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集团“母凭子贵”，国家还能怎么管？| 文化纵横_风闻

✪ 刘典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导读】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全球事务的主导者一直是国家，但随着大型互联网公司控制了数字资源、具备了地缘政治影响力，情况也开始改变。对此，**欧亚集团主席伊安·布雷默认为，大型科技公司如今已是和国家平起平坐的地缘政治玩家。**他认为中美两国的科技巨头将在三种可能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运作：国家至上的、全球主义的、或是技术乌托邦主义的。**与之相对，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认为，这些公司将不会在任何时候取代民族国家。**因为数字空间永远无法取代物理空间，而且没有一家科技巨头拥有国家一样的权力和忠诚度，更何况这些科技巨头和历史上曾经极盛一时并与国家监管斗争的垄断技术集团没有本质区别。他认为，每一次，存活下来的都是国家而不是公司。

在这场关于数字巨头能否改变地缘政治的大辩论中，人们很容易将公司和国家的关系简化为零和博弈，然而本文作者却指出，数字巨头崛起所产生的地缘影响是强大主权、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革新三股权力叠加的结果，固然在数字时代，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拥有权力，但数字巨头和过去的工业寡头、金融寡头相比，政经关系结构与资本权力归属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因此，这并不是公司与国家两个巨人间的战斗，更可能是一场数字时代的不同文明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重建在数字时代私人资本权力过度扩张所打破的平衡。哪个文明最先发挥制度、文化等多方面优势，探索出一条适合公私权力交融的数字新未来，那么也将对未来全球格局的演变带来决定性影响。

本文原载观察者网，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资本集团“母凭子贵”，国家该怎么管？

随着社会演变和技术发展，任何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个体，都能够清晰感知到巨型科技公司（下文称“数字巨头”）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拥有的的巨大能量。

近日，一场关于数字巨头能否改变地缘政治范式的大辩论正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上展开。欧亚集团主席伊安·布雷默在题为《技术极化时刻：数字巨头如何重塑全球秩序》的文章中指出， 少数数字巨头事实上已经等同于国家，正在重塑过去由政府运作的全球环境。

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题为《科技巨头不会重造全球秩序》的文章提出反驳观点，他认为 数字巨头在未来将继续在国家政府设定的政治和制度框架内运作，国家才是转变未来的关键要素。

因此，应如何定义数字巨头并认知其权力属性？数字巨头权力扩张推动新型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将给国际政治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本文认为，数字巨头与主权国家并非简单的零和博弈关系，数字巨头崛起所产生的地缘影响是强大主权、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革新三股权力叠加的结果。数字巨头成为推动私人资本权力持续扩张的最新载体，也直接挑战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权力分配的基本格局。分析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不仅要跳出国家中心主义范式，更要超越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政府-市场二元对立的“零和”分析框架，探索公私权力范式交融的数字新未来。

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新华网资料图）

▍ 认知数字巨头的三种流行叙事

在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的时代，技术革新让世界变得更好，几乎成为社会共识，而现在，这种共识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随着数字技术在全社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社会对于数字巨头的正面形象认知，正在裂变为“先进生产力”、“数字利维坦”与“新型垄断”三种迥乎不同的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数字巨头是推动未来人类经济社会模式革新与新文明形态发展的“先进生产力”。

数字技术创造的新型基础设施和应用生态全面而系统地渗透并重组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大型互联网平台集合了先进技术、巨量资本和高效组织，一度成为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杰出代表。在电商、社交、出行等不同商业场景耕耘多年的巨头持续擘画“科技乌托邦”的宏伟蓝图。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增长红利递减与监管政策趋紧的背景下，巨头们开始讲述新的故事篇章，意图构建一个更加真实和身临其境的数字世界——元宇宙。

随着区块链技术和去中心化应用的实现，未来将可能形成一个由大型数字平台打造的虚拟空间，将现实世界的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转移到不分国界的数字空间中。大型数字平台与技术精英将成为数字时代全球公共产品的承担者，打造一个完全互联互通的数字虚拟世界。

在部分科技乐观主义者眼中，科技公司所塑造的将是一个虚拟与现实高度融合、没有国别、没有等级、更加自由和平等的数字“绿洲”，也许在遥远的未来，“自17世纪以来主导地缘政治的民族国家范式已被完全不同的东西取代”。

第二类观点，认为数字巨头正在突破非国家行为体正常的权力和权益范畴，成为越发失控甚至足以挑战主权国家权威的“数字利维坦”。

布雷默的文章反映了此类观点对于数字巨头的种种担忧，也并不否认数字巨头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数字巨头的快速崛起，在承载着人们对科技的乐观主义想象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围绕数字巨头的经济社会治理难题。几大数字巨头各自掌控10亿用户规模级的超级网络平台，通过有效汇聚海量用户的私权利和社会的公权力，渗透和主导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公共基础服务。

扎克伯格曾有言： “在很多方面，Facebook更像一个政府，而不是一个传统的公司。我们有这个庞大的社区，相比其他科技公司，我们更是在实际制定政策。”个别数字巨头创始人也曾激情洋溢地宣称要用20年打造“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数字巨头正在开始影响并主导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甚至开始影响和塑造国际秩序。

更有甚者，有人开始忧虑一种更为悲观的未来，那就是数字巨头从政府手中夺取数字空间控制权，很可能获得数字社会的独裁性权力。在过去各国政府忽视的网络空间中，数字巨头正在建立新型主权式权威。

已有不少学者呼吁应警惕“数字利维坦”的产生。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20年11发布的文章中提出，数字平台不仅拥有扭曲市场的经济权力，还将拥有支配信息的传播和政治动员的协调的政治权力，扭曲政治价值观，危害民主制度的运转。

美国社会心理学者肖沙娜·朱伯夫认为， 大型数字平台这种通过监视手段获得数据信息作为免费或低成本的“原料”、把每个民众的隐私信息无偿占有、反复利用的生产方式实际上是 “监视资本主义”。这不仅将剥夺个人权利；还会改变每个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控制并异化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和民主秩序，侵蚀并破坏社会基础和文明进程，从工具主义向极权主义回归，超出市场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和历史范畴，具有以资本反噬国家主权、走向民主解构的危险趋势。

第三类观点，认为数字巨头与过去曾主宰石油、铁路等行业的托拉斯集团并无本质区别，是一种需要主权力量加以规范的“新型垄断”。

沃尔特的文章是这类观点的代表，他从一个保守主义的视角分析数字巨头为何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主权国家所拥有的专断性权力。数字巨头无法与物理空间脱钩，其在数字空间内的影响力无法为现实世界及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而国家可以合法使用武力。

“当安全、政治权威与技术创新之间需要权衡时，政府（和社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摒弃技术创新以保障安全和政权。”随着各国政府逐渐向数字空间延伸主权，科技公司不受约束的发展环境正在消失。国家可以运用法律规范、经济制裁等多种方式，避免大型科技公司的资本利益侵蚀主权利益。

漫画中的托拉斯形象

▍ 理解巨头、资本与强大主权之间的复杂共生关系

围绕认知数字巨头的三种流行叙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知识界的这场辩论似乎已经将数字巨头的形象脸谱化了，数字巨头和主权国家间成为了一种权力博弈的零和关系。

事实是这样吗？在这场讨论中正反双方都忽略了对国家和巨头两者影响巨大的重要因素——资本。数字巨头的权力根基多元而复杂，概括来看无外乎来自于技术、政治与资本三个维度，体现出一个“新”、两个“旧”的特点。

一个“新”在于数字巨头掌握了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在数字时代，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拥有了权力。

相比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等传统垄断性公司通过在能源等基本需求领域发挥作用并进行跨领域扩张，而数字巨头通过掌握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分配，可以为各行各业的生产提供数字商品、数字服务和信息流等关键的虚拟产品，支配实体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围绕这些资源的开发、生产、消费形成的数字产业链、价值链和社会运作模式，为数字化的人类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提供基础性的算力、数据存储、工具和规则。

数字巨头因掌握关键数据资源和不可或缺的新型“公共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经济社会秩序的关键重构者。借由数据在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深度数字化进程中的全局性作用，这些私人资本主导的平台型公司组织，所拥有的权力正在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扩张，充分发挥全球流动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成为一种具有全方位影响力的“超级权力”。

而在新兴的数字领域，国家作为传统权力载体的数字化转型进度，已明显落后于以数字巨头为代表的新型资本组织形式。

两个“旧”在于数字巨头和过去的工业寡头、金融寡头相比，政经关系结构与资本权力归属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

在数字巨头成长的过程中，资本集团与强大主权分别扮演了孕育和抚养数字巨头的“母亲”和“父亲”的角色。只有强大主权才有能力供养数字巨头，要理解这一点，白宫和硅谷的同盟是最佳的范例。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量过剩的金融资本推动数字技术在社会层面广泛运用，依赖巨额资本的前期投入，科技企业通过烧钱结合数字平台技术改造其价值生产行业的具体场景，充分利用网络规模效应与数字应用优势，迅速崛起为新的数字巨头。

与此同时，谷歌、亚马逊、脸书（现已改名为META）等企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国跑马圈地，不断侵吞国际市场份额来收割全球数据红利，推动本国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

从政经关系结构的角度看，数字巨头与主权国家并非简单的零和关系，或者割裂开来的两个实体，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连体。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中，科技企业曾是主权国家间创新竞争的“士兵”，而在如今国际政治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数字巨头与强大主权国家间已形成共生关系。

这种共生关系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狐假虎威”，数字巨头在全球领域发挥地缘政治影响力需要国家权力背书，它是强大主权国家在全球秩序体系中的权势投影。**苹果、谷歌如果不是美国公司，可能早在欧盟连续开出的天价罚单中大伤元气，而华为、字节跳动如果不是中国公司，也可能早在美国政府凌厉的制裁攻势下被迫签署“城下之盟”；

**二是“唇亡齿寒”，在数字地缘竞争中，数字巨头不仅仅是所谓的“士兵”或者“冠军”，更像是拱卫帝国、拥有自主性的封建领主军团，成为支撑强大主权国家权力扩张的关键性力量。**盘踞在硅谷的“FANNG”军团已是美国在数字时代维护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假设硅谷骤然衰落且后继乏力，那么美国在当今世界的权力与地位无疑将遭受重创。而一直拥有全球领先数字产业集群的主权国家，将在下一阶段数字地缘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权。

从资本权力归属的角度看，数字巨头崛起是私人资本权力进一步扩张的结果，成为了继金融寡头之后、资本权力与技术结合形成的最新载体。巨头们在担负部分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也侵蚀了部分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而私人资本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打破了原本由国家法律秩序维系的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相对平衡的权利义务关系，也直接挑战了在工业经济时代和信息经济时代已形成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的权力分配格局。

我的同事范勇鹏老师在《从公司到国家：美国制度困局的历史解释》一书中剖析了西方国家在近现代政治转型过程中公司与国家的制度同构现象，进而提出美国是“公司型国家”的观点。其实对于资本权力而言，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实体，也是一个为资本增殖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与合法暴力保障的经营性平台。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数字巨头崛起为资本权力掌握最高统治权提供一种收益更高、成本更低且产权明晰的补充性选择，即不需要像过去一样长时间建设“旋转门”机制渗透主权国家民主体系的复杂政治系统，通过拥有超级网络平台基础设施的私有产权，就可以掌握部分类主权性质的组织化权威。

就像前文所提到的，在数字巨头成长的过程中，资本集团与强大主权分别扮演了孕育和抚养数字巨头的“母亲”和“父亲”的角色。在这个由主权国家、资本集团与数字巨头组成的“小家庭”式的权力三角结构中，数字巨头无法取代国家存在的特殊使命。

甚至强大的主权国家依然需要履行作为“父亲”的责任，为作为“孩子”的数字巨头提供进一步成长的环境，而作为“母亲”的资本集团在一些国家已俘获部分国家权力，随着“孩子”的成长，将更多权力资源开放给数字巨头，反过来“母凭子贵”，利用新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构建生产关系，资本权力也将随着数字巨头的迅速崛起得以进一步扩张。同时，强大主权也将面临资本集团在现代政治体系内部分转移权力资源所带来的治理挑战。

▍ 从共生到融合：探索公私权力范式革新的数字新未来

通过分析巨头、资本与强大主权之间的复杂共生关系，对于数字巨头能否改变地缘政治范式的问题，可以进一步从三个层面进行解释。

首先，来源于强大主权、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革新三位一体形成的权势叠加，使数字巨头所拥有的实际权力已超越现今国际社会中绝大部分中小型主权国家。

即便是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Facebook也可以因为澳议会准备通过一项名为《新闻议价法》的法律，就悍然屏蔽了澳大利亚所有媒体的新闻内容，同时限制该国用户分享和获取海外新闻的权限，最后澳大利亚政府妥协同意修改议案才宣布解除封禁。

其次，对于有共生关系的强大主权而言，数字巨头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其权力根基。

长大了的数字巨头虽然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性权力，但其所拥有的地缘影响力，可以说是这个“家庭”权力三角综合实力的体现，短时间内数字巨头并不能脱离“父母”所提供的庇护和资源而独自生存，但是在强大主权国家内部，其相对独立的“能动性”作用正在加强。面对2021年初国会山沦陷事件，美国的数字巨头们并没有受托于政府或执法部门，而是直接采取行动，甚至将特朗普在未卸任美国总统之时就全面封杀。

反之，传统国家组织要想规制数字巨头，目前的主要手段是从经济层面运用反垄断罚款、提高监管要求等措施，但是罚款对于数字巨头而言警示意义更重于实际意义，采取过于严苛的监管也会损伤数字经济的发展活力，如何规制和驯服仍然在扩张的私人资本权力，主权国家暴露出严重的体系滞后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最后，随着数字时代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公共与私人部门间权力边界的动态调整为数字巨头提供权力进一步扩张的空间。

扎克伯格（资料图）

在万物信息互联互通的时代，各国社会内部随着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分界愈发模糊，不得不迫使公共与私人空间重新划界。作为私人资本权力扩张的载体，之所以能够打破非国家行为体的传统权力边界，在于数字巨头利用人类社会深度数字化过程中出现的权力“空档期”，率先实现生产方式和组织体系转型，掌握了部分社会生产分工中的核心环节。

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具有替代性甚至更具先进性的新秩序，那么不论主权国家如何限制数字巨头，也无法阻挡数字巨头继续讲述新的“科技乌托邦”故事、联合金融资本集团来为自己塑造新发展空间。国家也在学习如何在新领域重树权威，甚至开始模仿数字巨头的平台思维进行创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转型，推动政府的数据化、平台化和智能化建设，同样难以避免的，在这场治理模式转型中，数字巨头在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在布雷默所推演出的地缘政治演变的三种可能性中，不管是国家至高无上继续支配数字巨头，还是数字巨头从国家手中夺取对数字空间的控制权，亦或是“国家逐渐消失，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的地位提升”，都指向了两种发展路径——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将由国家或者公司来决定。

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扩大政治影响力并非数字巨头的主要目标，但是当数字巨头作为私人资本主导的公司组织规模扩大到令大部分主权国家相形见绌的地步，以单一商业逻辑来设计未来发展战略之时，由私营部门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已面临巨大的治理挑战。

也许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重建在数字时代私人资本权力过度扩张所打破的平衡。

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或许将长期存在，凭借平台的数字经济对所有权的弱化和对使用权的强化，平台中的资源有了非排他性，换言之，数字平台与云端的资源共有创造了“共享型”经济的实现形式，我们很难用工业经济时代的公有制，或是私有制的概念来进行区分和认知，政治经济学中最基础的“所有制”概念也面临新挑战。

生产力不仅在数字经济中推动劳动工具数字化、劳动对象服务化、劳动机会大众化，与此同时促进生产关系的组织平台化和资源共享化，进而导致基于物质基础的社会上层建筑同样需要顺应趋势的改变。

不管是嵌入到政府权力体系，或是与主权围绕公共治理达成新的分工合作“契约”，与强大主权共生的数字巨头将成为未来地缘政治演变的重要变量。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向智能化、平台化转型，私人资本主导的数字巨头也需要自觉和非自觉地对大型平台的公共运用、公共管理、公共监督做出有益探索。

我们也许将看到的，并不是公司与国家两个巨人间的战斗，更可能的是一场在数字时代不同文明政治制度竞争的新比赛。如何跳出国家中心主义范式，进而超越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政府-市场二元对立的“零和”分析框架，哪个文明最先发挥制度、文化等多方面优势，探索出一条适合公私权力范式交融的数字新未来，那么也将对未来全球格局的演变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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