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科学家钱学森的思想光芒：着眼的不仅是当下，更是国家的未来_风闻

来源：科技导报  2021-12-11

作者：王文华，高级工程师，钱学森研究者，科普作家。

钱学森离开我们已经有12个年头了。

钱学森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型科学家，他的思想有深度、有远见、成体系，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可称为“钱学森学说”。

诞生于20世纪的“钱学森学说”在21世纪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不断深入研究、探索。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2009年10月31日）

战略科学家的特征

在今年9月举行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

总书记对“战略科学家”的定义是：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

钱学森是蜚声海内外的伟大科学家、战略家，为“战略科学家”立下了鲜明的标杆。

部分知名学者对钱学森的评价：

著名科学家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评价钱学森：

钱学森不是一般的科学家，他是战略科学家，是从战略高度考虑中国科学发展前景的科学家。有的科学家是纯科学的科学家，而钱学森则是有技术背景的科学家。钱学森兼通理与工。

航天专家于景元评价钱学森是“三维科学家”：

一维是在自己的领域有深入研究，二维能对不同学科、领域都有特殊指导价值的见解，三维是智慧、跨层次的能力都处于相当的高度。一般达到一维是专家，达到二维是行家，达到三维就是大家。

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秉维评价钱学森：

我觉得他有点像在天、地、生领域上回旋的苍鹰，具有搜索追击移动目标的本领，一发现目标，即疾下猎取。

综观诸位的评价，作为一位战略科学家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宽阔的科学的历史的视野。

近20年来中国航天科技飞速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基础夯实。

钱学森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第一章结尾处写道：

宇宙航行不同于星际航行，星际航行是现实的，而宇宙航行还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但是我们有信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了的人们不但能够像今天那样领导着人类进入星际航行的时代，而且也将实现宇宙航行。

我们千万年来在地球表面的活动，从地球表面来研究自然，创造了进入星际空间的条件；那么即将到来的星际航行时代，人在太阳系中的研究自然，一定会给科学技术带来一个全新的境界，使科学技术达到以前不能达到的水平，使宇宙航行能够变为现实，因此星际航行会给宇宙航行开辟道路！

钱学森60年前的预见，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钱学森随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彼时的钱学森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看到，要想建立一套可靠的国家安全体系，导弹和卫星是必不可少。尤其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不用考虑回收的导弹是发展初期最好的方案。

1958年1月，在美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前，由钱学森担任组长，代号“581”的秘密工程诞生。也是在那几年，钱学森和几位与他齐名的科学家从国际形势出发，在向中央的联名建议中描绘了一个大胆而浪漫的设想——“上天、入地、下海”。

在钱学森等科学家的推动下，1963年2月，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星际航行委员会，研究制定星际航行的长远规划。从此，基本奠定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总体节奏，设立一个足够长远的目标，稳步推进，并以此促进多个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钱学森著《星际航行概论》

第二，渊博的跨学科领域的知识。

钱学森在《星际航行概论》序言中写道：

著者试图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想说明实现星际航行的各个技术问题，从而一方面使投入到这些单个问题作研究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能了解每一个问题在全部工作中的意义；而另一个方面也是要说明星际航行技术的高度综合性，它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像近代力学、原子能、特种材料、高能燃料、无线电电子学、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理论、精密机械、太空医学等。

星际航行的更进一步发展不但将对上述这些科学技术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还会对另外一些直到现在还未发生联系的科学，像植物学、动物学、生物物理、生态学、遗传学、地质学等提出研究课题，使这些学科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动力，并向新的方向发展。

一句话，星际航行是组织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星际航行可以广泛地带动各门科学前进。

若没有渊博的跨学科领域的知识，必然无法有如此广阔深远的见解。

战略科学家的炼成

1923-1929年，钱学森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当时的校长林砺儒实施了一套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钱学森回忆，他和同学临考前不开夜车，不死读书，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

钱学森报考大学前夕，他的中学数学老师认为他数学好，应报考数学系；国文老师认为他文章写得好，应报考中文系；美术老师则认为钱学森在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学画画。

此时，钱学森作出选择——学铁道工程，学造火车头。1929年，钱学森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工程机械学院。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目睹着天空中肆虐的日军飞机，钱学森作出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学造飞机。

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航空方面的书，发表了多篇关于航空的文章，最终考取了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专业是航空工程。

钱学森后来回忆道：

我（在国内读大学时）是学机械工程的……但是到图书馆借读的书绝不限于此，讲飞艇、飞机和航空理论的书都读，讲美国火箭创始人戈达德的书也借来看。

我记得还借过一本英国格洛尔写的专讲飞机机翼气动力学的书来读，当时虽没有完全读懂，但总算入了气动力学理论的门，这是我后来从事的一个主要专业。

1936年，钱学森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当时航空工程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经验性的，缺乏理论指导。他便思考，如果用航空理论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于是，钱学森作出了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研究航空理论。他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入学申请，成为世界著名力学家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生。

肯尼迪总统为冯·卡门颁奖

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钱学森选修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众多基础理论、前沿理论课程，打下了坚实、广泛的理论基础。

钱学森认为，我们需要工程师式的人才，更需要“科学家+工程师”式的人才。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读书时，除了本专业的课程，他还经常去其他系串学听课。他说：“我学了这些以后，国际上的数学物理化学杂志等都能看得懂。”

钱学森在美国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也做过一些工程设计。他常常去工厂和实验室，察看实验情况，了解工程中的关键问题，并能够与工程师们结为好友。

他运用自己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奠定的广泛理论基础，通过数学计算，解决工程上的难题，做到了理工结合，成为著名的应用力学家，即他后来所说的技术科学家。

1944年6月6日，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进攻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战线，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

与此同时，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开始着手考虑未来空中力量及空战发展方向。他决定聘请自己的老朋友冯·卡门教授为科学顾问，全面评估和预测未来的空中力量。

他对冯·卡门说：

我对这场战争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考虑这场战争……值得我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未来五年、或十年、或五六十年，空中力量及空战将向什么方向发展？

您召集一批实干的科学家来研究新问题。我想知道喷气推进对原子能、雷达和电子学等方面的影响。组成一个团体到五角大楼来研究这些问题，给我一份报告。

冯·卡门本着“唯真才实学者是举”的原则，迅速组织了一个科学家顾问团，汇集了当时美国顶尖的科学家，其中就包括已经是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的钱学森。

1945年4-5月，钱学森（右四）随冯·卡门飞赴战火纷飞的德国

冯·卡门带领钱学森飞赴欧洲战场考察，实地了解战时欧洲各国火箭、导弹、飞机、原子弹等武器的研制情况，全面收集科学技术情报，预测未来空中力量的发展。

1946年，顾问团向美国军方提供了两份报告《迈向新高度》《我们在何处》，这是美国军方有史以来第一份科学考察报告，也是美国空军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蓝图。

报告中包含原子弹和原子能技术、洲际导弹、超高速无人驾驶飞机等对美国空军未来发展的展望与规划。

两份报告中也有钱学森的卓越贡献，35岁的他已经是一位全面的战略科学家，他站在了全球航空航天和武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全面了解并掌握了最新武器的知识、应用、未来发展方向。

钱学森著《迈向新高度》中英文版

钱学森还参与了美国众多风洞的建造，并作为创始人建设了NASA后来的绝对核心JPL（喷气推进实验室）。1938-1947年，钱学森发表了几十篇该领域内举足轻重的文章，有划时代的意义。

他在超高速空气动力学方向是鼻祖级的存在，压缩流体边界层理论、“卡门-钱方程”，都是流体力学必学的、有奠基性质的内容，“钱学森弹道”也是可以载入史册的理论。

在当时，钱学森是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也因此有人感慨，他能回国发展，实在是中国之大幸。

在改革开放以后，钱学森努力学习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他将科学与哲学进行结合，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的内涵；又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一些重大科学技术发展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可能的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哲学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

作为战略科学家的贡献

钱学森是奠定了中国的国防科技、甚至整个科学领域走向的人，他着眼的不仅是当下，更是国家的未来。

1956年，全国12年科学规划会议航空组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沈元、钱学森、苏联专家米哈伊洛夫、王弼、陈亚娥）

新中国规划科学的经典案例始于《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而“12年远景规划”取得了极大成功，影响深远，奠定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基本模式——领导体制、管理制度、运行机制等。

1956年春，钱学森归国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全力参与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的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

钱学森任综合组组长，负责整个规划项目的评价、裁决、选择和推进工作，最终确定了12个重点领域、57项重大任务、6项紧急措施，确立了发展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无线通信、自动化等现代科学技术的方针和行动计划。

钱学森还亲自执笔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的制定。钱学森指出，喷气和火箭技术是现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飞机**，另一方面就是导弹，没有这两种技术就没有现代的航空，就没有现代的国防。

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应该优先发展飞机还是导弹？对此，钱学森提出——优先发展导弹，这是一个颠覆常识的观点。当时，世界各国普遍的发展道路都是，先有航空工业，再发展导弹和航天。

对此，钱学森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飞机对可靠性、安全性、可重复使用性都有着很高的要求，从当时的国情看，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短期内不可能解决；从战略博弈的角度来看，研制导弹是一条捷径，导弹技术并不比飞机难，又是一次性使用，技术难题相对容易解决，且导弹的攻击和防御，都比飞机有更大的优势；从长远看，发展核武器是必然之路，而核武器只有与导弹结合，才能真正形成战斗力和威慑力。

在钱学森看来，导弹技术的发展将彻底改变现代战争的模式，未来进入外层空间探索宇宙更是离不开运载火箭技术。

钱学森逻辑严密的论证和条理清晰的分析说服了所有人，于是在“12年远景规划”中有了这样的表述：1963-1967年，在本国研究工作的指导下，独立进行设计和制造国防上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

国家领导会见制定科学规划的科学家

早在1958年，钱学森就开始思考我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发展。1965年1月8日，钱学森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国家开始研究人造卫星，他根据中国国情，明确提出卫星发展**“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集中力量确保**“东方红一号”的研制任务；第二步进行返回式卫星的设计工作；第三步进行通讯卫星和导航卫星**的方案论证。也就是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牵头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任务，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1975年11月26日至29日，钱学森指挥下，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1984年4月8日，钱学森参与组织领导，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至此，钱学森提出的人造卫星“三步走”战略全部实现。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战略科学家

钱学森曾经告诉自己的孙子：“要说爷爷过去从事的导弹航天事业叫做伟大，那么21世纪的爷爷将更伟大。”事实上，钱学森晚年的贡献不亚于他在导弹航天事业上的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之后，钱学森退出一线领导岗位，却以更大的责任感投入更多科学领域，思考关乎国家长远发展、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他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

“中国太需要杰出人才。怎么才能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晚年思索最多、忧虑最多的问题。”涂元季说，钱学森心目中的杰出人才，要比一般的专家、院士高出一大截，用他的话说叫“科技帅才”。

这样的杰出人才不仅在国内某一领域位居前沿，而且在全球科技领域能让人一提到就竖起大拇指；不仅个人要具备拔尖的学术水平，还要能团结一大批人，统领一大批专家攻克重大的科技难关。

“现在的学科越分越细，学生学的知识也越来越局限，钱老的理念就是要广泛学习。他认为理工科要结合，要打破专业界限。工程学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优秀的科研人才应该是科学家加工程师。”涂元季回忆道。

钱学森曾强调：

要学会运用法制和行政规范指令这种宏观调控手段，来做到202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应为522000亿元。

有了52.2万亿元国民生产总值的强大物质基础，又有全体人民勤俭持家的奋斗精神，我们可以大力开展第五次产业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革命了。

全国15亿人民下决心维持小康水平，人均消费大致停留在3500元，以节省出资金从事：

1.第五次产革命、第六次产业革命、第七次产业革命；

2.教育经费每年提高到5万亿元以上；

3.大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即地理建设，森林覆盖率提高到国土面积一半左右，大规模调水以解决缺水地区的困难并绿化戈壁、沙漠，大力发展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核电等等；

4.建设信息化、高科技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了这四条，人民中国进入走向世界大国的大道了。

现代科研活动已进入**“大科学”时代**，跨学科跨界融合成为科技创新活动的基本特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把不同人的观点集中起来加以辨析，会更加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

同时，培养国际视野、加强国际合作、坚持开放的心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