在。

百强上虞的家底是什么？

上虞的发展其实非常具有“绍兴特色”——以轻工业和商贸带动制造业发展。

改革开放前，上虞本质上属农业大县。统计年鉴记录，在1978 年，整个上虞市的工业企业只有318 家，主要是纺织、轻工、食品、建材等行业，企业规模都很小，属于“低、小、散”的状态，工业增加值占全县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22.3%，远远低于全省38%的水平，更低于全国44.3%的水平。

但后来，历史给了像上虞这样的城市发展机会。

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像中国东部其他的沿海城市一样，“突飞猛进”成了上虞发展的形容词——上虞只用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很多发达国家经历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日本50年以上，韩国60年以上，德国与加拿大约80年、意大利约100年）的工业化进程。

在2003年，上虞实现了人均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增长到3000美元的跨越，即由1994年的人均约993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人均2938美元。

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是水到渠成的话，那么上虞的工业化进程却是高度压缩的。

2013年，上虞医药化工和轻工纺织两大行业产值占规上产值比重达44.5%，利税占比达到49.3%，乡镇经济仍以伞业、劳保用品、童装等传统块状为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同时，产业链条较短，并且多为加工制造，中间产品和低档产品为主，附加值和利润率较低。特别是传统产业块状存在散而不优，企业多而不强。

当年在上虞企业界流传着十把崧厦伞不如一把“天堂伞”，整个汤浦铜管企业不如诸暨“海亮”一家企业，整个的丰惠袜业不如义乌的“浪莎”、“梦娜”一个品牌的说法。

这并不是笑话。**上虞的崧厦被称为“中国伞城”，年产各类成品伞6亿把以上，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雨伞都来自于这里。**但你可能听说过“天堂伞”、“蕉下”，但估计都不知道崧厦镇，事实上“中国伞城”崧厦镇，也并没有诞生家喻户晓的全国知名的雨伞品牌。

这是绍兴地区轻贸产业的发展模式带来的尴尬时刻——就像诸暨的袜子产业，嵊州的领带产业等等，有产品，有工厂，但没有品牌。

加之化工、医药产业的特殊性，给上虞的节能降耗、安全生产工作带来了极大压力，2010年前后，超过家有生产、经营、使用、储存化工产品的企业，给上虞的安全监管造成极大压力。

显然，“高投入、高消耗”甚至“高污染”，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能持续。

18家上市公司撑起三分之一收入

一份来自上虞区财政局局长杜永刚的报告，显示了这个80几万城市的“为难”——而这也是中国类似上虞这样的城市当下面临的共同困境。

这份向上虞区人大常委会的报告透露，刚刚在去年GDP破千亿的上虞，今年上半年已经实现财政总收入112.44亿元，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6.00亿元。

其中二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业实现全口径税收68.06亿元，增长41.7%。18家上市企业（不含锦盛新材）实现全口径税收30.37亿元，增长71.6%，占全口径税收比重为30.3%。

也就是说，整个上虞区工业税收基本上一半来自18家上市公司，这18家上市公司的税收同时占到全口径的将近三分之一。

从目前的财务数据来看，上虞的上市公司多数处在200亿以下的市值，去年营收过百亿的仅有5家企业，净利润最高的是化工企业浙江龙盛。

和中国另一些地方政府一样，财政收入相对单一的小城市，地方债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眼下即使是二线热门城市，也面临土地财政的挑战，而像上虞更是很难依靠土地收入来持续投入建设。

根据上虞区财政局公开的报告显示，上虞区2020年债务决算数为165.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43亿元，专项债务122.7亿元。

而2020年，整个上虞区的财政总收入刚刚突破150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3.69亿元。

至202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66.08亿元，2021年根据债券到期情况，在一般公共预算中安排一般债务还本11.52亿元，在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安排专项债务还本12.74亿元，还本资金通过申请地方政府置换债券再融资解决。

缺钱的情况下，想办法搞到钱成了重要工作。

财政局的报告的总结为：****“要素争取积极有为”。

今年上半年，上虞已争取到各类上级资金53亿元，其中，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28亿元，占2021年度绍兴全市比重28%，排名全市第一；再融资债券12.5亿元；当年转移支付资金12.1亿元；体制结算财力补助0.4亿元。

在报告的最后，这位财政局长向人大坦率地说：

上半年财政收入两位数的高增长，既有经济恢复性增长和工业生产者价格上涨因素，也有去年的低基数和年初税收余粮因素，下半年要连续保持高增长压力较大。从支出方面看，隐性债务化解、“1+9”政策兑现、“三保”支出等刚性支出持续增长。

“政府过紧日子、预算绩效等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同时，报告还提出了下半年的财政举措，其中有一条是“坚持铁心过紧日子，精准支持重大决策”。

通俗讲，就是要求大家勒紧裤腰带，钱要花到刀刃上。

报告里，财政局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比如：

深化节约型机关建设，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

更新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标准，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租赁修缮经费。

强化同类型项目的跨部门统筹整合，实现共建共享。

严格控制节会、展会等会议活动和一般性宣传经费，确保“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办公费、委托业务费等一般性支出压减达到上级要求。

看上去每一条都有具体的指向，并且具有可操作性，显然政府真的到了要过“紧日子”的时候了。

在疫情发生初期，不可否认地方一些主要领导的重视力度不够，措施不够果断。同时，也是对小城上虞城市治理的一种考验。

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双重压力，让原本看上去井然有序的上虞，一下子失去了取舍和判断的能力，所以疫情的破防也就成了某种必然。

2020年，上虞经济属于绍兴地区率先“复苏”的区域之一，但明显如何找到新的增长动能，或者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却还是一个未知数。

于是在这个时候，“75后”的主要领导到岗，“发展”无疑是破题的第一任务——事实上，疫情当前的犹豫或者说侥幸心理，就是来自于对发展道路的迷茫和信心的不足。

而此次上虞疫情，让原本就遭遇下行压力的地方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或许明年开年上虞的上市公司年报会告诉我们，在2021年的年末上虞经济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