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放开为何人口净增创新低? 20年前奇文精准预测今日变局 | 文化纵横_风闻

✪ 李建新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原载《人口研究》，作者授权原创发布)

【导读】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相比2019年全国人口净增204万，创1962年以来的净增新低，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有论者言，我国或很快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实际上，人口增长率的变化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的人口结构与国家发展，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之大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专注人口研究30余年，尤其关注中国人口转型和结构变化。**在这篇发表于21年前的文章中，他预测到今天的人口变局及问题特征，明确提出21世纪初是稳定低生育水平和生育政策平稳过渡，从而与适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最佳时机。**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1960年代初期以及80年代至90年代是我国“三大生育高峰”，但在计划生育国策调控下，2000年左右，第三次生育高峰已趋于尾声。

他认为，如果在2000年左右就推进生育政策平稳过渡，将使人口结构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理由如下：其一，他当时预测202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老化的分界线，为降低社会总抚养成本，需在2000年左右提前20年做出政策调整；其二，自计划生育施行以来，我国生育境况形成了城乡二元格局，如果在2000年起就推行二孩政策，有助于改善城乡二元体系；其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将发生根本转变，在观念转变之前，进行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才能避免人口的结构性塌陷。

**本文原载《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原题为《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最佳时机》，由作者授权原创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最佳时机

20世纪90年代，我国人口进入了一个低生育水平阶段，尽管不同学者专家对90年代以后的生育率数值估计有所不同，但普遍认为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并认为目前总和生育率徘徊在1.8-1.9之间。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这一“决定”无疑是指导我国今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人口学自身来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既是继续强调控制人口数量也是兼顾调整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的生育政策决策。因为稳定低生育水平首先是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水平，是一种遏止人口继续增长的生育水平；其次，稳定低生育水平是稳定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1.9的水平，而不是继续追求更低的生育水平，这样就避免了一味追求生育数量越少越好的倾向。21世纪之初，是稳定低生育水平和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良好时机。

▍ “三次生育高峰”与平滑年龄结构的最佳时机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从60年代初“自然灾害”的恢复性增长到持续的高生育率历时了十多年的时间。由人口的周期性规律我们知道，60年代“高出生期”的孩子从80年代起进入婚育期，并持续到2000年左右。**我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增加，到1992年达到1.24亿的最高峰。**1993年这一人口开始下降，到2000年生育旺盛期的妇女降至1.02亿左右，而且还将继续下降。虽然到2010左右还会略微回升，但年龄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1995年20-29生育旺盛期的妇女人数占女性总人口的20%，占育龄妇女（15-49）的49.3%，近一半。2000年以后，两项指标分别降至15%左右和30%以下。如2001年20-29岁女性人口占育龄妇女的28.7%，2010年为28.1%。**可见，第三次生育高峰进入2000以后已趋于尾声。**因此，如果说现今严格生育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削平“第三次生育高峰”的作用的话，那么生育高峰的完结也就意味着削峰作用的完结。从人口自身年龄变化的周期来看，选择21世纪初期进行政策平稳过渡、稳定1.8-1.9的生育水平是避开再造生育高峰，平滑年龄结构的大好时机。

▍ 放缓劳动力人口过速老化的最佳时机

如果说人口老龄化是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下降而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么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则与我国的计划生育直接有关，中国人口迅速的老龄化必将给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从社会总抚养比的变化趋势上看， 总抚养指数从90年代起一直是呈下降走势，并在2010-2020年到达最低值 。按65岁标准计算，总抚养指数在40-44，也就是说被抚养人口数占劳动力人口总数的比例不超过45%。从理论上讲，总抚养指数越低，社会负担越轻。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我国发展的黄金时期。2020年以后，总抚养指数呈上升趋势，并且政策实施的越严（如一孩生育政策），指数上升的越快。因为新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口将会越来越少，弥补不了退出劳动力年龄的人口。

从未来劳动力数量和老化的变化趋势看，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会一直增加，到2020年左右达到最大值，增加到9亿以上。2020年以后劳动力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人口预测中方案（城市终身生育率为1.7，农村为2.0，相当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方案）下降的比较平缓；而低方案（城市为1.2，农村为1.6）下降急速，同时劳动力人口迅速老化，表现在青年劳动力人口（15-29岁）的比例下降，而老年劳动力人口（45-59岁）的比例增加。两个方案的变化趋势虽然相同，但无论是劳动力人口总数还是劳动力人口的老化速度，其变化程度都不同。显然，继续实施严格的现行生育政策会使未来人口老化、劳动力老化和劳动力人口的缩减更一步加剧。实际上我们看到，到2020年左右为止中国劳动力人口无论哪种生育政策都将会增长，并且在规模上相差不大，这是因为这部分人口的绝大多数已经出生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和市场经济必须在10年以后接受9亿劳动力人口规模这样一个事实。而对2020年以后的劳动力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今天的生育政策必须作出回应。

可以说2020年左右实际上是我国人口老化和劳动力人口老化的分界线，各项指数（总抚养比、老化系数、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等）或变化加剧（低方案），或变化减缓（中方案）。 人口运行的长效和周期性规律使我们必须在现阶段就应着手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问题如劳动力人口的急剧减少和劳动力人口的加速老化。因为2000以后出生的人口在2020年以后才能进入劳动力人口，影响那时的数量和结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行生育政策（城市为1.2，农村为1.6）从2000年或2000年头几年起进行平稳过渡是明智的。

▍ 保持政策连续性、平稳性的最佳时机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严格生育政策，80年代中期，该政策在农村地区有所调整，允许一对夫妇可以生育1.5孩子左右。从80年代起，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就开始规模性出现了，尤其是在城市和发达的农村地区。如果说一孩政策的出台，是国家为控制人口数量不得不为之的短期政策，是一代人为国家利益不得不作出牺牲，那么一代人之后既2000年之后政策的平稳过渡就必然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从2000年开始，1980年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将陆续进入他（她）们的婚育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的男女青年成婚。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条例，对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基本上都允许加间隔生育二胎。对一些农村地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也允许生育二胎。2000年以后城市和那些实施一孩或一孩半政策的地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口符合两孩生育政策，对他们实施两孩政策实际上是现行生育政策的延续。**因此，2000年开始或2000年头几年开始实行现行生育政策的平稳过渡既可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同时也是消除城乡生育政策二元结构的大好时机。**过去由于城乡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别，形成了城市紧（一孩）农村松（一孩半）的二元生育政策结构。到2000年以后如果城市按现行政策自然过渡到二孩政策而农村依旧保持不变（一孩半），不仅出现新的二元格局，即城市松（二孩）农村紧（一孩半），还可能会引起农村计划生育的混乱，影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现行的一孩或一孩半政策向二孩平稳过渡，一方面可回升一部分人口的生育率，从微观上讲也可避免“四二一”家庭结构的迅速出现（城市和部分农村地区）。另一方面，利用这个契机，调整政策也是对那些计划生育工作较差的地区提出新的要求，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达到人口数量控制与年龄结构调节并举的目标。显然过渡为二孩的生育政策是消除城乡二元政策、兼顾数量与结构的“双赢”政策。

▍ 生育水平可逆可调的最佳时机

人口生育率转变的理论一方面描述了人口生育水平转变过程（如人口转变三段论、五段论等），另一方面也对这种转变做了深刻的解释。美国人口学家伊斯特林在其论著《生育率革命》中指出，生育率转变是通过现代化因素（教育水平、城市化等）、文化因素（信仰、生育观等）等作用于生育控制成本、孩子需求和孩子供给三个核心变量而实现的。从形式上看，生育率转变是由高出生率转向低出生率，但实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社会的多育文化向工业社会少育文化的变迁，是生育价值观念的转变。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现实告诉我们，一旦完成了生育率实质性转变，生育率水平的逆转变（即从低水平转向高水平）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在积极推行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但却毫无效果。我国过去是一个多育文化浓厚的农业人口大国，“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生育观念根深蒂固。从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以来至今，我国生育率转变从形式上看已经由高水平转向了低水平，但是生育观念还没有发生革命性的转变。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生育率转变存在着不稳定、不彻底的特征。许多地区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靠行政制约措施。正是因为如此，不少专家学者担心现行政策调整有可能再次导致如同1984年的生育率反弹。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但必须看到正是我国生育率转变这种不彻底性，才使得我们调整政策成为可能，生育率转变的不稳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一些学者鉴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主张再严格实施现行政策几十年，然后再调整。事实上，这种认识既忽略了生育率转变的不可逆性，又夸大了计划生育的作用。**实际上随着生育率的根本性转变的完成，计划生育对生育行为的调节作用将会越来越小。**未来用生育政策来刺激回升生育率水平，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今天多数学者和机构预测的中方案都使生育水平一直保持更替水平左右（如联合国中方案总和生育率为1.9）不变，这种设想恐怕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随着我国未来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迁，生育观念的转变从而生育行为的转变也将必然的，生育率下降的水平也许会大大超乎今天的预料，不可能一直保持更替水平。

从发达国家如日本的生育率变化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日本是战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国家，也是生育率转变迅速的国家。1948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为4.40，1957年降至2.04，其后近20年一直在2左右，1975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91，1992年降至1.50，1997年总和生育率更是降到了1.4以下。日本生育率从7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了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即生育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由教育水平和抚养子女成本的提高转变为晚婚晚育和终身不婚比例的提高，例如日本女性25-29岁的未婚比例由1975年的20.9%上升到1995年的48.0%，同期男性30-35岁的未婚比例则由14.3%上升到37.3%，男女终生不婚比例1995年则分别是8.92%和5.08%。尽管日本政府期待生育率下降放慢，鼓励生育，但却无法逆转这一趋势。

如今我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一些农村发达地区生育率水平极低，总和生育率甚至不到1（如上海），这些地区不仅抚养孩子的成本高而且生育观念也基本完成了转变。可以想见，随着城市、农村婚龄的提高、丁克家庭的出现和终身不婚的人群增多，延缓生育率急速下降将成为不可能。事实上即便是现在，在城市和一些发达的农村地区鼓励生育二胎，也不可能回升到二胎。**因此，在生育率观念还没有彻底转变之前，适当地放松行政措施，使调节生育水平的计划生育有效发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调控生育水平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失去意义。**如果说前面所论述都是政策调整过渡的有利条件，那么这一节所论述的则是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2000年或2000年头几年是我们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绝好时机，这一点应是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可忽视的。

随着21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社会变迁将是巨大的，而这一切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对个人生育观念、生育行为。一些意见认为可以随时随地用计划生育来调节人口的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事实上既是对政策科学的认识不足，也是主观意志的表现。新世纪之初是政策平稳过渡和调整的难得的、不可错过的、绝好的时机。

本文原载《人口研究》2000年第4期，原题为《稳定低生育水平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的最佳时机》。 文章仅代表 作者本人观点，欢迎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