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天下无拐”，买孩子的“养父母”不能“逍遥法外”！_风闻

12月6日，在公安部组织的“团圆”行动认清活动现场，“打击儿童拐卖”题材电影《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夫妇和失踪14年的儿子孙卓团聚了。

记得乌鸦在前几年看《亲爱的》这部电影的时候，曾在大半夜哽咽流泪，一直都希望现实中的原型可以有个好结局**，这则消息也算了结了乌鸦这样一批观众多年的盼望。**

但是，当感人认亲仪式结束后，却又传来了一个令人十分堵心的消息：被寻回的当事人孙卓公开对媒体记者表示：自己和“养父母”感情深厚，无法割舍，自己一时半会很为难。而且，孙卓的态度还更倾向于留在“养父母”一边。

其实这事也算意料之中，从认亲的现场视频来看，比起亲生父母情绪激动，因为重逢的喜悦嚎啕大哭，孙卓的态度却冷漠得多，和亲生父母拥抱等回应似乎只是出于礼貌，更多的是迷茫甚至恐慌。

这反差极大的一幕再度让很多网友感到不舒服，这和前几个月（2021年7月），另外一部同样是“打拐”题材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找到始终24年的亲生儿子郭振之后的场景如出一辙。

26岁的郭振比孙卓更加决绝，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养父母”一边，在认亲现场同样是“冰火两重天”的场景——郭刚堂老泪纵横，失声痛哭，而郭振则态度冷漠无情，只是在无数媒体围观的情况下，用他自以为“最客气”的态度，但明显敷衍的态度“安慰”自己的亲生父母。

这种场景和广大群众所期盼的“感人重逢”的画面反差巨大。

于是，“买卖同罪”的呼声再度响彻舆论场，那么，这真的是解决“儿童拐卖”的良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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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拐卖”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可谓一个极其突出的痛点，每当出现这类新闻的时候，都会激起舆论沸腾。

首先，对于直接实施拐卖犯罪行为的一方，也就是人贩子本身，这些年国家的打击不可谓不严厉，对首恶分子判处死刑的案件也绝非个例。

但是，“谁家孩子被拐卖了”之类的恶性案件依然常见诸报端，无数类似于孙海洋、郭刚堂一样的父母为此肝肠寸断，将自己的一生年华全部投入到寻找子女的行动中。可以说，在如此重拳之下，这些丧尽天良的人贩子为什么依然要铤而走险呢？

道理很简单，就毒贩子杀不完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有“买”方市场。实际上，这些拐卖儿童贩卖的犯罪现象虽然古已有之，但确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数量暴增。

这一背景下，各种因素交织在了一起：独生子女政策使得非法领养的需求增大；人员跨地跨省流动的限制解除，既催生了更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也让人贩子有了跨区域贩卖人口的机会。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绑架儿童”的罪恶产业规模扩大。

要知道，只要需求活跃存在， 而且有暴利可图，人贩子自然不惮于冒杀头的风险，《资本论》早就阐释过类似的道理。

跟“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类似的道理，也适用于拐卖儿童犯罪。

支持人贩子们处心积虑拐卖儿童的原动力，恰恰就是这些“养父母”！

就跟很多网友愤怒的点一样，这种“买家”也算“养父母”吗？这岂不是正经养父母们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什么是养父母？合法领养孤儿或者被遗弃的孩子，才应该被称为养父母吧。

要知道，买赃物要坐牢，可他们买孩子却可以照样当爹妈，这合理吗？

在不少拐卖儿童犯罪案例中，人贩子都是先找好买主谈好条件和价格，再具体实施犯罪行为的。人贩子拐卖儿童，说到底还是为了挣钱，倘若严惩之下更少人敢买，需求减少则拐卖也理应会减少。

更令人愤怒的是，许多“养父母”即便是在孩子和亲生父母相认后，竟然还想方设法要切断其联系。

当大家沉浸在为孙海洋开心的情绪里时，今天，有这样一条消息悄然上了热搜——“被拐儿童找回后将生母拉黑”。

根据《民生周刊》记者的调查，事件的主人公杨家鑫正是“梅姨案”被拐儿童。他和生母夏先菊在警方的安排下见了一面后，决定还是和养父母一起生活。

杨家鑫至今没有回过真正的老家四川，在他丢失半年后，他的亲生父亲已坠车自杀。更让夏先菊伤心的是，不知何时起，儿子已经把她拉黑了。

 

夏先菊说：“我只是想象一个朋友那样关心一下，可是他都把我拉黑了，我只能从他的养母那知道一些情况。”

但夏先菊却只能默默承受这样的痛苦，并寄希望于如果孩子长大懂事了，或许能够和她恢复联系吧，尽管这希望十分渺茫。

最近几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发出过提案，要求提高拐卖儿童最低量刑标准和起刑点。

比如，全国人大代表阎志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奔走呼吁，对拐卖儿童的案件实行买卖同罪。

阎志认为，买方市场的存在，是拐卖儿童违法犯罪存在的重要原因。因而他建议，将拐卖儿童犯罪的刑期起点参照绑架罪，直接调整为十年以上，从严打击；同时，进一步提高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的惩罚力度，买卖同罪。“事实上，很多被拐孩子与亲生父母认亲之后，并不会对养父母进行追责”。

其中，有相当多一部分是亲生父母碍于子女对所谓“养父母”的怀有的多年“养育之恩”，担忧如果对其“养父母”追责，很有可能导致最后反而和亲生子女反目。

向上边说到的《失孤》原型郭刚堂以及被亲生儿子拉黑的夏先菊都明确表示，不追究“养父母”的任何责任，因为自己孩子在“养父母”的“照看”下过得“很好”，他们也“善待”自己孩子了。

26岁的郭振在和亲生父母见面时，态度极其敷衍，“养父母”则给他买房和弄到体制内工作，让他一直心怀感恩

但从实际角度来看，他们很可能更担心的就是即便追责，对方也不会受到多达的惩罚，相反会导致双方彻底撕破脸，好容易找回的亲生血脉会断了联系。

这种担心实则不无道理。

就拿文章开头说的《亲爱的》原型孙海洋夫妇来说，他们是属于极少数要坚决追责“养父母”责任的失孤家庭，目前，孩子孙卓的“养父母”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

可是，孙卓对亲生父母此举却持有强烈的抵触态度，看到亲生父母要追责自己的“养父母”，他明确表示：如果养父母被判刑，自己会生气的。

并且，孙卓目前还在积极要求亲生父母出具谅解书，并撤销对自己“养父母”的任何追责。

同样被拐卖的男孩符建涛在和父母相认后，虽然相较于孙卓和郭振那种对亲生父母的冷漠，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展现出大家所期盼的热情，但他也明确表示在照顾生父母情绪的同时，也不想伤害“养父母”一方。

由此可见，所谓的“养父母”的存在，对于历经千辛万苦寻到亲生子女的父母来说，无疑会造成第二次心理伤害。

因此，广大网友们群情激愤，要求加大对人贩子的帮凶，那些自诩孩子“养父母”的销赃买家的实刑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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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对于这方面民意是有持续回应的。

我国刑法中原先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有一个很宽泛的免责条款。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这一定程度上等于为买方开了特赦。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将上述条款改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免责条款改成了酌定条款，给办案人员以自由裁量权根据不同的案件酌情进行处理。

不过，这离舆论所要求的“买卖同罪”还有很长的距离。为何政府不迅速修改法律，在我国实现“买卖同罪”呢？难道他们看不到“买卖同罪”有如此多的好处吗？

乌鸦认为，他们当然看到了“买卖同罪”的好处，不过可能也看到了一些我们没看到的反向的问题。

第一，“买卖同罪”并非我国打击妇女、儿童拐买索要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我国目前打击人口贩卖遇到的最大难点是，受害人不好找到。

目前，我国被拐卖的儿童中流动儿童居第一位，留守儿童居第二位。人贩子拐卖男童的目的，一般是以非法领养为目的，拐卖女童则是以性剥削目的为主。**90%是因为监管缺失导致孩子被拐走，一半被拐家庭属于农民工家庭。**而被拐卖妇女、儿童的主要流入地为农村。

有调查显示，以昆明市为例，2000-2004年失踪儿童一共352名，只有2名是本地常驻居民的孩子，其他的全都是外来务工者子女，在昆明西山和官渡区城乡结合部丢失的。

“不要让孩子离开大人的视线”，似乎只是一个儿童安全常识，然而对很多焦头烂额的进城务工家长来说，却是一个奢侈的要求。

可以看到，我国被拐卖的儿童中大部分在监管缺失的家庭，孩子丢失之后，家长甚至做不到及时发现。而拐卖犯罪一旦发生，孩子就被卖到了偏远地区，这些地区缺乏监控，线索断掉之后，再想寻找到被拐儿童就如同大海捞针。

据统计，我国被拐买的儿童仅有不到十分之一能够回到父母身边。

也就是说，现在我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孩子一旦丢了，就很难找回来，你想实现“买卖同罪”打击买家，但现状是找不到买家啊，何谈打击？

法律界有一句话，叫刑罚的必然性比刑罚的严重性更能抑制犯罪。举例来说，如果某个罪行量刑三年，但破案率90%多，大部分人是不敢冒这个风险的；但某个罪行就算刑罚是死刑，但破案率不到10%，估计犯罪者干起来是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

另外，实现买卖同罪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买家为了掩盖罪行，难保不会杀人灭口，这样也给受害者增加了危险性。

第二，在偏远地区农村，执法仍有很大困难。

现在基层打拐遇到的另一严重问题，就是执法的难度不小。

曾经有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盲山》，记述了一个被拐卖女人的故事。

在这部电影里，22岁的女大学生白雪梅找工作的时候认识了热情大方的姑娘胡晓晓。她在工作和金钱的诱惑下和胡晓晓一起坐车去山区采购中草药。经过长途跋涉她们来到一个小山村。

白雪梅睡醒后，发现胡晓晓早已不知去向。**白雪梅被告知，她被人贩子卖给当地40岁的农民黄德贵做老婆了。**白雪梅想要回家，遭到了黄德贵的拒绝。到了晚上黄德贵强奸了她。白雪梅稍有反抗就会遭到殴打、谩骂。

这种突如其来的悲惨命运让白雪梅无法接受，在白雪梅的多次逃跑以及求助当中，她试过翻越山头，求助过往的车辆，希望能捎她到县城，可惜身上没钱遭司机拒载。而后被追赶而来的黄德贵拉回家里一顿毒打。

跑到村委会求助，村长知道村里买媳妇的事，对于这种情况早已司空见惯，敷衍几句就让大家回去了。

白雪梅偷偷写信给家里求助，然而前脚把信交给邮递员，邮递员转身就把信交给了黄德贵。

幸好村里的一个小学生帮忙到县城里寄信，叫来了白雪梅的父亲和警察。警察试图把白雪梅救出去，却遭到村民们的围堵。无奈，警察只好放下白雪梅和她父亲，回去请求支援。

电影最后做了和缓的处理，但是这样的事情在现实中恐怕无法不以悲剧收场。

偏远农村地区有强烈的传宗接代观念，农村居民也有比较大的养老负担，养儿防老的想法比较普遍，面对娶妻生子困难的状况，他们对于人口买卖的接受程度很高，有些地区甚至不认为买老婆、买儿子是违法、犯罪行为。

而且在这种地方，收买被拐人口往往比较多发，村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会对于警察执法和解救被拐者非常抵触。

根据新闻报道，公安部在2020年底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查找被拐失踪儿童的“团圆”行动，全国公安机关找回失踪被拐儿童2609名，侦破拐卖儿童积案14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72名。

**这种专项打拐行动，堪称万钧雷霆。**乡镇干部被留在本机关，手机收缴，不许与外部联络；一个大队武警把目标村落团团围住，封锁道路；民警带队冲进村中直奔目标，如遇抵抗，直接抓捕。

这种打拐专项行动几乎年年都有展开，效率必然非常高，解救成功率不用怀疑。但是，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战士和民警的数量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这种模式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施行。

大部分情况下，民警解救被拐妇女、儿童，还是要和村民斗智斗勇……“买卖同罪”就算实现了，怎么解决基层执法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解救工作都如此困难，“买卖同罪”也是镜中花、水中月。

这背后涉及农村居民养老问题，传统观念的改变问题，甚至基层自治的开展状况问题，的确是十分复杂。

不少人认为美国应对儿童失踪案的Amber警报值得借鉴，这一系统由执法部门、广播电视、无线通信、网络公司、运输机构等合作组成。一旦收到报警，广播电视、路牌、家庭手机等所有可用的技术都会进行广播，广播内容包含了失踪儿童特征、嫌疑犯特征，以及嫌疑犯的车辆描述和车牌号码。

但这也是建立在美国城镇化水平高、警力充足、移动设备覆盖率高的基础上。国情不同，很难直接照搬。

“买卖同罪”是我国打击人口贩卖问题的未来必然趋势，几年来，不少官方媒体都对“买卖同罪”有着正面的表述，社会舆论上支持“买卖同罪”的声音更是一直占据多数。但也必须看到要真正实现这一政策，需要同步进行移风易俗、基层建设和提升执法效果的工作，逐步提高收买者违法成本，加大震慑力度，进而遏制收买被拐儿童行为，最终斩断拐卖黑色产业链条。

参考资料：

中国新闻周刊：《亲爱的》原型找到孩子！但失踪15年被“目的”8000次的女童依旧生死未卜……

澎湃新闻：《亲爱的》原型被拐儿子的养母被采取强制措施

舒圣祥：遏制拐卖儿童需要“买卖同罪”

《法制日报》：四川高院发布拐卖儿童案例：有人为钱卖亲生子，打击买方困难

《工人日报》：打拐，让天下不再“失孤”

《大连晚报》：导演李杨讲述女大学生被拐卖的故事《盲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