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荣光：中国“赤脚医生”往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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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人就是我们老百姓眼里的好人，真正的好人。

　　赤脚医生，是专门指代农村半农半医的基层卫生人员的称谓，作为群体的赤脚医生，大致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赤脚医生真正使我国的卫生防疫体系深入到农村。这是一次医疗卫生行业的伟大革命，它使至少是科学的医疗方法开始进入数亿农民和成千上万的农村之中，从此，农村的医疗方法不再是半医半巫的、依靠经验与传说的“人血馒头”。它使多少人从简陋的土俗疗法下幸免，又使多少人走过了鬼门关，这些数字想必可称为“天文数字”。

　　如此重要的一个群体，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推动着历史发展，他们的辉煌功绩本该是史家浓墨重彩的一笔，却鲜见于史家笔下和学界的讨论之中。笔者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以“赤脚医生”为检索词，共得到109条结果。吊诡的是，这109条结果竟仅有14条属于历史领域。

　　剩下的结果多集中在文学和政治领域，这些认识大多偏于抒情和宣教。“赤脚医生”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全面地理解这一群体，没有史学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一、起源：“六二六指示”

　　关于赤脚医生的起源，互联网上存在着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解释，这种解释认为，“赤脚医生”的出现，只是毛泽东主席人民情怀的注脚，群体的产生，完全是毛主席一句话的作用。

　　其实，一种事物产生必有其之所以产生的酝酿阶段，在这个阶段，造成该事物的因素不断积累，最终经由关键一步得以产生。赤脚医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城乡医疗差距长期得不到弥合，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落后愈发阻碍着农村农业的发展，难以保障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而那时正是迫切需要农业发展的时代，于是问题越来越突出。党和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解决方案，以毛主席的话表达出来，便是赤脚医生产生的直接条件——六二六指示。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身边医务人员的谈话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依据该指示，一支农村医疗队伍的筹备工作便如火如荼地展开了，1965年 12月，川沙县卫生局开办“半农半医卫生学校”，第一期利用冬季农闲，培训4个月，至 1966年4月结束，共培训384人。川沙县江镇公社组织大队半农半医的卫生人员集中学习3个多月，第一批学员共27人，据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王桂珍回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上面要求每个大队都要选一名保健员，给农民看病，当时还不叫‘赤脚医生’，叫‘保健员’。”

　　“赤脚医生”这一名号的由来，追究起来是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也是人民群众对着这支医疗队伍的爱戴。

　　依据指示精神所做的社论

　　二、名字：品格的记号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赤脚，即光脚。这当然不是没有鞋穿，而是有鞋没有穿。赤脚医生始自南方，而南方多种稻，这就说明南方的田地多为水田，为了不把鞋沾湿，故南方农民下田劳作时常常脱去鞋子。

　　这些医生确实也是下田“劳作”的。不仅在于他们农民的身份所决定的职责，还有的是作为农村医疗工作者，主动为忙于农业生产的农民提供医疗帮助。

　　当年负责培训江镇公社第一批“赤脚医生”的黄钰祥说：“在农民中间自行叫起来的。因为我们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的，赤脚下水田，穿着鞋是不行的了。所以赤脚就是参加劳动的意思。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3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一份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毛主席看到后十分欣慰，便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作出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正是在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工作者正式称为“赤脚医生”。

　　为人民工作的人，其工作受到人民的检验。回到人民群众朴素的道德观念中，价值评价一定是最真实的、最诚挚的。“赤脚医生”四个字，沉甸甸的分量，这里面有为人民服务的品格，有贴近人民群众的作风，有兼爱天下的大义。

　　一位身穿白衬衣的赤脚医生正在为小孩治病

　　给渔民看病的赤脚医生

　　三、人物：光辉功绩的代表

　　就像大多数的英雄群体一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身份已不可考，然而，我们总能找到这一群体中一个人或某些人，为他们授予荣誉，他们即是这个群体的代表。王桂珍就是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角色。

　　王桂珍，1944年，生于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大沟村，贫农家庭成分。由于劳动积极肯吃苦，并且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不及20岁，就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并成为该大队党支部的培养对象，拥有了预备党员的身份。

　　1965年，这一年是她命运转折之年，这年秋天，王桂珍被推荐参加了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办的医学培训速成班，该速成班即为中国第一个赤脚医生培训机构，王桂珍因此成为一位赤脚医生。该培训班共有为期四个月的课程，学成即意味着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关于这短暂的训练期，王桂珍有如下印象：当时培训班的学员都很吃苦。因为大家知道，要想成为一名医生需要读许多年书。如今有机会当医生，开心的不得了。“做医生这件事，对老百姓来说，是想也不敢想的。”

　　前排（中）王桂珍、后排（右二）覃祥官、后排（右三）黄钰祥

　　4个月速成班学习结束后，王桂珍和她的同学们回到了各自的生产队，他们既是农民，又当医生，一边劳作，一边为社员们看病。

　　农民在自己的农业生产中获得了一个朴素的认识，“催熟”的庄稼不好，人也一样，都是揠苗助长的道理。“那我就扎给他看，病人牙痛头痛我就给他们扎针。他们看我手法很熟练，扎完针之后，我问他们好一点了吗？都说，确实好点了。”

　　“我们都是下苦功练出来的。”据王桂珍回忆，在培训班学习针灸时，要求学员们练好手劲，老师要求大家在一沓厚厚的草纸上练习扎针，“纸上能扎准，扎皮肤就容易多了。”

　　除此之外，他们为了扎针更准，还互相在对方的身体练习。这种做法简陋但是有效，就像他们医疗知识不多但发挥着农村医疗体系的主体作用一样。

　　除一边劳动，一边给村民看病之外，王桂珍他们这些赤脚医生还承担着宣传防疫知识的工作。

　　“那时候因为有霍乱需要打预防针，要做到一针不漏人人打，有的病人白天插秧不肯打，我们宣传工作就做到田地里头。赤着脚去到田头帮他们打针。”

　　与我们今天的敬佩、歌颂等等强烈的感情形成对比的是，王桂珍说出的话显得云淡风轻，不着痕迹，仿佛自己生来应当如此。一个值得歌颂的人，往往觉得自己不值得歌颂，这样的人就是我们老百姓眼里的好人，真正的好人。

　　王桂珍在田间为农民扎针

　　1968年，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详细介绍了王桂珍等人的事迹。

　　1969年9月，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庆前夕，王桂珍作为赤脚医生的代表受邀到北京参加庆典，和毛主席共登天安门城楼，这几乎是那时的人们能想象到的最高荣耀。

　　1974年，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代表参与了此次会议，做了两次发言，详谈了赤脚医生的由来和工作。 

　　1975年9月，由谢晋担任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承担摄制的故事片《春雨》全国公映，该片以王桂珍为原型，讲述了一位赤脚医生的故事。 

　　此时王桂珍更多的成为一种象征，她代表着赤脚医生这一群体，这些荣耀不是她一个人的荣耀，这些荣耀属于这个群体，他们在几千年缺医少药的中国大地上贡献着自己微薄的力量，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走过祖祖辈辈走过的土地，用自己并不丰富的医疗知识支持着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同胞。

　　四、精神：赤脚医生身后事

　　我们中国人治史向来有“鉴往事，知来者”的传统，这个传统始自司马迁，蜿蜒数千年仍可见于当下。基于这种对历史的认识，我们看待一个人物或者群体，必看重其精神，因为精神可以学习，可以传承，其跨越时空的意义历来是我们十分重视的东西。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称赤脚医生的出现是中国第一次卫生革命。其实，何须外人多言，赤脚医生第一次为我国农村带去了现代化的医疗防疫体系，在那个年代他们用最经济的、最实用的方式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服务。

　　赤脚医生代表了一种最为和谐的医患关系，医者服务患者，患者相信医者，详究其原因，除了本就相近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医者的觉悟，这并不复杂，就是一条“真正为人民服务”，没人会讨厌、不信任为自己着想的人。这就是赤脚医生的精神和它当下的意义，在此次新冠肺炎的生死考验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医患关系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所欣喜的，想必也是这些医疗行业的前辈们所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