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史》连载57——明清时代的鬼神信仰_风闻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十二章    明清时代的鬼神信仰

一、明清时代的上帝和百神

明清时代的国家，彻底贯彻了程颐、朱熹的鬼神观念，认天和上帝是一尊神，筑坛祭祀时称天，在屋内祭祀时称上帝。

明朝起初定都南京，南京雨多。有一次冬至祭天下雨，朱元璋下令在祭坛上建屋。明成祖迁都北京，沿袭南京旧制。嘉靖年间改革儒教礼仪，认为天坛上建屋不合礼制，就在旧坛前面新建天坛，称“圜丘”或“圆丘”。原来的祭坛曾经充作“明堂”，清代最后改为“祈年殿”，是每年春天祈求丰收祭祀上天的祭坛。嘉靖同时把“昊天上帝”改为“皇天上帝”，其祭祀牌位今天仍存天坛公园。然而国家文书中，仍然常常称为“昊天上帝”。皇帝大臣们在口语中，则习惯用《尚书》中的“皇上帝”称呼昊天上帝或皇天上帝，为后来洪秀全创所谓“拜上帝教”所沿袭。

清兵入关建立清朝，继承了明朝的祭天制度，同时专设一称为“堂子”的祭祀场所，保持自己原来的祭天礼仪。

明代确立了天地分祀的制度，在北京北郊建立了地坛，以五岳、五镇等名山和四海、四渎等大川从祀。清代继承明朝制度，又加上了自己祖宗陵寝所在的启运山、隆业山和永宁山等神，从祀地坛。这是清朝新加的、由国家祭祀的山神。

元代继宋代之后，正式把城隍神纳入国家祀典。明代建国，朱元璋起初依照传统，按城市级别，分别封城隍神为王、侯、伯、子、男等爵位，不久即宣告取消。后来的嘉靖皇帝，还进一步取消了对于孔子的封号，只称“至圣先师”。这个制度也被清朝继承下来。

清朝整顿了孔庙从祀神祇，增加了自己的开国儒臣范文程从祀孔庙。同时涉及范文程的先祖范仲淹，也从祀孔庙。清朝鼓励武功，所以也将诸葛亮等能带兵作战的儒臣请进孔庙。清朝末年，为表彰忠诚，将明末清初几位忠于明朝的儒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这三位是最后一批从祀孔庙的儒者。

为了鼓励忠诚，明代开始，逐步取消姜尚的武神祭祀，原因是姜尚帮周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清代，正式定关云长为国家武神，并且加封号为“帝”，到处建立祠庙，甚至穷乡僻壤也往往有祭祀关帝的庙宇。

明清时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和海运的需要，正式把“文昌神”和“天妃”纳入国家祀典。并且又尊天妃为“天后”，意为上帝的皇后。

清代本来有表彰忠臣的祭祀。那些因为作战而死亡的优秀臣子，有的甚至单独建庙祭祀。后来战争频繁，死者众多，“昭忠祠”一类的神庙也逐渐增多。由于不可能都一人一庙，就多人一庙。庙中各设神龛。起初一龛一人，后来一龛多人。败仗愈多，昭忠祠就愈加增多。昭忠祠记载着不少战士的英勇，也记载着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二、明清时代佛教和道教的进一步衰落

从唐代开始，古代国家就限制佛教的发展。唐代实行“度牒”政策，即证书政策。要想做僧人，必须得到允许，发给度牒，否则就有可能被勒令还俗。这样，僧人人数就不可能像南北朝时无限制地发展。

宋代，开始向僧人或寺院征税。也就是说，寺院也必须向国家纳税，这就在经济上限制了寺院的发展。

明代，朱元璋年轻时曾经为僧，所以他深知僧人的情况。他曾不只一次，以皇帝身份批评僧人的道德腐败，并下令寺院除特殊批准者以外，一般不得建在城镇。要求僧人即使出家，也必须履行为父母尽孝的义务，比如父母去世时要守丧等等，否则严厉惩罚。

由于僧人多为不法，朱元璋命“僧录司”严格管理僧人。并规定，各府州县只能保留一所大的寺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下令清理佛道二教。规定三年发放一次度牒。僧人和道士都必须集体居住在寺观里。其人数，府不得超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男子年令不满四十、女子不满五十，不许出家。这个数字，和历史上数次“灭佛”运动所规定的数字大体相当。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又规定僧道不得奔走于外和交结官府，不得强求人财。僧人如要游方问道，必须自备路费，不得向民间索取。僧道如果蓄养妻妾，允许民众驱逐，容留者治罪。不得收留儿童为僧，违犯者连同儿童的父母，一併治罪。年二十以下如有志愿为僧的，父母应该报告官府，得到批准。三年后，进京考试经典。通过者发给度牒，不能通过者“杖为民”。二十八年，又命令天下僧人、道士进京考试，不通经典者逐出教门。这些措施，大大限制了佛、道二教的人数。

清兵入关以前，就实行度牒制度，并禁止僧人买人为徒。入关以后，又下令禁止私造寺院、佛像，不许私自剃度为僧。依照建设年代和规模大小，康熙年间，将寺观分为数等，并规定可保有的僧人道士数量。其前代勅建的，各设僧道十名；私建的大寺观，八名；次等，六名；小寺观，四名；最小寺观，二名。并规定，一家不满三丁，或者不满十六岁，不许出家。康熙六年（1667年），据礼部统计，勅建大寺观6073所，小寺观6409。私建的大寺观8458，小寺观58682。僧人110292，道士21286，尼8615。共计寺观79622，僧尼道士140193名。这个数量，大大小于历代的统计数字。

雍正十三年（1737年）上谕，讲述了限制僧道发展的理由，是僧人不事生产，而且还生活优裕：

今僧之中有号为应付者，各分房头，世守田宅，饮酒食肉，并无顾忌。甚者且畜妻子。道士之火居者亦然。

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则少一农民。乃若辈不惟不耕而食，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室庐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上农夫三人，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

但僧人、道士却往往不守规矩。即使按佛教、道教清规，也应该处罚：

朕与二氏之学皆洞悉其源流，今降此旨，并非博不尚佛老之名也。盖见今之学佛人，岂独如佛祖者无有？即如近代髙僧，实能外形骸清静超悟者亦稀。今之道士，岂独如老庄者无有？即如前世山泽之癯，实能凝神气养恬寿命者亦稀。然茍能遵守戒律焚修于山林寂寞之区，布衣粗食独善其身，犹于民无害也。今则不事作业，甘食美衣，十百为羣。农工商贾终身竭蹶以奉之。而荡检踰闲，于其师之说，亦毫不能守。是不独在国家为游民，即绳以佛老之教，亦为败类，而可听其耗民财溷民俗乎。（《清会典》卷九二）

这道上谕，指明了工、商、士各自的作用和僧人、道士的无用，而无用者还要消费更多的财富，并且道德败坏，所以雍正帝命令，整顿佛教、道教。使守戒律的继续清修，不守的，无论还俗还是继续做僧做道，其资产除留够衣食之费以外，其余的要全部充公，救济贫民。

乾隆年间，又规定，僧道必须年满四十以上，才可以招收徒弟一人。此后清朝历代政府，也不断发布限制佛道二教的法令。

从乾隆时代开始，僧道数量有些增加，到清代末年，僧人总数也不过八十万人左右（据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考虑到清末的人口数量，僧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要大大少于以往。

道教全真派由于在元代受宠，到明代就不受国家重视。龙虎山天师道领袖去拜谒朱元璋。朱元璋说，天还有师吗？于是取消天师称号。后来，该派首领由于作恶多端，被降低品级。

清代，全真道有所发展，但也如强弩之末。到清朝末年，道教的衰微就更加明显。

三、伊斯兰和基督教在明清时代

伊斯兰教从唐代开始传入中国，到明代，逐步形成和发展起中国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斯兰学者把该教教义和中国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学理论相融合，创造出中国伊斯兰教教义。

基督教从唐代景教，经元代也里可温教，到明代第三次传入，他们带来了新的至上神观念，同时也遭到中国儒者和僧人的抵制。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新教凭借船坚炮利，骑着帝国主义的炮弹进入中国，与中国人多次发生冲突，直到酿成义和团等大规模的流血斗争。

义和团用落后的大刀长矛抵挡不住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义和团凭借落后的神祇信仰和巫术也抵挡不了基督教精制的神学观念。

到清朝末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