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春秋晋楚争霸时期的郑国与宋国_风闻

今年我喜欢抽空读历史，尤其是读读中外历史上的两强争霸战略案例。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两强争霸案例。

春秋时期，从周平王东迁（前770年）到三家分晋（前403年），一共367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间关系与今天的世界秩序最有相似性，因而对今人有着独特的启发意义。由于存在共主（周王室、联合国），国际体系并非处于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但是这个共主的权威是如此之羸弱，礼崩乐坏队伍难带，以至于出现了若干霸权国试图僭越这个名义上的共主，自作主张地向这个体系提供某些公共产品，并以此获取权力、地位与利益。春秋时期出现了大大小小七位霸主，其中有对亲弟（段叔）的反叛欲擒故纵的郑庄公，靠管仲的经济战实现和平崛起的齐桓公，严守礼义迂腐出名的宋襄公，退避三舍的晋文公，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以小攻大破楚都城的吴王阖闾，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所谓春秋五霸的说法，不同的版本所指不同，没有争议的是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三位。

春秋中期的历史主线是晋楚争霸，其中最激烈的时间段是从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开始到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成功，这个时期晋楚之间你来我往，此消彼长，战争和结盟连绵不断。关于两强争霸时期的内政问题、外交策略和战争胜负，我们以后专文探讨。这篇小文重点说说夹在两强中的那些中小国家的选择及其命运。

最有意思的两个代表性国家，在我看来是郑国和宋国。郑、宋分别是姬姓周族和子姓商朝的后代，这两个国家都处于中原，相互为邻。地处中原的好处是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经济繁荣，交通往来便捷；但缺点是身处四战之地，容易遭受各方强国的袭击。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在春秋的前期“小霸”过，但是称霸的风格大不相同。

郑庄公小霸，靠的主要是谋略和勇气。他先是靠隐忍纵容然后斩草除根地灭掉亲弟弟段叔在俩人的亲妈支持下的内部权力挑战；然后又带头挑战周王权威，抢收周王室的粮食，在繻葛之战中打败周王亲帅的“联合国军”，还射伤了周王，从而导致王室权威一落千丈。尽管一时风头无两，但是郑国本身的国土和人口规模不足以支撑其长期霸权，因此郑庄公去世之后，郑国迅速沦落为大国争霸的筹码和战场。

宋襄公争霸，靠的主要是仁德和礼义。宋襄公之兄目夷有贤能，但为庶出。嫡出的宋襄公自认为才能不及兄长，就想把自己的太子之位让贤，此议遭到了父亲宋桓公的反对，目夷也坚决不受，最终还是由宋襄公继承了大统。上一代霸主齐桓公听说了此人之德义之后，在诸侯葵丘会盟时专门与宋襄公深谈，并把自己的太子昭托付给他。在齐桓公被乱臣贼子囚禁饿死之后，齐国内乱，而宋襄公则根据齐桓公生前的委托，召集几个小诸侯集体干预了大国齐国的内政，在齐人里应外合之下，帮助齐国恢复了秩序。他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外交与军事成就，主要不是靠暴力而是靠道义。这一成就让他一时间名满天下，他也觉得自己可以当仁不让地扮演霸主角色，召集诸侯们会盟，为天下主持公道，结果遭到楚国的暴力绑架。获释后宋襄公与楚国开战，又因为拘泥于仁义道德而在泓水之战中丧失重要战机，最终战败并受伤而亡。

如此迂腐窝囊的宋襄公怎么会被两个不同版本都列入春秋五霸之列呢？现代不少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霸”这个词在古时的意思不是暴力优势，而是诸侯之长。霸，通伯，源自“方伯”一词，语出自《礼记·王制》中之“千里之外设方伯”，原指一方诸侯之长。班固在《白虎通·号》里面概括了几个标准：“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宋国的国力有限，但是以仁义服诸侯，不失人臣之义。在这个意义上，他短暂地成为了诸侯之长，因而被列为五霸之一是说得通的。

郑国和宋国，国力相当，地缘处境相似，但是国家战略思路截然不同。究竟哪种思路对国家命运更有帮助？

先看郑国的战略操作。

在晋楚争霸的时期，从公元前632年的城濮大战到前546年的第二次晋楚弭兵，这86年时间里，郑国反复地在两大强国之间变换阵营。早期是跟着同姓的晋国（姬姓）反对南方的半蛮族楚国，但是从公元613年前后开始逐步向楚国倾斜，到了前608年联合楚国进攻依附晋国的陈与宋。到了楚庄王“问鼎”中原的前606年，郑国又再次倒向了晋国，遭到楚庄王的屡次讨伐。每一次楚庄王打过来，郑国就表示臣服，等到楚国退兵就再次倒向晋国，其理由是大夫子良说的“晋楚无信，我焉得而信?”如是反复多次，直到公元前597年楚国伐郑，包围多月后攻破都城，郑襄公脱衣露体牵着羊迎接楚王，哀求不要灭掉郑国。楚王退兵三十里讲和，子良去楚国为人质。不久，晋国派大军来救郑国，与楚军发生邲之战，楚军大胜，从此郑国投入楚国阵营，并在此后的十年里多次参加楚国主导的会盟和征伐活动。

郑国在大国间的反复横跳常如儿戏。郑国讨伐许国而导致两国君主在楚王面前争讼，楚王支持许国，郑公回国后又转向晋国。楚国为了应对晋国和吴国的夹攻，利诱拉拢包括郑国在内的中原诸侯，于是郑公又再次投入楚国怀抱。诸如此类，在此后的四十多里，郑国在晋楚之间来回摇摆的次数达到了十轮至多，有时候同一年就完成两次投降，一次降楚一次降晋。而可悲的是，每一次降楚就会遭到晋国的打击，每一次降晋就会遭到楚国的讨伐。首鼠两端的结果是两面不讨好，两面挨巴掌，而连年外部战争导致的劳民过度，促成民众造反。公元前563年，郑国发生动乱，民众劫持了郑简公，杀死了多位公子。到了晋楚争霸的末期，郑国人对于两霸的入侵甚至已经习惯了，索性不抵抗了，躺平了，来吧。

再说说宋国的外交与战争。

宋襄公因为迷信仁义道德的力量而战败，但是就在新败之际，有一位落魄公子来到宋国，负伤将死的宋襄公按国礼接待了他，并送他良马二十乘。这位周游列国的落魄公子叫做重耳，就是后来的新一代霸主晋文公。十年后，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因为楚国攻宋晋国救宋而爆发的，这一战开启了晋国的百年霸业。晋楚争霸的百年里，宋国基本站在晋国一边，参与了晋国主导数十次征伐与会盟。唯一一次与楚国的结盟是在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楚国伐宋，宋人向晋国求救而晋国忙于对赤狄作战未能及时派兵，宋国的大夫华元潜入楚军元帅子反的大帐劫持了后者，逼他盟誓退兵三十里之后媾和，华元自己前往楚国当人质。数年后晋国通过消灭赤狄而国力有所恢复，宋国便再次回归晋国阵营。

华元在楚国当人质，从而与楚国的一些重要人物成为好友，这为后来的第一次弭兵打下了基础。公元580年前后，华元意识到楚国和晋国都有缓和的意愿，而他与楚国的令尹子重和晋国的大臣栾武子交好，于是游走两国之间，促成了晋楚之间的第一次和解，双方代表在宋国国都的西门外结盟，结束战争宣誓和平。当然，这个和平是脆弱的，三年之后，楚共王就破坏盟约，出兵中原。

有趣的是，三十多年之后，又是宋国这个小国再次促成了第二次弭兵。这一次的弭兵虽然也不被看好，但是却实现了长达数十年的中原和平，晋楚在中原地区的争霸战争由此而结束，大国争霸的焦点从中原黄淮地区转向长江流域的吴楚和吴越之间。

郑国和宋国作为相邻的两个中原国家，同处四战之地，对外战略的精神气质却截然不同。郑国是非常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谁强就跟谁，狐假虎威恃强凌弱，被大国夺去的就试图从小国身上弥补回来，几乎不讲信用和礼义廉耻。而宋国内政外交的历史则体现出一股“中二”乃至迂腐的理想主义气质：内政中宋襄公兄弟相让，甚至宋襄公的孙辈闹内乱时也是颇讲礼义；外交上尽可能跟定一家，并且努力通过弭兵外交来推动国际和平，从而改善整个国际体系的处境。而堪称奇迹的是，春秋时期的两次弭兵居然都是宋国推动实现的。总体上看，春秋时期宋国卷入的战争明显少于郑国，国际威望也高于郑国。

当然，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所有的地方政权都有其生命周期，郑国和宋国都在战国时期被强国吞灭。公元前375年，韩、魏南侵，韩哀侯灭亡了郑国，吞并其地。而宋国则在强国相互兼并的战国故事中多活了好几集，甚至在退场之前还辉煌了一把。公元前318年，宋国戴偃称王，是为宋康王。宋康王实行政治改革“行王政”，宋国因此而强盛起来：东伐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取二城；灭滕国，取其地，号称“五千乘之劲宋”。但是宋国的崛起受到齐、楚、魏大国的忌恨，公元前286年，宋国发生内乱，齐国便趁机联合楚国、魏国攻打宋国。宋国百姓四处逃散，城池失守，齐军抓获并杀死宋康王，三国共同瓜分宋国的土地，宋国灭亡。

郑宋两国的策略与命运比较，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目前的理解是，战略应该适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特征。在春秋时期，虽然礼崩乐坏，但还是有礼乐和共主的，诸侯之间还是讲究贵族的面子和声誉的，战争往往带有某种仪式性特点，讲究按照特定规矩，靠技巧和勇气获得体面的胜利，而不是用诡计和野蛮实现对对手的斩尽杀绝。所以在春秋时代，宋国内政外交传统中的理想主义气质和对礼义信用的重视，是颇有道理的。

战国时期不同于春秋时期，那是一切人与一切人为敌的霍布斯式自然状态，是彻底的丛林社会，是最终仅有一家能够存活的生存决斗模式。当然，事实上最后一统天下的老秦（嬴）家吞下了江山却消化不了江山，最终连本带息都赔光，为老刘家做了嫁衣。逻辑上讲，如果是到了战国时代，郑国的现实主义也许更适切一些。但现实是，郑国到了战国时代，才一代人时间就因为内部的四分五裂而被人灭掉了。毕竟，习惯以智谋机巧治国，内部也容易分裂和瘫痪。所以，相比之下，我还是倾向于在内政外交中多讲点信义，即便有时候看起来有点中二，但可能在历史长河中反而能活得长久一点，也活得体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