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信息量极大，政策前所未有积极_风闻

　　◎智谷趋势（ID：zgtrend） |  黄汉城 路口大爷 

　　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幕。

　　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思潮大交锋的节点，同时又“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关于明年该如何做，会议指明了方向：

　　一是政策基调释放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信号，明年要加大力气往前冲；

　　二是会议花大篇幅厘清重大争议问题，意在重塑社会对经济改革的共识；

　　这次会议，信息量极大！

　　通稿在肯定成绩之后就客观说：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三重压力是第一次提到。

　　需求收缩方面。首先在于人口变化。2020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自然增长率仅有1.45‰，创43年来最低数值。2020年中国人口净增204万人，相较于2019年的467万、2018年的530万，2020年净增人口规模降幅超过一半。

　　2020年中国20-34岁的年轻人为2.9亿，相比2010年的3.25亿减少了3463万人。婴幼儿与年轻人都是拉动消费的主力。这部分人群在萎缩。

　　其次受疫情等多方面因素，人均收入的提升速度也受到影响。这些综合性因素共同导致了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方面。是2021年全球经济共同面对的难题。这里既有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冲击，也有全球供应链中断带来的物流冲击。

　　即便社会投资需求不强，但供给短缺仍然强势主导了市场，导致一众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价格上涨，从而推动了通胀——今年10月，我们的工业通胀PPI创了历史新高。

　　需求与供给的剧变，共同推动了市场预期的减弱，如果不加引导和有力调控，可能会形成投资减少、消费减少的自我循环通道。

　　因此， “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会议通稿中处处都释放出明年加大力气往前冲的信号。

　　宏观政策的基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积极：

　　要求明年“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以前是怕地方过度发力，所以要适当往回收力。现在是要往前推，要求各方面积极出力。

　　财政政策要求“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

　　保证财政支出强度的表述很有意思，就是财政政策绝对不能弱，要保证强度，加快速度。

　　总而言之，明年财政大有可为。

　　因此，继高铁热、机场热之后，不排除我们将迎来运河热。

　　在广东，大湾区正在谋划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跨海大桥，深珠通道。

　　在广西，规划了总投资680亿元、全长约140公里的平陆运河工程，它的开建可以让省会南宁等城市直通北部湾港口，较目前经由珠江的出海航程大幅缩短，钦州、北海、防城港也可以摆脱“孤港”，扩大经济腹地的货源。

　　在江西，正在谋划世纪水运工程浙赣粤大运河……

　　这些超级工程的审批落地速度，都有望加速。

　　会议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

　　这是全文非常重要的部分。

　　近来关于行业产业的政策变动很多，涉及互联网、教培等诸多领域。在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各类声音各种观念都有。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思潮大交锋的节点，为了有序发展，会议特意指明了方向。

　　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共涉及五个层面，分别是共同富裕、资本、初级产品供给、重大风险、碳达峰碳中和。

　　其中，共同富裕排在了第一的位置。

　　会议通稿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

　　这其实就是权威人士在11月24日《人民日报》撰文所说的，我们“不搞平均主义，不搞杀富济贫、杀富致贫”。

　　中国始终会一如既往地，最为广泛有效调动全社会积极性能动性，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质量和专业技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这个基础上再深化分配制改革。

　　通稿还提及，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这两句话分别指明了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方向。

　　第二次分配方面。未来房产税、资本利得税的步伐会越来越快，通过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来实行不同阶层之间的分蛋糕；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来实行不同区域之间的分蛋糕，以更好实施各类区域重大战略。

　　第三次分配方向。2019年，中国企业捐赠在慈善捐赠总额中的比例达到61.7%，个人捐赠只有26.4%。企业在第三次分配中贡献良多。但不可否认，目前中国78.1%的社会组织处于“缺钱”状态。企业和社会群体的参与空间还比较大。

　　与此同时，通稿还提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

　　就业带动力被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去年同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只提到三处“就业”：“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要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要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工作，促进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

　　今年则提到了八处“就业”：

　　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

　　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

　　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承载着数亿人的就业创业。要继续面向市场主体实施新的减税降费

　　抓好重点群体就业，落实落细稳就业举措。

　　比重明显增加。

　　这既说明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下，明年存在保就业压力，又预示着2022年会全方位、全力度的抓好就业问题。

　　为此，关于考公范围、职业门槛等可能会迎来一系列新的变化。

　　第二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通稿提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通稿罕见地明确了资本有“消极作用”。也因此，我们必须予以规范引导和控制。

　　此外，过去的说法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现在变成了“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字眼不同，大有深意。

　　无序扩张可能是指资本跨越边界无序扩容，一个互联网公司偏要进入所谓科技金融领域，使用百倍杠杆急速扩张留下系统性风险；一个巨头通过收购小鱼中鱼形成垄断，遏制或者扼杀其他的技术创新，就叫做无序扩张。

　　野蛮生长或指资本在特定领域，违背政策风向、枉顾国家安全利益，肆意生长，急于变现。

　　以前强调防止乱扩张，现在强调防止乱生长。

　　两者有着微妙的区别。

　　第三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供给保障”。

　　这一段落非常微妙。

　　按照传统经济学原理，在经济面临需求收缩压力之时，应该是刺激大众消费、鼓励投资。

　　会议却提出，“要坚持节约优先，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在生产领域，推进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在消费领域，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两者似乎有所矛盾。

　　但其实通读全段下来之后，就知道这种战略安排独居深意。

　　要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

　　加快油气等资源先进开采技术开发应用

　　要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提高农机装备水平，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一方面是节约对粮食、石油等战略资源的使用，避免浪费和过度消耗，一方面又是加大生产效率，提高粮食、石油的供应。

　　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储量的增加。

　　这些都指向了底线思维，是强调在极限情况下，保障中国的石油、粮食等初级战略物资能够自给自足。

　　这样，中国才能更好的应对，包括但不限于疫情变化等各种全球性突发事件。

　　第四个问题，是“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近年来，国家在处置风险问题时，一直都强调：“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压实各方责任，也是一贯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走”。

　　此次会议特意强调：“压实地方、金融监管、行业主管等各方责任，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向恒大事件。

　　恒大有超过2万亿的庞大债务，一旦倒下，会不会造成房地产硬着陆，这是国内外需要高度关注的事件。

　　但监管态度始终非常明确，那就是恒大并非“大而不倒”，任何管理经营不善的企业，都必须付出市场代价。恒大必须保交楼，必须充分变卖资产实现自救。

　　到了实在走投无路的阶段，监管也会介入。

　　上周五，恒大美元债已经出现实质性违约的信号，境外市场债务重组进程开启。

　　广东省和一行两会连夜发声，引导市场预期，派出工作组进驻恒大，步调统一有序，可以看出监管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风险处置机制。

　　接下来，工作组可能会对恒大的债务和业务情况进行全部摸底，稳住大局之后，再参照海航模式进行债务重组，对各大业务板块进行分拆出售，广东也会牵头国企介入。

　　第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

　　碳中和是未来四十年的主线，碳达峰是2030年前达成，一方面既要坚定推进，不能懈怠，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地方层层加码，不能想着“毕其功于一役”，这必然是不小的工作挑战。

　　2020年的限电事件成因非常复杂。

　　有些地方是因为给“两高”项目偷偷放水，导致能耗“双控”超标；

　　有些地方是因为煤炭产能不足、天然气价格短缺，而新能源又无法完全替代传统能源，导致出现能源短缺；

　　有些地方是因为能源价格高，发电企业不愿意亏本运营，导致发电量减少。

　　这才造成了高层批评的“运动式减碳”。所以此次会议特别厘清了减碳问题，一是先立后破思维，基于国情向低碳经济过渡；二是在加快“立”的过程中随时调整考核激励机制，包括“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