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困难时期”科学家鲍健饿得吃喂牛的饲料,并且目击了自己“发小”的爷爷的死状_风闻

鲍健(见上图)，1956年生，安徽阜阳市颍上县人，先后担任过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他的生平，大家可参阅“中科大”的官网的这个网页：http://dsxt.ustc.edu.cn/zj_js.asp?zzid=3987。他在杂志式丛书《老照片》的第九十六辑上发表了一篇回忆“三年困难时期”自己的经历和见闻的文章，现将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摘录在下面：

【农场忆旧】

我买的是《老照片》的“合订本”(珍藏版)的第二十一卷

右边那一面是第96辑的封面，这一丛书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

    **摘要：**右派陈叔叔负责饲养牲口，……我经常去牲口房里玩，喂牛除了草以外，还要添加些精饲料，把豆饼打碎放入牲口槽，牛都会挑着豆饼吃。闻着豆饼的香味，陈叔叔经常顺手丢给我一块，那豆饼是榨油剩下的渣滓，经压榨后非常紧致，一小块在嘴里越嚼越多，只有充分软化后才能下咽。没人的时候陈叔叔自己也吃，……一天中午，在英子家的院子里，一帘草席盖着一具尸首，英子说是她爹爹（合肥方言指爷爷）饿死了，那时是困难时期，城里人还有基本口粮保证，虽然吃不饱但不会饿死，最可怜的是农村人，没有任何保障，尤其是许多老年人，……由于那时候饿死人很寻常，许多家庭都有人“营养性死亡”，所以英子爷爷饿死了也没人去哭，那几年大家都有点麻木了。

     去年父亲遭遇车祸不幸去世，在整理老人遗物时发现一张拍摄于1962年2月的老照片，看着这张泛黄的旧照片，我的视线模糊了，思绪仿佛又回到1960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困难时期”，那也是我童年记忆的“起点”……

     嘎哒、嘎哒—— 一个四五岁穿着背带裤的小男孩拉着小鸭子玩具在路上走着，那就是我。我随母亲从颍上农村来到合肥，投奔几年前已经来合肥工作的父亲，一家人总算团聚了（他父亲当时在合肥市的市委党校工作，此文的结尾写明了这一点。——楼主附注）。妈妈虽然只是小学毕业，但在那个年代已经算不错的了，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安徽纺织总厂当上了一名纺织女工，工作是三班倒，非常的辛苦。我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弟弟，妈妈上班以后，为了照看我和弟弟，姥姥也从农村老家过来。姥姥对我很好，弟弟还不会走路，成天坐在小推车里。姥姥经常搂着我，教我唱童谣，还问志远啊（我小时候曾用名：鲍志远），将来娶媳妇要找个什么样的啊，要脸白的，要好看的，要烫头的（指烫发），我那时太小，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只听懂了“烫头”，以为是指洗头，就大声喊我不要“烫头的”我要“凉的”。我们住的地方叫陈老岗，就是现在的“和平广场”东边那一片(楼主附注:《老照片》刊登此文时删掉了这半句作者对自己当年的住房的位置的描述，但作者的博客刊登此文时是有这半句的：http://baojianc1.blog.163.com/blog/static/24123200320149168488974/)，住的房子是简陋的平房，没有吊顶，朝上看就可以看到尖尖的屋顶。遇上下雨天，能听见雨点打在屋顶的声音，时间稍久就会有漏雨，开始是慢慢的滴，然后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就得用脸盆来接。我最高兴的事就是打着雨伞站在雨地里，听着雨点打在伞面上啪嗒、啪嗒的声音，从雨伞下边朝上望去，就像我自己的小房子。1960年，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难熬的一年。自打我记事时，饥饿就是生活的主旋律，**我甚至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的吧，吃不饱是理所当然的，天天吃饱饭反而不正常，也是不可能的。**每次路过食堂时，总是被做饭的香味所吸引。可能是肚里油水少，就是觉得饿得快，刚吃过饭很快又饿了。妈妈上夜班会带回来一个馒头，那是厂里给夜班工人发的“夜宵”，妈妈舍不得吃带回来给我。白面馒头很难得，可得小心，到“安全”的地方再吃，如果在大街上“毫无防备”地吃，极有可能会被周围的“饥民”敏捷地抢走。

**农村老家不断有人过来，带来那边饿死人的消息。**父亲觉得应该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上级，就实名写信寄往北京。可没想到，不久北京方面就把父亲的信转回安徽省处理。处理过程颇具戏剧性，省里成立了调查组去颍上老家那边“调查”，当地政府先给村里边每家发一袋粮食，然后调查组再进村“调查”。看到家家都有粮食，调查组认定这是一起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严重事件”，必须严肃处理。很快，父亲就被定为右派（右倾）分子，**开除公职（留用察看）送劳改农场改造。那时侯右派分子太多，正规的劳改农场已经人满为患，安排不过来，为此合肥一些大单位就自办劳改农场，把父亲送到合肥市文化局农场改造。**那一段时间，父亲的心情很不好，记得父亲去农场的那天早晨，我要跟着去，父亲狠狠地训斥了我，让我别跟着，我感到十分委屈，就在家门口哭，那天早晨有些薄雾，太阳红红的，日光里，父亲的背影隐约拖着淡淡的影子，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

     爸爸被开除公职去农场后，我们家住的房子也被收回，妈妈只好搬到纺织厂的集体宿舍去住。妈妈是纺织女工，工作三班倒非常辛苦，根本无暇照顾我们兄弟俩，刚一岁的弟弟随姥姥回农村老家，而我去了爸爸所在的文化局农场，时间是1961年的早春。文化局农场也就刚开办不久，在合肥郊外一个叫张洼的地方（虽然现在那里已经是楼宇林立了，但50多年前还是荒村僻野），征了几十间草房，上级给了两百多只鸭子、两头毛驴和一头水牛，购买了农具等生产资料。由于是文化局办的农场，在那里劳动改造的右派主要是来自文化局系统内不同单位的人员，有作家、演员、干部等等，大概有二十多人样子，农场场长是个转业军人，这些右派就由他来监督管理。

     农场里就我一个小孩，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吃饭时间，还没到开饭时间就去伙房里张望，有时右派大厨会给个冷饭团子，那滋味甜丝丝的，好吃极了。碰上运气好，在田边水沟里捉到个小螃蟹啥的，我就拿到伙房的灶膛里去烤着吃。

    牲口房有两间，一间牛舍，住着农场的一头水牛，那个牛总是在吃，吃草时在吃，不吃草时嘴仍在嚼个不停。另一间住着两头毛驴，毛驴是棕灰色的，嘴巴上有一圈白毛，看着很滑稽，盯着看总感觉它们好像在笑我。

     右派陈叔叔负责饲养牲口，他去放牛时我经常跟着去，老牛揪着地里的青草发出呼呼的声音，我跃跃欲试，想试试骑牛是什么感觉，陈叔叔把我抱起来放到牛背上，哇好高啊，骑在牛背上的感觉比我想像的要高，可能是我太矮小的缘故吧。我经常去牲口房里玩，喂牛除了草以外，还要添加些精饲料，把豆饼打碎放入牲口槽，牛都会挑着豆饼吃。闻着豆饼的香味，陈叔叔经常顺手丢给我一块，那豆饼是榨油剩下的渣滓，经压榨后非常紧致，一小块在嘴里越嚼越多，只有充分软化后才能下咽。没人的时候陈叔叔自己也吃，可时间长了还是被人发现给举报了，右派分子不好好改造，还偷吃牛饲料。为此场长开会把陈叔叔批判了一通，并让其做了检讨才算了事。

    农场离周围的村庄很近，农场只有我一个小孩，我只能去找村里的孩子玩，可村里的孩子嫌我小，不愿理我。只有一个叫英子的小女孩，英子大我一岁，她倒不嫌我，于是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玩，看那些男孩子割草、放牛、打闹。

     **一天中午，在英子家院子里，一帘草席盖着具尸首，英子说是她爹爹（合肥方言指爷爷）饿死了，那时是困难时期，城里人还有基本的口粮保证，虽然吃不饱但不会饿死，最可怜的是农村人，没有任何保障，尤其是许多老年人，**拒绝进食，宁愿饿死把粮食省给儿孙。由于那时候饿死人很寻常，许多家庭都有人“营养性死亡”****，所以英子爷爷饿死了也没人去哭，那几年大家都有点麻木了。回到家里我还在想英子爷爷饿死的事，我就问爸爸，人死了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还能活过来吗？爸爸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永远也不会活过来了。那是我第一次对死亡有了恐惧感。

    天渐渐热了，虫子也多起来。中午大人们都在午休，小孩精神头大，我仍然在大树下面的阴凉地玩，不知是谁把扬谷子的柳条簸箕放在太阳下晒，我把它拖到树荫下面，我坐在中间双手把着两边左右摇晃。树边的田里，虫子把农作物啃的就剩光杆了，在太阳的暴晒下，虫子也找阴凉，纷纷朝树荫那里爬，我那个摇晃的“船”成了“绞肉机”。那几年又叫“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我并没有看到什么洪水、干旱，倒是虫子不是一般的多，那是相当地多啊。前两年上级号召“消灭四害”，对于四害之一的麻雀，人民群众发挥聪明才智，采用枪、弹弓、网等进行猎杀，晚上用手电筒照着掏麻雀窝。组织大批民众敲锣鼓、敲脸盆，惊吓麻雀让它们无法觅食和落脚，很多麻雀飞着飞着就掉下来累死了。在这样的“人民战争”打击下，不光是麻雀，别的鸟儿也被殃及池鱼，鸟儿数量大大减少。那时候农药、化肥使用并不普遍，种田基本靠天，鸟儿是虫子的天敌，一旦鸟儿数量减少，虫子数量必然大大增加。

    由于天热，农场的鸭子每天早晨从鸭棚赶出来时，总有几只被热死、踩死的，因而右派们每天都能沾点荤腥，那两百只鸭子很快就被吃光了。……(略)

    ……（略）虽然农场里的右派们是来劳动改造的，但终究是“公家”的人，即使吃不饱，但绝不会饿死，但周边的老百姓不一样，他们没有任何保障。春荒时候，老百姓饿的实在受不了，就把家里值点钱的物件拿到农场，找右派们换点山芋什么的充饥。我家的一把大茶壶就是那时换来的，茶壶上面有“和合二仙”的图案，两个神仙，一个举着个荷叶，另一个双手拿着盒盖，揭开的盒子里好像有蝙蝠飞出来。……后来文革“破四旧”时，那把壶被认定为“四旧”，被红卫兵抄走砸掉了。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收藏意识，如果那把壶今天还在，让专家鉴定一下，极有可能是件“老”东西呢。

    ……（中略）

    农场有个储藏室，存放着粮食和一些“贵重”物品，储藏室的钥匙在场长手里，要去拿东西就得找场长拿钥匙。一天早晨，听到外边吵吵嚷嚷的，我出去一看，储藏室的墙不知被谁打了个口子，说是昨天夜里进来贼了，把储藏室里两百多只鸭肫偷走了，农场里两百多只鸭子被右派们吃了，而鸭肫晒干后穿成串保留起来了。那时侯的鸭肫就像现在的燕翅鲍鱼，属于“高档食品”，两百多个鸭肫价值两百多块钱呢。报案后，在等待警察过程中，我看到我家的饼干桶就在墙壁破洞边上，父亲为防止我把饼干一下子吃完，就把饼干桶寄放在农场储藏室里，过一段时间就拿几块给我。我看到自家的饼干桶后就试图去拿，还没走到破洞跟前就被呵斥不准去拿，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东西都不能去拿，大人们说要保护好现场，等警察来调查。警察终于来了，经过仔细现场勘查取证，警察给出的调查结果出乎意料：偷盗现场是伪造的，应该是农场内部有人监守自盗。正当大家感到诧异的时候，有人发现场长不见了，实际上那两百多个鸭肫就是场长拿回老家给私吞了（后来经过清点，农场收获的黄豆也短缺了不少）。看到右派们一个个平反离去，场长预感到农场也快要关门了，如果最后清查资产，这些个窟窿怎么填呢，于是他就搞出这样一出闹剧来(此文前面的段落说了这位场长是一名转业军人，是上级派来专门监督和管理右派的。——楼主批注)。哪知道人民警察火眼金睛，场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见事情败露只好溜之大吉。大家赶紧向上级领导报告了情况，上级指示由我父亲和**杨经理（定右派前，是合肥“长江剧院”经理，所以大家还是习惯地叫他杨经理）**接替场长负责农场日常工作。

    到了1962年的春天，农场里只剩下各“职能部门”（例如：伙房、财务、管理员、饲养员等）的十余名右派（也已全部平反）还在留守。上级指示农场关闭，由我父亲和杨经理负责清理农场资产，把生产工具和牲口就地卖掉，准备返回合肥。那天早晨，公社的人来拉农具，牵牛和那头毛驴，……中午吃完午饭后，大伙把行李装上架子车，我是小孩当然坐车啦，毛驴没有了，大家就俩人一组轮流拉车。……

到了合肥城已是傍晚时分，大家提议先去照个相，于是来到三牌楼附近的东风照相馆，……于是就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最后一排最右边戴毛帽子的就是我父亲，照片中唯一的小男孩就是我，抱着我的靠中间的那位是杨经理，挨着他的是他夫人和女儿，杨经理夫人和女儿并不在农场，她们是听到我们返城消息来迎接我们，并参加合影的。……

     回到合肥，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父亲被暂时安排在**长江剧院（合肥市越剧团）**工作，杨经理也官复原职了。半年后，父亲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合肥市委党校工作，完成了一个轮回。再转过年来，1963年春暖花开时，我上学啦……

1962年5月。我和父亲去农场时，姥姥把弟弟带到乡下去了，我们从农场返回合肥后，姥姥又把弟弟送回来了，为了让姥姥回去能有个念想，妈妈、姥姥、我和弟弟照了这张“准全家福”，因为父亲当时正在外地学习、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