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株连 给希望_风闻

前几天，有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女主角一句极度愤怒、痛惜的话，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扎心和共鸣（https://www.ixigua.com/7034348145807262244）。女主角的这句话是：“你知道女儿要考研！你影响的是我的孩子！你咋样我管不了，你知道女儿在学校有多勤奋吗？”原来男子醉驾，被交警当场查获。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醉驾属于危险驾驶罪，是要负刑事责任的。那么，父母因曾经负刑事责任被判刑，将会给子女带来什么影响呢？根据国家一些现行的政策，父母有刑事犯罪记录的，子女将无法从政、从军，无法参加国企招聘。也就是说，子女的前途和带有“国”字头的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基本上无缘了。

很长时间以来，父母是国家军政人员、国企员工，如果父母犯罪，不仅父母本人将会被开除，即使服刑完毕再也无法无法从政、从军，无法参加国企招聘，而且子女因此将会在升学、考研、就业、入党过程中政审不过关，同样无法从政、从军，无法参加国企招聘，致使其子女前途毁灭大半。这种政策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了。在这许多年里，似乎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几乎所有人都默认并接受了这种政策。但是，这种政策是不是具有合理性、合法性和必要性，是不是符合我国的法律精神和规定，是不是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精神呢？如果不符合，国家为什么还要实行“一人犯罪，殃及子女；一时犯罪，罪及终身”的政策呢？

父母犯罪，殃及子女。这实际上是只存在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种“株连”政策。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仅对对那些破坏封建统治秩序、试图推翻当时统治者的人剥皮揎草、千刀万剐，而且为防止其后代子孙试图复仇造反，便有了斩草除根、赶尽杀绝、以绝后患的这种“株连”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些被判“谋逆”大罪的人，不仅祸及自身、自家，甚至还株连九族。大明一朝“靖难之役”，朱棣夺取了侄子的皇位，愚忠至极的方孝孺拒绝为朱棣撰写登基诏书，竟因此被株连十族。

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后，关于法律责任，世界各国都实行“自己责任”的原则。一人犯罪一人当，不再殃及子女亲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是人道主义的表现。从事理、情理上来讲，父母犯罪与子女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有很多情况是，当父母犯罪的时候，子女还在嗷嗷待哺。这个不知世事的婴儿，难道要因此承担父母犯罪的责任吗？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我要说的是，那是龙，那是凤，那是老鼠。对于人类来讲，那就不一定了。一方面，普通人的子女可以成为人中龙凤，罪犯的子女也可以成为人中龙凤。另一方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父母身居高位，父母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瑕疵，其子女也不一定就是龙凤，就不会犯罪。

即使要子女承担父母犯罪的一些“连带责任”，也要看父母犯的是什么罪，也要看犯罪的轻重，也要看罪犯认罪悔罪的态度。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460多个罪名。这所有的犯罪行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刑事犯罪，一类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从犯罪种类上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肯定要比普通刑事犯罪要严重得多。另一方面，即使父母触犯的是普通刑事罪名，其罪行也有轻重，主观上也有故意过失不同，对社会的危害也有大小之别，认罪悔罪态度也有真诚与否的区别。如果因为父母犯罪，就不区分犯罪种类、不区分罪行轻重、不区分主观恶性、不区分危害程度、不区分认罪悔罪态度，而是将其子女的前途一棒子打死，既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也不符合事理情理。在封建社会，株连政策一方面在有些时候起到一些作用，但另一些时候也起到了反作用，可能会促使其子女在无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措施。在如今，如果因父母犯罪，子女的前途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是不是也会造成子女对社会的严重不满呢？这种不分性质程度轻重大小的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吗？

有的网友可能说，罪犯子女只是和带有“国”字头的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无缘了，他可以去做其他工作啊！既然父母犯罪与子女没有任何关系，凭什么要剥夺其子女一半的前途呢？说不定就在这些犯罪人的子女当中，就有国家栋梁之才。现在实行的这种父母犯罪、殃及子女的政策，一方面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一方面是工作方法粗暴简单一刀切，另一方面是把无数有才华想要报效国家的人才赶出了国门，真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这对改造犯罪没有好处，对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发展也没有任何益处。

再说那些触犯国家刑法的罪犯。他们触犯国家法律，当然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将他们一棍子打死，也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也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改造犯罪、悔过自新的精神。一个触犯了国家法律的人，他态度诚恳地接受了国家审判，态度诚恳地接受了法律的惩罚。当他服刑完毕的时候，他就已经尽到了对国家对社会认罪悔罪的义务。这是他人生的瑕疵，但这是他过去的瑕疵。这段有瑕疵的历史，并不表明将来他必定会再次犯下相同的错误。那么，国家为什么在实行“一时犯罪，罪及终生”的政策呢？

刚才说了，犯罪有性质轻重的区别，有危害程度大小的区别，有主观恶性的区别，有认罪悔罪态度真诚与否的区别、有初犯与累犯的区别。有的人触犯的是普通罪名；有的人所犯的罪过很轻，主观仅仅是过失，仅处以管制、拘役缓刑，对社会的危害很小；有的人是因为年轻不懂事，是初次犯罪，而且真诚地认罪悔罪。如果把这些人排除在社会之外，也不利于让他们悔过自新，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国家社会要给这些年轻人一个希望，让他们有重新融入社会，开始新生活的机会。有人问，如果他们再次犯罪怎么办？有了这样一次切肤之痛，我想绝大多数年轻人是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他们会珍惜社会给他们的机会。对那些不思悔改的人，在我国刑法中也有“累犯”处罚措施。再说，也不能因为有那么一个累犯，就“株连”了那些真诚悔过的人。

我在这里只谈那些触犯普通罪名、且社会危害性小、且主观恶意小、且犯罪情节轻微、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且认罪悔罪态度的触犯刑法的行为，至于那些危害国家安全或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故意犯罪且罪大恶极，重犯、累犯、惯犯，拒不认罪悔罪、不思悔改，这一类犯罪不是我要讨论的。孙悟空大闹天宫，其罪不小吧？但菩萨念其一心向善且本领高强、堪当大任，因此也只是将他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最后还是给了他出路，给了他希望。西汉文帝时缇萦救父，文帝因此废除了肉型，也是为了给那些真心悔过的犯罪分子一个自新的机会，一个重新融入社会生活的希望。

法律作为社会的规则，最根本的目的是让那些真诚悔过的人有更多的生活机会，有更多的生活希望，而不是只是仅以惩罚为目的，将其一棍子打死，更不应该扩大惩罚，扩大到其子女，扩大到年轻人的后半生。对于罪犯的子女，勿“株连”；对于那些初次触犯国家法律、所犯罪过很轻、主观恶性很小、认罪悔罪态度真诚的年轻人，给机会、给希望。这既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精神，也符合“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理念，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古人尚知“不以一眚掩大德”，现代文明社会更不应实行“株连”政策，更不应断绝年轻人后路，让那些无意间犯下过错的年轻人无从悔过自新，无从融入社会，无从报效国家。

阶级成分，黑“五类”分子（子女），这几个词语是许多人的痛苦回忆。在四十多年前的左倾时代填报表格的时候，必定有一个栏目：阶级成分。在那时，许多人因为“阶级成分”过高，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是“黑五类”，不仅自己本人无法融入社会，无法平等参与社会生活，而且还株连到其后代。因为当时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的“株连”政策，因为这种一旦为“黑”终身为“黑”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制造了事实上的社会极大不公平、不公正。这与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完全不相符。并且，这种政策的长期实施，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致使许多知识分子及其子女遭受不公正待遇，致使他们报国无门，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不符合国家制度性质、不合理、不合法的政策终于被扫到了历史的角落里。

那么，现如今政审过程中，“一时犯罪，罪及终生；一人犯罪，殃及子女”，与当年因为阶级成分过高而造成社会问题是不是有相同类似之处呢？

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以后，在制定惩罚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时，实行的是“自己责任、一事责任”的原则，也就是说，一方面，一人犯罪不祸及亲人子女，一事犯罪服刑完毕后不罪及其终身。“行株连、断希望”的政策，从根本上说违背了我国的法治精神、法治原则，从大处说国家损失了人才，从中处说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从小处说毁坏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未来。

可以说，与“行株连、断希望”的政策相反，“勿株连、给希望”才是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才符合“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