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八卦 | 《觉醒年代》之外的鲁迅原来还是个宠娃“狂人”_风闻

“八卦”或许是人与生俱来的特质，古代的《世说新语》记载了东汉后期到魏晋时期名士间的逸闻轶事，毛姆在《读书随想录》中调侃狄更斯、康德，民国才子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三个才女间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可见古今中外八卦趣事总能成为人们茶语饭后的话题，那么我们所熟知的一些作家们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一面呢？

鲁迅的宠娃人设

提起鲁迅，脑海里第一印象便是先生弃医从文，立誓用手下的笔杆子拯救国人。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印象中鲁迅一向是严肃的，以犀利的笔锋批判世间不平之事。

但你一定不知道如此严肃的“迅哥儿”还有一个宠娃人设？

如同大多数老来得子的父亲一般，鲁迅对孩子也是不遗余力地宠爱。

给孩子起名时，因想到自己在上海住了10年，对这一片土地很有感情，便给孩子取名“海婴”——上海的孩子。

但他并不强求孩子一定要叫这个名字，“如果孩子长大，他不喜欢这个名字，可以改。”

除此之外，鲁迅还经常将海婴的照片赠送给别人；在给友人的书信里也常常分享育儿经验；只要有朋友来家里做客，鲁迅就一定要把孩子抱出来给人看……这些举动是否像极了如今在朋友圈强行晒娃的奶爸？

当然，对待小孩子逃不过一道千古难题——吃饭和睡觉。即使是鲁迅，同样也要哄自家孩子吃饭和睡觉。

“这时我也往往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来没有这样屈服过。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那就是一个孝子，可上‘二十五孝’的了！”

从不对别人屈服说好话的他，面对孩子不吃饭也只能乖乖哄着；

为了哄儿子睡觉，甚至自编了关于“象”的小歌谣：

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小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果然，文豪还是文豪，写出来的歌谣都这么“豪”。

用自家儿子的小名“小红象”努力绕来绕去，看得出来鲁迅为哄儿子睡觉费劲了心思，绞尽了脑汁，这与小时候父母睡前给我们讲故事的场景如出一辙——故事就那么几个，翻来覆去来回讲，有时候还自己编故事。

这样宠孩子的“迅哥儿”你们爱了吗？

王家卫也曾想拍张爱玲的《半生缘》

王家卫、张爱玲，乍一听好像前者生活在当代，后者活跃在现代，可未曾想过，他们二人竟也有重叠的时段。

在拍摄《东邪西毒》时，王家卫曾表示，“那时还希望用《半生缘》来解读武侠，就把张爱玲的感觉也加了进去，虽然听起来有点傻，不过就是这个样子的。”

王家卫对《半生缘》的喜爱其实从很早就开始了，他曾给张爱玲寄过录影带表达自己对于《半生缘》的喜爱，希望能够参与《半生缘》的拍摄。

但张爱玲在给王家卫的回信中，写到由于自己没有录像机，加上身体不适，并没有看过这些录像。

试想，如果当年张爱玲看了王家卫的录像，如今的电影界是不是又多出一版王家卫版《半生缘》？又会有什么样的新解读和思考呢？

原来钱钟书也是爱猫人士

《围城》作者、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这些都是关于钱钟书先生我们所能想到的代名词。

生活中的钱钟书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严肃认真，学识渊博，谈吐自如，或许是这位大学者在我们印象中的模样。

杨绛先生在《围城》的最后写了一些看法，其中就包括钱钟书先生的“痴”。

钱钟书先生很喜欢猫，自己家的猫在树上下不来的时候，就会拿一根杆子慢慢赶猫下来 。

邻居林徽因女士也养猫，林徽因女士的猫经常欺负钱钟书先生的猫。两家的猫时常打架，可偏偏林徽因家的猫个头比较大，打架时总是占上风，经常欺负钱钟书的猫。这一切钱钟书都看在眼里，视猫如命的他肯定是无法咽下这口气的。

钱钟书先生便在屋外守着，每次一听到自己家的猫受了欺负，就赶紧拿竹竿出来帮自家猫的忙。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而钱钟书先生就像孩子般，每次都要为自己的猫讨回公道。

“打狗得看主人面，打猫也得看主妇面”，杨绛先生实在看不下去，总是劝钱钟书先生不要因为猫伤了两家人的和气。

可钱钟书先生非但不听，甚至写了一篇文章《猫》来暗讽林徽因先生和她的猫。

“邻居李太太才貌双全，最爱搞文化沙龙。她是出了名的交际花，最喜欢被男人围绕的感觉……李太太跟我一样，十分喜爱猫，只不过她的猫只剩丑陋。”

这样可爱的爱猫人士，又怎能不让人喜爱呢？

塑料姐妹花间的相爱相杀

冰心与林徽因虽是老乡，但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可偏偏靠老公“牵线”变成了“密友”。

冰心和林徽因本来不相识，但恰巧冰心的丈夫吴文藻和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在清华大学时是关系不错的舍友，俩人便结下一辈子的不解之缘。

冰心夫妇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学法语时，正逢林徽因夫妇去康奈尔大学访友，这两对情侣在美国一起结伴郊游，有说有笑，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可殊不知这一段岁月静好的时光和美好的友谊并没有维持多久。

林徽因酷爱举办文化沙龙，回国后经常在家举办沙龙，当时众多有影响力的学者都是她的座上宾，例如我们熟知的哲学家金岳霖、诗人徐志摩等，包括梁思成也都是这个沙龙的常客。

可是，冰心着实看不惯已婚林徽因这般“交际花”的做派。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想望的一切。”

1933年冰心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等人一一对号入座。

可林徽因也不甘示弱，正和老公在山西考察的她，得知冰心写文登报讽刺她后，便托人给冰心送了坛山西老陈醋。

如此幽默又可爱的的反击，像不像你和姐妹之间相爱相杀的日常？

“我相信《酒国》不会被人遗忘。”

1985年，莫言因《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彼时，比莫言小5岁的余华还是一名牙医，因实在不喜欢这份工作，觉得“别人大张的嘴巴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而正准备弃医从文。

1987年，余华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正式踏上写作道路的余华，有一天读到了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后，大为赞叹。

余华说：“莫言是对我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尽管《十八岁出门远行》让我找到了创作的大门，但却一直不知道门把手在哪；而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让我找到了创作大门的‘门把手’，激发了我更大的创作冲动，直至今天我仍把写作当成了职业，当成了生活。”

然而，二人的缘分不止于此，令余华怎么也想不自己竟会和指引他找到创作“门把手”的前辈成为同学，甚至是室友。

1988年秋天，莫言和余华同时考入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进修深造，两人惺惺相惜，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自此二人的“神仙友谊”便开始了。

在北师大做同学的日子里，他们白天上课，晚上挤在一起创作。

莫言说：“我和余华睡的距离只隔了一米，就差同床了。为了方便写作，我们两个人的床用柜子隔开，他在写《在细雨中呼喊》的长篇，我在写《酒国》，我们彼此可以听到对方的呼吸声，也可以听到对方的笔尖在纸上摩擦的声音。”

在一次采访中，余华“讽刺”莫言：“因为我和莫言住在一个宿舍里两年，关于他如何创作的那些话比他的创作本身更虚构，所以不要当真。”

很多人认为余华的话不太好听，可正是因为他和莫言之间深厚的友谊才让能让余华有勇气简单地说了实话。

莫言当年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无论是国内的一些读者还是作家，都纷纷抨击嘲讽莫言。

但余华第一时间站出来力挺老友：“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莫言的小说起码可以拿十次茅盾文学奖，莫言最差的小说也要强于百分之九十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而莫言也曾由衷地敬佩老友：“余华的书数量比我少一半，但是他的文学影响力比我大一半。”

人们常说，文人相轻，可莫言与余华的友情不仅存于文学相互扶持，更在于两人对彼此才华的互相欣赏，惺惺相惜。

如此伯牙子期般的友情又怎能不令人羡慕呢？

作家们也是普通人，即使是鲁迅这样印象中严肃认真的作家，面对孩子也束手无策，只能“不遗余力”地宠；即使是冰心和林徽因，也逃不过我们常常说的“塑料姐妹花”友谊……

你还知道哪些作家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呢？快来评论区留下你知道的作家八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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