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外交之友好往来记忆（上）_风闻

司马文森（1916～1968.5.22），福建泉州人。

1931年参加“互济会”，1932年参加共青团，任特支委员会委员，1933年加入共产党，任中共泉州特区委员会委员。

1934年参加“左联”，1937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救亡日报》工作。1938年任广东文学会理事。

1939年-44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任中共桂林统战工作组委员，1941年创办《文艺生活》月刊，任中共桂林文化支部书记，1944年任中共桂北工委委员，领导抗日武装。

1946年任文协港粤分会理事，香港文协常务理事，香港达德学院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顾问，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委员。

1949年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成立大会，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开国大典。

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中共港澳工委委员，第一届广东省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兼社长，中共华南分局文委委员，华南文联常委，中央电影局香港委员，华南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理事，中南文联常务理事，中南作协常委，中国新闻社理事，“三联办事处”主任。

1955年后，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文化参赞，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1968年5月22日，司马文森因抗战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被肇事者摧残至吐血、心肌断裂亡于国务院部委办公室，终年52岁。（1980.12.08，证人左洪涛出席中国大庭审的证词）1970年6月国务院指示下达外交部：为司马文森同志举办追悼会， 8月14日安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文化和海水一样是交流的，海洋之大，茫茫无际，海水随着风波流转，而东而西，彼此交流，撞击，影响，这是整个世界的趋向。”

—— 司马文森 1943年

 艺术交流硕果累累

父亲司马文森在从事文化外交工作的十几年间，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凝结着他大量的心血，为中国和派驻国的文化交流作出贡献。他联系的中国和印尼艺术交流规模比较大的有：  

01

1956年，应印尼-中国友协邀请，华嘉领队的北京杂技艺术团到印尼四大岛七省份的雅加达、锡江、峇厘、陵巴塘、泗水、玛琅、三宝垄、梭罗、日惹、井里汶、万隆、棉兰、巨港、楠榜等城市访问三个多月，演出81场，观众数达120万人次（含为筹募建印尼民族纪念碑资金的义演）。

艺术团先后在总统府及总统行宫演出三场，苏加诺总统均出席，并为艺术团举行欢送宴会，赋予民间交流活动官方色彩。

02

1961年随陈毅外长访问印尼，签订两国友好条约及文化合作协定，民委副主任萨空了率中国艺术团90多人在峇厘、巨港、北苏门答腊和西、中、东爪哇等地访问演出一个多月，并为印尼救灾义演两场。

尽管印尼迫迁排华、两国关系处于好转期，印尼中央接待委员会中的不友好人士迭连制造困难，如限制艺术团在日惹访问演出，3天只能演一场，但印尼民众非常欢迎中国艺术团的到来，场面十分热烈。

日惹印-中友协主席普波迪宁格拉特教授（日惹苏丹之堂兄）非常热情，一直陪同艺术团活动。在他的安排下，动员当地居民、工农、妇女、文艺界代表及华侨与艺术团联欢。我们艺术团等于演出4场，且更生动友好。

梭罗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艺术团，拦路献花、赠送礼物。梭罗市演出广场四周升起多面中、印尼两国国旗，市长官邸和艺术团驻地均悬挂中、印文书写的巨幅欢迎标语。梭罗市长陪同团长行动，时刻不离，亲自安排我艺术团演出及学习印尼民间舞蹈。

三宝垄对艺术团接待更隆重，派代表到梭罗和三宝垄10公里外的交界处迎接艺术团；不顾中央接委反对，给萨空了团长坐的汽车插上中印两国国旗；军区司令和省长特地从外地赶回三宝垄，接见艺术团并看演出、赠送锦旗。观众每场六万多人，秩序井然。

艺术团原拟4月22日在万隆演出一场，因地方当局不友好，不让艺术团住市内，安排住离万隆市17公里的连旺镇（该地离叛军很近），父亲得知消息，乘飞机赶往万隆交涉，经使馆党委讨论决定，撤销在万隆的演出，返回雅加达。艺术家的安全是使馆领导们必须考虑的。中国人民善良友好，但决不任人摆布。

萨空了左二和司马文森夫妇等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合影（左3艾地夫人、左5刘淑芳、左6雷维音、左7司马文森）

4月30日和5月1日，艺术团在伊卡达足球场为雅加达市民公演。中央接委会为限制艺术团的影响，将舞台搭在球场一角，只能容万余人观看。但每晚观众皆在3万以上，会场内外人山人海。

晚8时演出开始，4月30日下午2时，大量观众借口看球赛即拥入会场不走，会场内水泄不通。收到请柬者无法入场，连当晚主持人——雅加达市长也无法进场。虽然扩音器一再要求群众让路，均无效，致使原定开幕式当晚不能举行。

但观众对艺术团非常友好，团长进场时，群众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许多人主动让路，虽然拥挤，但秩序非常好。由于舞台搭得不合理，数千名观众从座席上根本看不到演出，只能听音乐播送，皆留场不走，直到午夜演出完才散。

5月1日，中央接委会加强了会场控制。开演前场外群众围满，但不得入场。群众知道市长将到场，提出向市长请愿。接委会才允放入。结果人数较30日晚更多。市长到场，向萨空了团长致敬，说昨夜虽到场，但未能入场，补行了开幕讲话仪式。

演出后，市长夫妇献花，表示友好。演出的请柬被人卖到黑市，前面座位的请柬价高至400盾一张（一些老百姓日工资只有8 盾），并有人仿印请柬。

03

1963年，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尼雅加达举行。司马文森领队的大型中国艺术团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8国文艺汇演。中国艺术团在雅加达演出17场，11万观众观看，并到万隆访问演出。

雅加达市长亨·安东（名画家）祝贺中国艺术团演出成功并向司马文森献花

雅加达市长亨·安东赠雷维音画

同时举办多国体育雕塑、图片展，以及新兴力量电影展览。7国参展约50部电影，中国片《革命家庭》《达吉和她父亲》《林则徐》《女理发师》《战斗中的阿尔及利亚》《女篮五号》《冰上姐妹》《水上春秋》《中国武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金小蜂与红铃虫》《奇峰异洞》等，是一次性在国外放映最多的电影展。

司马文森和艺术团全体以及印尼接待委员在国家宫合影

与中国艺术团对外访问演出对等的，有印尼1956年峇厘艺术团、1957年马鲁古艺术团、1961年印尼艺术团、1963年印尼文协歌舞团访华演出等。司马文森代表中国将《马鲁古艺术团访华》纪录片赠送印尼-中国友协。

1955年印尼艺术展览会

1956年峇厘艺术团访华

1957年马鲁古艺术团访华

1963年印尼文协歌舞团访华

1964年几内亚民族歌舞团访华

04

1963年，司马文森参与起草、签订中国和阿尔及利亚文化合作协定后，联系、实施了中国和非洲多国文化交流实施计划，规模大的有1964年东方歌舞团对北非、西非的访问演出；对等的有阿尔及利亚、几内亚的民族歌舞团来华演出。

05

司马文森驻法国大使馆工作期间，联系的规模较大的有京剧艺术团、武汉杂技团的访问演出，在巴黎引起轰动。

1965年9月，我国学生代表团参加在马赛举行的第13届大学生国际文化联欢节。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演出取得很大成功，法国群众反映热烈，十几种地方性和全国性报纸作了报道，登了照片，称我国学生代表演出反映了中国人的“朝气勃勃的精神面貌，征服了马赛” 。

绘画艺术交流十分活跃

司马文森联系的美术展览有：

1955年10月7日晚，中国绘画和儿童玩具展览会在雅加达举行，司马文森致开幕词。

1955年10月，作为中国-印尼友好周开幕式的中国绘画和儿童玩具展览会。印尼-中国友协主席普里约诺教授、雅加达市长苏迪罗讲话，黄镇大使出席了开幕式。

司马文森致开幕词：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不断增长的友谊标志着觉醒了的亚洲的新世纪已经到来，标志着亚洲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并祝友好周获得成功。 

1959年10月庆祝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现代国画、版画、图片展在雅加达举行，司马文森和工作人员合影。

黄镇大使、司马文森陪同苏加诺参观画展

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1959年10月中国现代国画、版画、图片展在雅加达举行，黄镇大使和司马文森参赞陪同印尼苏加诺总统及萨多诺议长参观了画展。

左起：驻印尼大使馆赵正一、司马文森参赞陪同萨多诺议长参观庆祝中国成立十周年画展

父亲司马文森联系在北京举办的印尼画展有：

1961年杜拉绘画展在北京举办

1956年印尼华侨美工团李曼峰、叶泰华、张乙鸥等的作品展、1961年印尼总统府画家杜拉绘画展等，其中以1963年印尼画家北京画展规模最大，含括自印尼1945年独立以来进步画家的代表作，其中很多画入选《苏加诺总统藏画集》。 

《苏加诺总统藏画集》

美术交流最具影响的是司马文森联系出版的《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第一至四集，对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苏加诺是著名的收藏家也是一位画家，收藏世界各国领导人赠送的画。这些藏画挂在总统的独立宫、行宫和别墅，人民无法欣赏。

1955年12月，画家杜拉邀请我的父母亲司马文森夫妇到他在总统府内的家中作客。谈话间，苏加诺身着浅蓝色便装来访，邀请司马文森夫妇观看他的藏画。随后，杜拉表达了希望中国出版《苏加诺总统藏画集》，以及将中国领导人签赠的画作收入《藏画集》中的意愿。父亲随即起草报告向国内请示，很快得到肯定的答复。

多年来，印尼人民对新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成长情况的了解是有着隔膜的。特别是在印刷技术上，有些人还认为只有西方国家才是第一流的。当《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将在中国出版的消息传开，有些人对于中国能否印彩色画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印成，以及要不要把原画带到中国去等问题信心不足。因为据说曾有一个美国的美术出版商愿以三年时间复制苏加诺总统的藏画，并且坚持需将原画带回美国。但中国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却表示只需要半年就够了，而且也不用把原画带走。

1956年3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邵宇带队，和印刷总负责姜信之、责任编辑安靖、摄影杨荣民到印尼，我的父母和杜拉陪同他们去苏加诺在国家宫、茂物行宫和新棠拉耶别墅参观、选拍藏画。

《藏画集》第一、二集在1956年9月30日苏加诺总统访华前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我国文化部以100部赠送他作纪念。苏加诺返国后，就以它作为贵重礼物，亲笔签字送给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

《藏画集》大四开本，每幅画配有中文、印尼文、英文、俄文说明，每集100幅彩色画，组织动员了全国优秀的编辑设计人员和印刷力量。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还没有这样的画集。

苏加诺本人对《藏画集》的出版十分重视，专门作序，提到：“这并非是因为我的藏画水平很高，而只是说明了我对艺术的爱好，同时也为了使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密切。”

苏加诺收藏的精华画作主要集中在第一、二集，1958年在印度尼西亚正式发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与印尼文化交流的典范。“这是一个惊人的奇迹！”有人不得不这样承认。它所引起的却不仅是惊奇，而且是一片喝彩声。

印度尼西亚艺术界的反映是强烈的，画集在印刷上的精美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他们认为中国的印刷艺术已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而且画集中的200多幅画竟然全都是彩色的，这使他们感到很兴奋。

雅加达一家专印彩色画片，被认为规模最大、具有国际水平的荷兰印刷厂中的专家说：“一幅彩色画在我们这儿要印15－20天，而在中国，这样大一部画集却只用半年就印出来了，这是不可想象的。”他又说，“没有原画，仅凭照相，能巧妙地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也是很难想象的。”

在广大印度尼西亚人民群众当中，《藏画集》第一、二集的出版，是中国、印度尼西亚两国文化交流合作的一件典型范例，展示了新中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印制技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对中国印刷技术陈旧落后的看法被打破了，有些青年请求到中国来学习技术。

1958年，《藏画集》第一、二集再版，出口苏联，扣除初版的亏损，净盈利14万元。1959年，在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章，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藏画集》第三、四集1961年出版；第五、六集由林风参赞和新总统府画家李曼峰联系，1965年6月由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我的父母亲已于1962年离开印尼，因1964年中法建交，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

《藏画集》中的藏画系世界多国领导人赠送苏加诺的精品。1956年，杜拉曾多次拜访司马文森，转达苏加诺期盼到中国访问、希望得到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赠画的意愿。

父亲的报告得到重视，毛主席于1956年4月21日签署了给苏加诺的访华邀请书。苏加诺如愿以偿得到毛主席签名的齐白石绝笔《富贵长青》及周总理签名的徐悲鸿《奔马》立轴，收入《藏画集》第三集。

苏加诺总统藏画集苏加诺总统阁下惠存

——周恩来

1956年10月4日于北京

齐白石因体力不支未完成该画，由陈半丁（中国画院副院长）合作完成，齐白石的落款“九十七白石”，名下钤朱文篆书“借山翁”方印，他在完成这幅画后不久去世。据说毛主席签名的画十分稀少，除在人大会堂的《江山如此多娇》画，当推此画。

 齐白石、陈半丁作

《富贵长青》

1965年在美国中情局策动下，印尼发生苏哈托政变，苏加诺被软禁，1970年去世，他的藏画也人去物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波及我国，父亲作为出版《藏画集》的立项联系人受到迫害。

1966年，造反派颠倒是非，将《藏画集》定为司马文森是“走资派”的第贰号罪证，回避收入《藏画集》的《富贵长青图》是毛主席赠送外宾的国礼，诬蔑他所执行的中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三降一灭”外交路线。造反派称所有的名著都是“四旧”，以“破四旧”为名，将父亲的著作、古今中外藏书全部抄走，大部分被私吞。

造反派编号：贰号（共六件）

五司   司马文森

齐白石、徐悲鸿大师虽已故，但也没能逃脱“文化大革命”的厄运，他们的画作因内容不是歌颂工农兵而受凌辱，画家陈半丁、外交官司马文森被迫害去世，令人唏嘘，但昔日这些人类文明在《藏画集》中留下了永远的印记。

齐白石、陈半丁1957年合作的《富贵长青图》流入美国市场，被陈君见先生发现，认为这幅画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无可估量，不忍其流落国外，用重金购得，携带归国。北京翰海拍卖公司2005年春季拍卖会上拍卖，以2035万元高价拍出。

司马文森在《文艺报》《世界知识》等报刊上发表了《美丽的江山，美丽的图画》《印尼作家、艺术家在战斗中》《让我们欢呼，让我们前进》《印度尼西亚进步艺术的新成就——记人民文化协会成立九周年纪念画展》《<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在印度尼西亚》《战士·画家》等，把印尼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介绍给中国人民，为反帝反殖斗争留下永远的记忆。

文字 图片 | 司马小莘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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