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困难时期”科学家鲍健饿得吃喂牛的饲料,并且目击了自己“发小”的爷爷的死状_风闻
guan_16375531041471-2021-12-15 20:51

鲍健(见上图),1956年生,安徽阜阳市颍上县人,先后担任过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他的生平,大家可参阅“中科大”的官网的这个网页:http://dsxt.ustc.edu.cn/zj_js.asp?zzid=3987。他在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的第九十六辑上发表了一篇回忆“三年困难时期”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的文章,现将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摘录在下面:
【农场忆旧】

我买的是《老照片》的“合订本”(珍藏版)的第二十一卷

右边那一面是第96辑的封面,这一丛书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
**摘要:**右派陈叔叔负责饲养牲口,……我经常去牲口房里玩,喂牛除了草以外,还要添加些精饲料,把豆饼打碎放入牲口槽,牛都会挑着豆饼吃。闻着豆饼的香味,陈叔叔经常顺手丢给我一块,那豆饼是榨油剩下的渣滓,经压榨后非常紧致,一小块在嘴里越嚼越多,只有充分软化后才能下咽。没人的时候陈叔叔自己也吃,……一天中午,在英子家的院子里,一帘草席盖着一具尸首,英子说是她爹爹(合肥方言指爷爷)饿死了,那时是困难时期,城里人还有基本口粮保证,虽然吃不饱但不会饿死,最可怜的是农村人,没有任何保障,尤其是许多老年人,……由于那时候饿死人很寻常,许多家庭都有人“营养性死亡”,所以英子爷爷饿死了也没人去哭,那几年大家都有点麻木了。
去年父亲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在整理老人遗物时发现一张拍摄于1962年2月的老照片,看着这张泛黄的旧照片,我的视线模糊了,思绪仿佛又回到1960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困难时期”,那也是我童年记忆的“起点”……
嘎哒、嘎哒—— 一个四五岁穿着背带裤的小男孩拉着小鸭子玩具在路上走着,那就是我。我随母亲从颍上农村来到合肥,投奔几年前已经来合肥工作的父亲,一家人总算团聚了(他父亲当时在合肥市的市委党校工作,此文的结尾写明了这一点。——楼主附注)。妈妈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在那个年代已经算不错的了,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安徽纺织总厂当上了一名纺织女工,工作是三班倒,非常的辛苦。我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弟弟,妈妈上班以后,为了照看我和弟弟,姥姥也从农村老家过来。姥姥对我很好,弟弟还不会走路,成天坐在小推车里。姥姥经常搂着我,教我唱童谣,还问志远啊(我小时候曾用名:鲍志远),将来娶媳妇要找个什么样的啊,要脸白的,要好看的,要烫头的(指烫发),我那时太小,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只听懂了“烫头”,以为是指洗头,就大声喊我不要“烫头的”我要“凉的”。我们住的地方叫陈老岗,就是现在的“和平广场”东边那一片(楼主附注:《老照片》刊登此文时删掉了这半句作者对自己当年的住房的位置的描述,但作者的博客刊登此文时是有这半句的:http://baojianc1.blog.163.com/blog/static/24123200320149168488974/),住的房子是简陋的平房,没有吊顶,朝上看就可以看到尖尖的屋顶。遇上下雨天,能听见雨点打在屋顶的声音,时间稍久就会有漏雨,开始是慢慢的滴,然后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就得用脸盆来接。我最高兴的事就是打着雨伞站在雨地里,听着雨点打在伞面上啪嗒、啪嗒的声音,从雨伞下边朝上望去,就像我自己的小房子。1960年,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难熬的一年。自打我记事时,饥饿就是生活的主旋律,**我甚至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的吧,吃不饱是理所当然的,天天吃饱饭反而不正常,也是不可能的。**每次路过食堂时,总是被做饭的香味所吸引。可能是肚里油水少,就是觉得饿得快,刚吃过饭很快又饿了。妈妈上夜班会带回来一个馒头,那是厂里给夜班工人发的“夜宵”,妈妈舍不得吃带回来给我。白面馒头很难得,可得小心,到“安全”的地方再吃,如果在大街上“毫无防备”地吃,极有可能会被周围的“饥民”敏捷地抢走。
**农村老家不断有人过来,带来那边饿死人的消息。**父亲觉得应该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上级,就实名写信寄往北京。可没想到,不久北京方面就把父亲的信转回安徽省处理。处理过程颇具戏剧性,省里成立了调查组去颍上老家那边“调查”,当地政府先给村里边每家发一袋粮食,然后调查组再进村“调查”。看到家家都有粮食,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严重事件”,必须严肃处理。很快,父亲就被定为右派(右倾)分子,**开除公职(留用察看)送劳改农场改造。那时侯右派分子太多,正规的劳改农场已经人满为患,安排不过来,为此合肥一些大单位就自办劳改农场,把父亲送到合肥市文化局农场改造。**那一段时间,父亲的心情很不好,记得父亲去农场的那天早晨,我要跟着去,父亲狠狠地训斥了我,让我别跟着,我感到十分委屈,就在家门口哭,那天早晨有些薄雾,太阳红红的,日光里,父亲的背影隐约拖着淡淡的影子,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

爸爸被开除公职去农场后,我们家住的房子也被收回,妈妈只好搬到纺织厂的集体宿舍去住。妈妈是纺织女工,工作三班倒非常辛苦,根本无暇照顾我们兄弟俩,刚一岁的弟弟随姥姥回农村老家,而我去了爸爸所在的文化局农场,时间是1961年的早春。文化局农场也就刚开办不久,在合肥郊外一个叫张洼的地方(虽然现在那里已经是楼宇林立了,但50多年前还是荒村僻野),征了几十间草房,上级给了两百多只鸭子、两头毛驴和一头水牛,购买了农具等生产资料。由于是文化局办的农场,在那里劳动改造的右派主要是来自文化局系统内不同单位的人员,有作家、演员、干部等等,大概有二十多人样子,农场场长是个转业军人,这些右派就由他来监督管理。
农场里就我一个小孩,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吃饭时间,还没到开饭时间就去伙房里张望,有时右派大厨会给个冷饭团子,那滋味甜丝丝的,好吃极了。碰上运气好,在田边水沟里捉到个小螃蟹啥的,我就拿到伙房的灶膛里去烤着吃。
牲口房有两间,一间牛舍,住着农场的一头水牛,那个牛总是在吃,吃草时在吃,不吃草时嘴仍在嚼个不停。另一间住着两头毛驴,毛驴是棕灰色的,嘴巴上有一圈白毛,看着很滑稽,盯着看总感觉它们好像在笑我。
右派陈叔叔负责饲养牲口,他去放牛时我经常跟着去,老牛揪着地里的青草发出呼呼的声音,我跃跃欲试,想试试骑牛是什么感觉,陈叔叔把我抱起来放到牛背上,哇好高啊,骑在牛背上的感觉比我想像的要高,可能是我太矮小的缘故吧。我经常去牲口房里玩,喂牛除了草以外,还要添加些精饲料,把豆饼打碎放入牲口槽,牛都会挑着豆饼吃。闻着豆饼的香味,陈叔叔经常顺手丢给我一块,那豆饼是榨油剩下的渣滓,经压榨后非常紧致,一小块在嘴里越嚼越多,只有充分软化后才能下咽。没人的时候陈叔叔自己也吃,可时间长了还是被人发现给举报了,右派分子不好好改造,还偷吃牛饲料。为此场长开会把陈叔叔批判了一通,并让其做了检讨才算了事。
农场离周围的村庄很近,农场只有我一个小孩,我只能去找村里的孩子玩,可村里的孩子嫌我小,不愿理我。只有一个叫英子的小女孩,英子大我一岁,她倒不嫌我,于是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玩,看那些男孩子割草、放牛、打闹。
**一天中午,在英子家院子里,一帘草席盖着具尸首,英子说是她爹爹(合肥方言指爷爷)饿死了,那时是困难时期,城里人还有基本的口粮保证,虽然吃不饱但不会饿死,最可怜的是农村人,没有任何保障,尤其是许多老年人,**拒绝进食,宁愿饿死把粮食省给儿孙。由于那时候饿死人很寻常,许多家庭都有人“营养性死亡”****,所以英子爷爷饿死了也没人去哭,那几年大家都有点麻木了。回到家里我还在想英子爷爷饿死的事,我就问爸爸,人死了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还能活过来吗?爸爸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永远也不会活过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恐惧感。

天渐渐热了,虫子也多起来。中午大人们都在午休,小孩精神头大,我仍然在大树下面的阴凉地玩,不知是谁把扬谷子的柳条簸箕放在太阳下晒,我把它拖到树荫下面,我坐在中间双手把着两边左右摇晃。树边的田里,虫子把农作物啃的就剩光杆了,在太阳的暴晒下,虫子也找阴凉,纷纷朝树荫那里爬,我那个摇晃的“船”成了“绞肉机”。那几年又叫“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我并没有看到什么洪水、干旱,倒是虫子不是一般的多,那是相当地多啊。前两年上级号召“消灭四害”,对于四害之一的麻雀,人民群众发挥聪明才智,采用枪、弹弓、网等进行猎杀,晚上用手电筒照着掏麻雀窝。组织大批民众敲锣鼓、敲脸盆,惊吓麻雀让它们无法觅食和落脚,很多麻雀飞着飞着就掉下来累死了。在这样的“人民战争”打击下,不光是麻雀,别的鸟儿也被殃及池鱼,鸟儿数量大大减少。那时候农药、化肥使用并不普遍,种田基本靠天,鸟儿是虫子的天敌,一旦鸟儿数量减少,虫子数量必然大大增加。
由于天热,农场的鸭子每天早晨从鸭棚赶出来时,总有几只被热死、踩死的,因而右派们每天都能沾点荤腥,那两百只鸭子很快就被吃光了。……(略)
……(略)虽然农场里的右派们是来劳动改造的,但终究是“公家”的人,即使吃不饱,但绝不会饿死,但周边的老百姓不一样,他们没有任何保障。春荒时候,老百姓饿的实在受不了,就把家里值点钱的物件拿到农场,找右派们换点山芋什么的充饥。我家的一把大茶壶就是那时换来的,茶壶上面有“和合二仙”的图案,两个神仙,一个举着个荷叶,另一个双手拿着盒盖,揭开的盒子里好像有蝙蝠飞出来。……后来文革“破四旧”时,那把壶被认定为“四旧”,被红卫兵抄走砸掉了。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收藏意识,如果那把壶今天还在,让专家鉴定一下,极有可能是件“老”东西呢。
……(中略)
农场有个储藏室,存放着粮食和一些“贵重”物品,储藏室的钥匙在场长手里,要去拿东西就得找场长拿钥匙。一天早晨,听到外边吵吵嚷嚷的,我出去一看,储藏室的墙不知被谁打了个口子,说是昨天夜里进来贼了,把储藏室里两百多只鸭肫偷走了,农场里两百多只鸭子被右派们吃了,而鸭肫晒干后穿成串保留起来了。那时侯的鸭肫就像现在的燕翅鲍鱼,属于“高档食品”,两百多个鸭肫价值两百多块钱呢。报案后,在等待警察过程中,我看到我家的饼干桶就在墙壁破洞边上,父亲为防止我把饼干一下子吃完,就把饼干桶寄放在农场储藏室里,过一段时间就拿几块给我。我看到自家的饼干桶后就试图去拿,还没走到破洞跟前就被呵斥不准去拿,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东西都不能去拿,大人们说要保护好现场,等警察来调查。警察终于来了,经过仔细现场勘查取证,警察给出的调查结果出乎意料:偷盗现场是伪造的,应该是农场内部有人监守自盗。正当大家感到诧异的时候,有人发现场长不见了,实际上那两百多个鸭肫就是场长拿回老家给私吞了(后来经过清点,农场收获的黄豆也短缺了不少)。看到右派们一个个平反离去,场长预感到农场也快要关门了,如果最后清查资产,这些个窟窿怎么填呢,于是他就搞出这样一出闹剧来(此文前面的段落说了这位场长是一名转业军人,是上级派来专门监督和管理右派的。——楼主批注)。哪知道人民警察火眼金睛,场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见事情败露只好溜之大吉。大家赶紧向上级领导报告了情况,上级指示由我父亲和**杨经理(定右派前,是合肥“长江剧院”经理,所以大家还是习惯地叫他杨经理)**接替场长负责农场日常工作。
到了1962年的春天,农场里只剩下各“职能部门”(例如:伙房、财务、管理员、饲养员等)的十余名右派(也已全部平反)还在留守。上级指示农场关闭,由我父亲和杨经理负责清理农场资产,把生产工具和牲口就地卖掉,准备返回合肥。那天早晨,公社的人来拉农具,牵牛和那头毛驴,……中午吃完午饭后,大伙把行李装上架子车,我是小孩当然坐车啦,毛驴没有了,大家就俩人一组轮流拉车。……

到了合肥城已是傍晚时分,大家提议先去照个相,于是来到三牌楼附近的东风照相馆,……于是就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最后一排最右边戴毛帽子的就是我父亲,照片中唯一的小男孩就是我,抱着我的靠中间的那位是杨经理,挨着他的是他夫人和女儿,杨经理夫人和女儿并不在农场,她们是听到我们返城消息来迎接我们,并参加合影的。……
回到合肥,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父亲被暂时安排在**长江剧院(合肥市越剧团)**工作,杨经理也官复原职了。半年后,父亲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合肥市委党校工作,完成了一个轮回。再转过年来,1963年春暖花开时,我上学啦……

1962年5月。我和父亲去农场时,姥姥把弟弟带到乡下去了,我们从农场返回合肥后,姥姥又把弟弟送回来了,为了让姥姥回去能有个念想,妈妈、姥姥、我和弟弟照了这张“准全家福”,因为父亲当时正在外地学习、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