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主任：中国是如何成为全球唯一“动态清零”的国家？_风闻

　　“如果各国都能像中国这样，人类还有机会消灭新冠病毒。但机会不多了，困难越来越大。”

　　撰文 | 燕小六

　　12月2日，《英国医学杂志》上线“中国专辑”：China’s response to Covid-19（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策略与经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主任高福携团队合著文章，在专辑收录的10篇分析文中，打了头阵（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

　　“医学界”独家连线高福主任，获悉该文分析、介绍在疫苗问世前，中国如何通过“快速围堵和持续遏制”策略，长期将新冠疫情控制在“动态清零”。

　　“直到今天，中国仍能通过这一策略达成‘清零’目标。如果各国都能像中国这样，人类还有机会消灭新冠病毒。但机会不多了，困难越来越大。”高福主任告诉“医学界”。

　　“快速围堵和持续遏制”，比“缓疫”成本低

　　“围堵”不是个新名词。它最初于2005年、由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高福主任等人的文章指出，“围堵策略”的核心是一系列非药物干预措施，包括病例的主动发现和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和隔离、旅行限制。还有其他减少病毒传播的措施，如居家令、取消大型集会、停课，以及戴口罩、洗手等加强个人卫生防护等措施。

　　在疫情大流行的最初阶段，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采取“围堵策略”，成功遏制新冠病毒在本土传播。这表明，在疫情暴发早期阶段，仅使用非药物干预措施就能阻断具有大流行潜力的新发病原体的传播。

　　渐渐地，其他国家转向“缓疫”，即在疫情趋缓、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放松防疫措施。这样做，病毒不会消失。

　　只有中国，在首次实现本土病毒传播阻断后，仍然长期坚持“动态清零”。基于此，中国抗疫形成独特的“快速围堵和持续遏制”经验。

　　文章显示，与“缓疫”策略相比，“中国经验”的健康成本更低。至今，中国报告新冠死亡人数不足5000例，绝大多数发生在疫情暴发之初的3个月。而根据WHO数据，截至2021年11月30日，全球累计报告新冠死亡520万例。

　　“中国经验”还有助于大流行期间社会经济活动的快速复苏和正常运行。新华社2021年3月报道，2020年，中国经济一季度下滑6.8%，二季度由负转正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6.5%，走出一条漂亮的V形曲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大幅下滑。但中国FDI逆势增长，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同时，“中国经验”对于社会稳定意义重大。一项针对有新冠大流行的19国调查显示，中国、韩国民众对本国抗疫措施的评价最高。

　　“中国经验”难学？或因缺失“三大基石”

　　2020年3月4日，WHO助理总干事、访华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接受《纽约时报》专访，就提出中国遏制疫情的经验值得借鉴效仿。之后，WHO在不同场合反复推介“中国经验”。

　　“中国网”评论员文章指出，有些“作业”可以抄，有些经验无法复制。那些不能复制的“中国经验”，取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制度基因、集体记忆和现实国情。

　　“中国抗疫做得好，关键在于‘3大基石’。第一，以科学为基础。第二，民众理解、全民参与。第三，强有力的行政决策。这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效仿的。”高福主任表示，传染病有三大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就科学基础看，很多国家都搞明白新冠病毒是怎么回事，知晓抗疫的核心三板斧是检测、跟踪、隔离。但在第二步“民众理解、全民参与”方面，奉行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西方社会存在阻力。

　　2020年3月27日，高福主任接受《科学》杂志采访，讲述戴口罩对防疫的重要性。同期，许多国家出台防疫要求，呼吁或强制民众戴口罩。这在当地引起负面舆论。

　　当地时间2020年8月1日，英国大批示威者聚集在伦敦海德公园，举着抗议标语向着唐宁街走去。在示威游行前一天，英国政府刚刚颁布强制性戴口罩的指导方针。

　　“强有力的行政决策”也是西方国家的一道坎儿。

　　当下，中国仍采取积极的病例发现和管理政策，并基于风险评估，对中高风险地区，精准地采取旅行限制、大规模PCR筛查等措施。另一方面，中国形成公安、工信、公卫密切配合、联合流调的“三公（工）”机制，积极开展入境人员新冠筛查和集中隔离检疫措施，建立基于PCR检测的高度敏感的监测系统，对口岸人员、医务人员等重点人群常规开展筛查。采用手机定位等技术手段，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密接追踪，建立敏感的监测系统，并通过网格化的社区管理方式落实防疫。

　　“这是中国特有的群防群控机制，是深入骨髓的。我有时跟大家开玩笑，海淀大妈、朝阳群众就是扎根于基层的监督管理。”高福主任说。

　　虽然是群防群控、联防联控，但中国的防疫协调只有一个指挥棒。以健康码为例，全国各地有自己的健康码，国家还有统一的行程码。“我们协调得很好。Coordinator is the key。”高福主任介绍自己在河北石家庄参与防疫时，当地有国家CDC、省CDC等多支队伍。大家集中到一起，由省级政府统一指挥、协调，坚持传染病防控的指挥棒要属地化管理。“大家持有合作的态度、及时交流信息，也有竞争的态势，需要一些比试。”

　　而在西方国家，高度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决定联邦政府无法快速、全面调动全国资源，党派政治等因素又让决策过程过度耗时。

　　“抗疫应该是互相学习的过程。”最新变异株奥密克戎被通报后，高福主任称有些国家的应对方式值得借鉴。如针对一些传播风险较高的地区，航班该熔断也要熔断。和重点地区交流较多的口岸，应加强防控。

　　他强调，传染病无国界。接下来，我国应从理论上归纳、总结经验，提出一些过去没有的概念。这些将来是要写入教科书的。

　　疫情防控进入“第三阶段”，****“中国经验”还在升级

　　当前，全球仍处于疫情大流行状态，多国放松管控的“缓疫”策略，给我国外防输入带来挑战。为高效处置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以最小社会成本获得最大防控成效，我国不断完善防控措施。

　　高福主任指出，中国抗疫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重在“围堵”。**彼时，我国提出“四早”，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取得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等胜利，实现全国范围“清零”。此后，中国内地的新冠感染都源于输入性病例传入。

　　**第二阶****段是以局部围堵+遏制为主要手段，由应急状态转入常态化防控。**这个过程就像“打地鼠”，什么地方发生疫情，就围堵、遏制一处。

　　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三阶段，即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

　　上海是“精准防控”的典范。新冠疫情发生至今，上海是接收境外入境航班最多的城市，浦东机场承担着全国近1/3的出入境航班客流。当地几乎每天都有新增境外输入病例。通过“全链条精准防控”，上海封控区域范围小、取消快，对大部分民众几乎没有影响。且基本都在1个最长潜伏期，即14天左右控制住疫情。

　　高福主任分析，“上海经验”的关键就是“早”，可以归纳为“早发现、早隔离、早追踪、早限行”。这或取代最初的“四早”，成为“精准防控”的核心。尤其是流调队伍早介入。此前南京、扬州等地疫情是传播三四代后才被发现。而在上海的几次散发疫情中，多是一到两代病人就封控了。

　　今年9月中旬，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在上海举办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研讨会。会上提出要“全面提升疫情防控科学精准水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学习借鉴上海等地经验。

　　高福主任坦言，我国其他地区较难完全照搬“上海经验”。这涉及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和民众科学素养等，以及管理层认知。

　　为解决学习上海过程中的各种不均衡，国家卫健委以“上海经验”为基础，组建国家流调队伍。当部分地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以国家队的名义，把人送过去。这相当于直接把“上海经验”送到当地。

　　各地散发疫情的基础环境不同，也使其不能照抄上海。高福主任称：“新冠病毒特别狡猾，变异出各种形式，也越来越不好对付。病毒学会在冷库等低温环境下休眠，遇到合适时机就会醒过来、感染民众。那在部分地区，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就不仅是依托航空公司的境外输入。而依据此形成的抗疫经验，和上海情况不一样。”

　　高福主任认为，如果我国持续出现输入性病例、致病毒在中国大陆难以清除，卫生经济学专业人士要算一笔账，以学术态度、评估“动态清零”的社会代价，以期动态调整防疫策略。

　　“回到根上，要好好发展经济。经济社会发展好了，其他方面自然也都跟上了。这是特别宏观的。”

　　全球公卫存在共同短板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高福主任有底气地说，持续“动态清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中国存在一支强有力的公共卫生队伍，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承担了其中的核心专业职能。

　　我国疾控体系由国家级、省级、设区的市级和县级四级机构组成。“中国抗疟成功，靠的就是基层‘全民爱国卫生运动’，核心就是把科学普及到基层，把有专业技能的‘疾控人’放到基层。这就是中国公共卫生走在世界前列的底气。”高福主任表示。

　　高福主任认为，“疾控人”首先是疫情防控决胜千里的参谋员，典型的技术支撑参谋。其次是侦查员，把流行病学调查做到实处。此外，他们也是务实肯干的勤务员、专注细节的技术员、一锤定音的技术员、广而告之的宣传员。

　　他们一专多能，会测序会检测会流调会研究。他们揭示了疾病的自然史，提出新冠感染潜伏期就有传染性，率先向WHO通报相关情况，并在学术期刊发文，引起国际重视。

　　变异株奥密克戎现形后，“疾控人”马上投入研究，快速确认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我国现有检测试剂可以检出相关变异株感染病例。第二，理论分析显示，接种疫苗后的保护效率、抗体滴度可能下降，但基础免疫不会有太大影响。所以，“疾控人”号召全社会“苗苗苗”。

　　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建立了更加完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颁发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办法和相关规范。还建立了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的监测报告机制；这套机制在人感染动物源性流感[例如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新发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对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但是这次新冠疫情也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的弱点、弱项。高福主任举例称，比如多点触发智慧化预警预测系统尚未完善，例如第三方检测机构宏基因组测序方法在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中的作用尚未超前布局；医防融合仍然不畅，在医院符合监测定义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信息尚未能实现基于物联网主动抓取的方式、自动报告到依托于中国疾控中心的全国传染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需要加快信息技术在我国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中的应用。

　　此外，基层疾控信息平台、仪器设备、试剂等硬件更新慢。“疾控人”待遇差，人才流失比较严重，导致抗疫之初乃至现在部分地区抗疫效率较低，人均工作量繁重，人员长期连轴运转现象较为严重。

　　这亦是全球共性问题。高福主任记得，在大流行初期，一名外国专家致电他，讨教中国防疫细节。“我说赶快动员社区疾控。他回复社区没人。发达国家发展到最后，都忘了可能有传染病，把防疫的根给弄没了。许多国家的基层疾控就剩一个值班员。”

　　我国也多次提出改革疾控体系，曾差点取消县级疾控机构，也考虑过转变基层疾控职能。“然后，新冠疫情来了。实践证明，基层疾控系统是支撑科学、行政决策的基础。既然这是我们成功的重要条件，未来就应该在这一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在医改、公共卫生改革方面要专注强基层。”高福主任说。

　　他指出，我们要把防控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传染病，做到global health（全球健康），而不是national health（国家健康）。前者将是国与国之间，甚至是所有居住在地球的生物——包括人和动物、人和环境——都要协调起来。“这需要强有力的国际领导力。这是中国的短板，也是全球的短板。”

　　2021年12月1日，为保护世界免受未来传染病危机影响，WHO同意启动一个全球进程，起草和谈判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以加强大流行预防、防范和应对。

　　WHO总干事谭德塞指出，这一决定具有历史意义，是加强全球卫生架构以保护和增进所有人福祉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专家简介

　　高福

　　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非洲科学院院士等，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与全球健康策略研究。在包括Nature, Science, Cell, Lancet,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等SCI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600余篇，兼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国内外专项奖等30余项。

　　参考文献：

　　1.George F Gao et al，Rapid and sustained containment of covid-19 is achievable and worthwhile: implications for pandemic response.BMJ 2021; 375 doi: https://doi.org/10.1136/BMJ-2021-066169 (Published 02 December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