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美国民主》(上)_风闻

核心提要

●2021年12月9-10日，美国新的国际表演秀——“领导人民主峰会”召开。此举引起很多国家的疑虑甚至不满。当前，连美国的不少学者、媒体及相关机构，都对美国民主对内引起社会失序、对外造成国际动荡的状况表达了各方面的担忧和批判。作为长期从事全球治理研究工作的新型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对诸多美国文献进行梳理，12月6日发布《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尖锐地提出十个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希望帮助世界全面认清民主，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

●一问：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少数人统治像癌症一样扩散”，权力为资本服务，越来越多政客不把选民的真正利益置于首位。“比起想象中的民主国家，美国更像一个寡头政权”。当今的美国民主是否称得上人民当家作主？

●二问：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力滥用？政治运行出现了“超级极化”。美国政客的手段远超电视剧《纸牌屋》。接近八成的受访民众认为，政府腐败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被频频滥用。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也已经“降至冰点附近”。

●三问：增进民众福祉还是加深民众疾苦？截至2020年底，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面临食物不足问题，该数字相比2019年增加了近50%。超过22万人露宿街头。基本生存权得不到保障。美国家庭财富近20年都没有增加。最富有1%的美国人掌握约43.27万亿美元的财富，是最底层50%的美国人财富（3.03万亿美元）的14.3倍。“美国议员依赖1%的钱连任，为1%的人服务，甚至离任时再靠1%的人赏赐。”

●四问：捍卫自由还是妨害自由？“超载自由”导致牵扯精力、浪费资源的文化战争，“可能导致民主幻灭，也耽误了美国防疫，正在杀死美国人”。虚伪的言论自由通过社交媒体，放大仇恨和极端情绪。64%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对美国走向有负面作用。

●五问：保护人权还是侵害人权？每年有3.8万余人的死与枪击有关，其中20%为1-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4%，却占全球枪支自杀人数的35%。2020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50%。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都远远位列全球第一。有人感叹，“这是一场屠杀”！

●六问：促进团结还是导致分裂？52%的特朗普选民和41%拜登选民认为红蓝州脱离联邦、分开建国，对当下的美国而言或许是更好的选择。美国正陷入一场“冷内战”。认同“非裔美国人受到很多歧视”的比例，从2013年的19%增至2020年的50%。美国还存在着奴隶制的阴影。2016年至2017年，极右翼肇事者发动的袭击数量翻了4倍。

●七问：实现梦想还是带来梦魇？美国人对美国梦绝望，以至很多人为美国梦写讣告。59%的美国人认为，媒体和记者故意误导人们。美国人对国家发展道路越来越悲观。美国人对美国发展方向非常不满意的人数由2017年的33%上升到2021年的50%。8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自身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改革。

●八问：改善国家治理还是导致制度失灵？两党间的相互争斗屡屡让政府关门与停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相互掣肘使得国家内部相互争权内耗、联邦政令不畅、基建难以推行。加州已经筹备高铁建设超过25年，至今未完全开工。“坍塌”的灾难应对，风险防范不力、救援赈灾迟缓及官员作壁上观不断，“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的种种文件都表达一个中心思想：别依靠我们。”

●九问：给他国带去发展繁荣还是灾难动荡？约有24.1万阿富汗人在2002年战争后被杀。18.3~20.6万名伊拉克平民死于2003年战争后的暴力。也门现有约2070万人（占总人口71%）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难民制造机”，至少有3700万人因美国911事件后发动的战争而流离失所。

●十问：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还是破坏国际秩序？自1880年首次发动对外军事干预以来，截至2017年，美国一共进行了392次对外军事干预。美国建国以来，超过92%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在80个外国和殖民地（领土）维持着大约750个海外军事基地。美国在 2020 年军费支出为 7780 亿美元，占全球军事支出总额的39%。中东、北非依然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冲突边缘。“美国的货币，世界的问题。”

●美国之外57%的人表示，美国的民主“曾经做得很好，但最近几年不行了”；另有23%的人表示，美国从来都不是其他国家的民主典范。

●美国在“民主”的名义下，能够体现自己意志的却是“钱主”（Money-cracy）、“枪主”（Gun-cracy）、“白主”（White-cracy）、“媒主”（Media-cracy）、“军主”（Milita-cracy）、“药主”（Drug-cracy）。能做主的并不是人民，“一国六主，实无民主”。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世界上没有唯我独尊的民主模式，民主是丰富的、是多元的、是由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多样化道路，而非被迫强加的单一套路。建议美国政府在举办所谓“民主峰会”时不妨扪心自问以上10个问题。

正  文

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表达了“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永续于世”的期望。美国人民的长期斗争推动了美国民主的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行为的日趋蜕变，少数人俘获权力并决定票选结果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令人质疑当今的美国民主是否称得上人民当家作主。

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不是个别国家的专利。任何国家宣布自己垄断“民主”的定义或模式都是荒唐的。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历史上较早推行现代民主制度，美国人民也为民主权利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然而，近年来，美国民主却逐渐蜕变，对内沦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侵犯人权，造成社会撕裂，对外成了美国维护霸权、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国际秩序的幌子和借口。

2021年12月9-10日，美国新的国际表演秀——“领导人民主峰会”召开。此举引起很多国家的疑虑甚至不满。当前，连美国各界的不少学者、媒体及相关机构，都对美国民主对内引起社会失序、对外造成国际动荡的状况表达了各方面的担忧和批判。作为长期从事全球治理研究工作的新型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对诸多美国文献进行梳理（共270项英文引注，此版略），12月6日发布《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尖锐地提出十个关于美国民主的问题，希望帮助世界全面认清民主，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

一问：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

民主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1863 年，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表达了“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永续于世”的期望。美国人民的长期斗争推动了美国民主的发展。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行为的日趋蜕变，少数人俘获权力并决定票选结果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令人质疑当今的美国民主是否称得上人民当家作主。

1.1 少数凌驾多数

21世纪以来，在美国总统大选乃至各类选举中，谁胜谁败取决于“关键少数”的现象频繁发生。这导致候选人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摇摆州”、“关键选区”等少数人身上。仅在21世纪以来美国一共举行的6次总统大选中，就有两次是民选得票数较少的一方当选： 2000年，小布什是依靠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当选的；2016年，希拉里比特朗普多得280万张普选票，是美国史上至今最悬殊的得票差距，但特朗普仍凭借304张选举人票入主白宫。而2020年的大选至今依然处在争议中。显然，“关键少数”在越来越多的时候比大多数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各州层面，两党为争夺权力，正在争相重划选区边界，追求的是哪怕在得票数较少的情况下，自己都会成为取得胜利的一方，这就是当今美式民主中著名的“杰利蝾螈”现象。它意味着少数人在通过政党选择选民，而不是由选民来选择政党。由“杰利蝾螈”导致的少数凌驾多数的戏码越来越频繁地上演：以威斯康星州为例，2018年，前共和党州长斯科特·沃克在全州范围内以约3万张选票败北，但共和党仍然可以拿下99个州议会选区中的63个。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为民主政府定下一个基本准则，即“多数人的意志应占据上风”。然而，面对美国当前的政治生态，政治学者史蒂文·希尔形容“少数人统治像癌症一样扩散”，他指称，随着美国的政治体制在过去数十年间不断演化，它富有缺陷而陈旧的机制频频背离汉密尔顿的标准，助长了“少数凌驾多数”的危险实验。

1.2 权力为资本服务

从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看，权力更倾向于为拥有资本的少数富人阶级服务，而非为大多数选民的利益服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政府的政策走向常常有悖于工薪阶层利益的方向，“比起想象中的民主国家，美国更像一个寡头政权”。

大量的学术研究表明美国政界在围绕资本利益运作。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一份报告在分析了近1800项美国政策后得出结论：普通民众和代表群众利益的群体几乎没有独立的政治影响力，而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组织化团体却有极强的左右政策的能力。一项针对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模式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群体，参议员的偏好更反映捐赠者的偏好。而针对美国众议院的一项研究则表明，仅占选区人口5%的百万富翁获得的代表权约为该地区50%最贫穷的群体的两倍。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国会议员对富人的反应速度要远甚于对穷人。穷人代表的缺失已扩散至美国政治的各个层面。在州一级，富人对州政纲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穷人。

竞选标价、政治献金及政治游说等现象，暴露出美国政治权力已沦为资本的工具。希拉里泄露的邮件揭示总统竞选过程中金钱俘获政治畅行无阻。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耗资大有攀升之势。2004年大选时，美国总统选举数额8.8亿美元。2016年则攀升到15亿美元。2020年拜登与特朗普角逐的总统竞选花了超40亿美元，堪称史上最昂贵的大选。2020年美国国会改选也创造了总支出达87亿美元的历史纪录。

政治游说也印证美国资本操控权力。2020年，美国用于政治游说的资金超过35亿美元。其中，美国的医疗卫生业和制药业游说费用创下历史纪录。

1.3 民众意愿难以真正实现

金钱政治下，越来越多政客不把选民的真正利益置于首位。这意味着广大普通民众即使选出了符合选举程序的领导人，他们也未必能如期履行竞选承诺，兑现民众的意愿。

21世纪已完成任期的三位美国总统，无一能完全兑现竞选承诺。小布什承诺减少政府开支，停止向外派军。实际上却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政府的开支急剧上升。

奥巴马竞选时承诺要发起一系列改革财富分配状况的行动，包括改革企业税法，制定“巴菲特规则”等，最终均沦为空头支票。

特朗普未兑现的承诺占据其许诺的53%。他扬言要废除奥巴马医改，向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美元并设立基础设施基金，引领制造业回流，保证经济每年增长4%，保证工人六周带薪休假、将所有非法移民都驱逐出境，颁布禁止白宫和国会官员接受游说的五年禁令……这些承诺不仅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兑现，甚至连具体行动都低于预期。

从小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总统在更替，但民众的意愿却越来越难以实现。民众的意愿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会被提及，在选举结束后就逐渐被政客们遗忘。

二问：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力滥用？

美国的开国者们设计了“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是为了防止权力腐败与权力滥用。假如“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被用来阻碍权力发挥有益作用，或被用来充当腐败与权力滥用的挡箭牌，那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

当前，“美国的三权分立体系正受到威胁”，“最高权力部门道德逐渐沦丧”，而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也已经“降至冰点附近”。不得不问，美国最初的民主制度设计，还能实现权力制衡，抑制权力滥用吗？

2.1 为“反对”而反对

两党争权已成为当代美国政治观念最大变量。党派忠诚原则已经替代民主原则成为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政治运行出现了“超级极化”（hyperpolarization）。美国政客的手段远超电视剧《纸牌屋》。

滥骂诅咒对手。政客们正毫无底线地利用选民之间相互厌恶的情绪，因为他们知道，两党选民相互厌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超80%选民总体上讨厌对方的政党。据统计，2017年以后，政客们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脏话的频次直线上升。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热衷于用恶毒低俗的言语对政治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引导大家认为，投票给他就是爱国行为，甚至称不给他投票的人会“一辈子做穷鬼”。有统计认为，特朗普公开发言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脏话”。在政治集会上，特朗普也不放过攻击对手的机会，以至于一位密歇根州的官员说：“每当总统在政治集会上对我们的州长说出了有攻击性的话语，网络上就会马上充斥对州长的暴力言论。”

谎言谣言泛滥。特朗普称国内主流媒体是“假消息媒体”、“人民的敌人”。民主党也称特朗普和共和党是谣言和谎言的制造机。据统计，特朗普在任期间散布过超30000条谎言或谣言。

选民左右为难。在这样的信息环境下，选民变得无从判断。在2020年的大选调查中，56%的拜登选民认为，自己投票给拜登的原因是不想让特朗普当选总统，尽管他们不一定同意拜登的主张。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的背后，选民们隐含的想法是，绝大部分双方选民都认为“对方的选民不可能理解自己的想法”，“我选择的党派是在捍卫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还有40-50%的选民直接放弃投票，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或候选人可以代表自己”。

2.2 合法腐败成为常态

滥用制度大肆敛财。近年来，美国的腐败程度年年提升，已经达到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利用制度漏洞进行腐败的行为呈上升态势。令人费解的是，对竞选团体进行政治献金与对议员进行游说是有法律依据的。大公司只要搞定议员，就可以推动国会制订只对自己公司与行业有利的法律，全然不顾民众利益。同时，议员本身可以利用游说与政治献金的制度漏洞谋取私利。

政治中的腐败。游说与政治献金本身是合法的，但他们背后隐藏的部分却不一定。众议院议员科尔特兹揭露过，议员们在不违反任何法律的情况下就可以大肆敛财的手段，即通过帮助大公司立法，进而帮助自己得到一系列潜在的好处。更有研究发现，参议员总是可以踩中股票能够大幅获利的交易时机。虽然议员年薪为税前17.4万美元，但大部分议员却都是百万富翁。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货币大放水中，美联储的高级官员们频繁地进行股票与债券的交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2020年有接近八成的受访民众认为政府腐败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连续6年高居榜首。

合法交易腐败。“现在我对我所拥有的财产数量感到震惊”，前总统奥巴马如是说。奥巴马在2017年卸任第一年就已可拿到场均40万美元的演讲费用。克林顿夫妇在2001-2016年总共赚取了超过1.5亿美元演讲费。前政要往往在党内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奥巴马在任就被指责有“帝王式总统行为”（imperial presidential behavior），尽管已经卸任，却仍有人认为“如今的民主党是奥巴马的民主党”。

政商间旋转门。以军工行业为例，通过“旋转门”机制，军工企业高管可以摇身成为政要，卸任的政府要员又可再次进入华尔街。拜登政府的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提名前就是雷神公司董事会成员。拜登负责审查高层任命履历的国防机构过渡团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来自“武器工业资助的组织”。在医药行业，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入政府的高官保护了处在垄断地位的医疗利益团体、大型医药公司，使得他们利用专利及垄断性的医疗合同等保护了行业的高额利润，而不顾“在每五个美国人中有四个美国人会认为医疗价格太贵了”的人民呼声。

2.3 权力恣意任性

权力滥用的方式不断“创新”。虽然宪法在制订时的初衷是防止权力滥用，但两百年前的权力制衡框架难以堵住权力滥用的新实践。

滥用立法权力。议员的基本义务是代表人民通过立法。但如今议员们的心思看起来并没有放在立法上。2021年5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公开声称“会把100%的精力用在对付拜登政府上”；在冲击国会事件发生后的2021年1月6日，有147名共和党议员投票支持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而当2月再问起这些议员是否认为特朗普是因为选举过程存在舞弊而败选时，绝大多数议员却选择拒绝回答；2018年，时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发表时长为8小时7分钟演说，2021年11月18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发表长达8小时32分钟的演说，创下众议院演讲时长新纪录，成功将本应在当天完成的提案投票拖进第二天。

滥用行政权力。2020年12月大选结束后，特朗普通过党派内部和个人影响力，要求佐治亚州州长推翻该州拜登胜选的选举结果；要求佐治亚州州务卿帮忙“找到11780张选票”；当发现自己任命的新大法官巴雷特不合心意时，就准备废黜她。州政府层面，前纽约州州长科莫因为涉嫌行为不端而引咎辞职。在1996年到2016年间，单在纽约州就有超过30位州政要被指控犯罪。

滥用司法权力。“现在，最高法院越来越多的决定都没有进行过听证，也没有给出过任何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在进行判断时越来越多地使用“影子诉讼裁决”。这种制度本来应该被用在应急事件的裁决上，但在近些年有关比如选举规则、新冠医疗、移民问题等国家重大、长期政策的关键性裁决上，最高法院也只给出很少的解释，甚至根本不给出任何解释。以至于人们现在开始认为，“最高法院现在拥有的权力实在太大了”，“毫无疑问司法权已经是我们代议制民主中的大问题了”，“人民希望最高法院来拯救美国政治，但他们找错了地方”，“法院是反对民主的”。

三问：增进民众福祉还是加深民众疾苦？

美国《独立宣言》称“我们坚信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人人拥有造物主赐予不可让与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林肯总统把《独立宣言》精神当作“判断国家政策和实践的道德准则”。可见，美国把增进民众福祉作为其民主制度存在的基础。那么，美国民主下的美国现实与人民的愿望是否相符？美国民主是增进了民众福祉，还是加深了民众疾苦？

3.1 民众生活每况愈下

如今的美国民主是否保障了美国人的生存、生活、教育等基本权利呢？2020年针对163个国家的一项报告显示，近十年“社会发展指数”仅有美国等三个国家出现了下滑，且美国总体指数下降最多，其中主要包括人身安全、健康和幼儿至12岁的教育。

基本生存权得不到保障。自1990年来，美国贫困人口一直保持在3000万人以上，贫困率在10%以上。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有10.5%的家庭、3830万人面临饥饿问题，更有14.8%的有孩家庭、610万儿童面临饥饿问题。另一份报告表明，截至2020年底，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面临食物不足问题，该数字相比2019年增加了近50%。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撰文感叹，“贫穷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死亡判决……全国各地的家庭都在担心如何养活他们的孩子。”

许多民众无家可归。据统计，在2020年至少有58万美国人民无家可归，超过22万人露宿街头。近八年来，美国露宿街头的人民数量年年走高。据预测，2023年全美无家可归者人数将达到惊人的116.8万，超过疫情前的2倍。失业贫穷、家庭暴力、毒品滥用是造成无家可归的直接原因。为此，《洛杉矶时报》问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这里有那么多财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无家可归？”

贫困人口居高不下，教育权的差距也越来越大。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2015年美国前1%学区的学校开销与全国学区平均值之间的差距比2000年扩大了32%，这意味着富人的教育资源不仅远远好于普通人，且差距还在不断增大。当问及2050年美国经济、政治、医保、公共教育、贫富差距、居住条件、恐袭威胁等多项社会问题的前景时，每项均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感到悲观。这一切，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担忧的：“美国社会的表面涂了一层民主的漆皮。”

3.2 中产阶级的悲歌

多数美国人以中产阶级自居且为此自豪，也常常愿意相信美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且相对平等的社会。

然而，《乡下人的悲歌》一书出版，美国中产阶级日益窘迫的处境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研究显示，美国中产阶级生活越来越艰难，中等收入阶层占总人口比例从1971年的61%缩小到了2019年的51%，同时期低收入阶层却从25%升至29%；此外，2016年美国家庭财富的中位数甚至还不如1998年。这说明美国中产阶级不仅比例缩水，而且“美国家庭财富近20年都没有增加”。

美国总统喜欢将“中产阶级”挂在嘴边，奥巴马说过“中产阶级更好，美国就最好”、特朗普承诺“中产阶级巨额减税”、拜登号称制定“为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然而，布鲁金斯学会撰文提到，多年来美国中产阶级“收入几乎没涨”、时间也更加紧张，“不仅要工作、照顾家人小孩、参加志愿活动等，结婚率的下跌也导致了单亲家庭的激增”。童年、婚姻、就业、育孩等多重原因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尤其中产阶级白人，走向了自杀、酗酒和吸毒之路，于是因陷入绝望而走向死亡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

3.3  1% > 90%

一百多年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曾说：“这个国家要么拥有民主，要么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二者只能取其一。”美国民主演进到现在，是否真规避了布兰代斯的警告？

最富有的1%所拥有的财富占所有美国人财富的比例，从1989年的23.6%上升到了2021年上半年的32.3%。据美联储数据，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最富有1%的美国人掌握约43.27万亿美元的财富，超过底层90%的美国人财富（40.28万亿美元），更是最底层50%的美国人财富（3.03万亿美元）的14.3倍。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也给那些拥有股票和投资的人带来了更多优势。截至2021年二季度，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拥有美国约89%的公司股票和公募基金，美国最底层的50%家庭仅持有大约0.6%。

1975至2020年，假定财富分配结构不变与实际财富分配结构比较，两者的差别相当于最富有1%的美国人从底层90%的美国人手里赚取了“惊人”的50万亿美元。斯蒂格利茨更指出，美国1%的人掌握40%的财富，几乎所有的美国议员在任时都属于1%的成员，依赖1%的钱连任，为1%的人服务，甚至离任时再靠1%的赏赐。《经济学人》指出，“不平等的提升带来资源的集中…财富的集中带来权力的集中…直至导致灾难”。

四问：捍卫自由还是妨害自由？

美国热爱标榜美国民主捍卫自由，也自称“自由的榜样和希望的灯塔”。《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为民主捍卫自由奠定了基础，妇女和少数族裔权利运动鼓舞了弱势群体对自由的追求。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尤其21世纪以来，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的美国民主是在捍卫自由还是妨害自由？

4.1 “超载的个人自由”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警告“民主超载”的危险性，当太多的利益团体向国家提出过多的要求时，可能导致民主幻灭——在不断增加的承诺中国家难以为继，由此可能造成暴民统治。这正在当前美国发生。

新冠疫情以来，美国爆发了“口罩自由战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不戴口罩是个人自由，与反对居家令、反对疫苗等思潮等一道形成了“新冠文化战争”。口罩、居家令和疫苗对大部分国家而言，都是防疫的基本需求。但对美国却未必。CNN认为，这场牵扯精力、浪费资源的文化战争正在杀死美国人。

其实，《独立宣言》中保障“自由”（Liberty）的权利，与部分人声称要保护不戴口罩的“自由”（Freedom）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在系统性规则的基础上负责、有序地行使自由的权利；而后者的涵义较广，更多指向奴役的反义词、心理或人身不受拘束等。这不该包含导致其他人生病甚至死亡的“自由”，况且科学也并不支持这种“超载自由”：2020年8月针对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项研究表明，口罩作为常规配置或政府建议佩戴口罩的地区，每周新增死亡率仅为其他地区的四分之一。

然而，美国领导人却在煽动着这场“战争”。特朗普在任时期先称支持佩戴口罩，自己却很少佩戴；甚至还在自己确诊前不久，公开嘲笑过后来当选的拜登总是戴着口罩。特朗普还多次发声反对多州居家令等限制措施，发推特声称“解放密歇根”、“解放弗吉尼亚”、“解放明尼苏达”，引致一些支持者认为这是“武装冲突”的信号，不少美国人甚至持枪走上街头抗议。

当前这种“超载自由”导致的文化战争，“耽误了美国的防疫”。对于这样的“自由”，纽约大学一名教授写道：“直白地讲，病房里难谈自由，墓地里没有自由。”

4.2 “这就是生活”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开始蔓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公开场合一直在淡化疫情的危险性和严重性，且多次声称病毒很快就会“消失”，但他后来承认自己早在月就清楚病毒的“致命”，为了“减少恐慌”，“可能”误导了公众。

对此，《国家》杂志刊文“特朗普撒谎，美国人死亡”，称如果特朗普早执行社交距离等紧急措施，本可以避免数万美国人的死亡。然而，2020年3月，面对记者提问：“无症状的职业运动员可以很快接受（核酸）检测，但普通人却要大排长队甚至排不到，是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就可以‘插队’？”，特朗普回答：“或许这就是生活。”

特朗普在2020年10月感染新冠、治疗后即将出院时发推特说治疗手段“非常棒”，呼吁“不用害怕”，然而《时代周刊》指出，美国的医疗系统导致普通人的治疗体验与总统十分不同：一是总统当时接受的治疗手段，普通民众很难获得；二是近3000万没有医保的美国人须花费3.4至4.5万美元（不同年龄段的中位数）来治疗新冠，即便有医保的人也要支付1000美元以上，而40%的美国成年人称无法承受400美元的紧急医疗开销；三是彼时新冠检测跟不上，有些地区的民众甚至需要等待数天或数周才能确认自己是否感染，不少人还意外收到本应免费的新冠检测账单。

疫苗接种的步伐也印证了这种社会不公。比如接种初期，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接种疫苗的人群中非裔人口仅占12%，而其在费城总人口占比为44%；佛罗里达州戴德县这两个比例分别为7%和17%；纽约为11%和24%。贫富差距也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比如根据2021年3月的数据，纽约市平均收入越高的区域疫苗接种率越高，其中平均收入最高的曼哈顿与最低的布朗克斯疫苗接种率也分别为最高和最低，为31%和20%，差距达到了11个百分点。

4.3 虚伪的言论自由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后者更被称作美国民主的两大支柱之一，但是实践中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虚假信息的传播难以治理。

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虚假信息首当其冲。2015至2016年，候选人在政治广告上总共花费了42.2亿美元，其中网络广告占到了2%至3%；到了2019至2020年，这项花费达到了68.9亿美元，网络广告爆炸式增至18%。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布拉德·帕斯卡尔曾表示，他们在脸书上竞选活动的效率比对手高出100到200倍。关键在于，不仅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社交媒体如脸书也不会核查政治广告的真实性，于是放任了误导性内容的存在；此外，脸书针对个人信息和兴趣可 “精准投放”政治广告，既可强化偏见，也可“压制选民”，堪称“个性化的谎言”。

因此，虚假信息和社交媒体在政治中就拥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例如，通过算法，社交媒体可以放大仇恨和极端情绪。《福布斯》网站称，社交媒体使得美国政治更加分裂。一项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对美国走向有负面作用，其中第一大原因就是虚假信息。密歇根大学的一名法学教授写道：“曾经保护弱者的第一修正案……如今正在为专制者、种族主义者、厌女主义者、纳粹、三K党、色情业者、集团公司收买选举而服务。”

五问: 保护人权还是侵害人权？

美国把“保护人权”作为对外推广美式民主的理由之一。然而，从美国自身的实践看，美国民众最基本的生命权都难以得到保障。美国民主对人权的作用是保护还是伤害？

5.1 每年三万人死于枪击

相较于全球其他国家，美国拥有最薄弱的枪支法律和最多的枪支——约3.93亿支。枪支泛滥的问题一直是美国民主体制下难以治愈的伤痛。

2015-2019年间，每年有3.8万余人的死与枪击有关，其中20%为1-17岁的儿童和青少年。2020年，受疫情影响，美国枪击事件变得更加严重，有4.5万人被枪杀。2020年美国谋杀案同比激增25%，其中芝加哥、纽约等城市的谋杀案比2019年多数百起。近5年的数据显示，每年都有近千名美国人被警察杀死。

“这些悲剧绝大多数发生在远离国家聚光灯的地方，（枪击悲剧）出现在家庭里或是在城市街道上，或者就像疫情危机一样，比例悬殊地影响着少数族裔社区。”

枪支的泛滥，威胁着每一个美国人的基本人权。美国人在枪支杀人案中被杀的可能性是其他高收入国家人民的25倍。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4%，却占全球枪支自杀人数的35%。枪支的威胁，渗透着每一个美国人的记忆：“几乎每个美国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会认识至少一个枪支暴力的受害者。”

5.2 “黑人的命也是命”

美国民主机制始终难以解决美国的种族歧视所带来的人身安全问题。2013年开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广受全球关注，但悲剧却从未停止。“黑人男子在其一生中被警察杀害的可能性是白人男子的2.5倍。即使在令全球震惊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暴力执法致死事件一周年后，全美警察至少又杀害了229名黑人。面对着逝去的229位美国公民的生命，人们难免产生疑惑，难道乔治·弗洛伊德的死真的改变了黑人的处境吗？但数据是令人绝望的。

拉丁裔在美国也同样饱受安全威胁。2019年，一名白人种族主义恐怖分子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开枪射杀了22人，伤及26人。同年，联邦调查局报告称，反拉丁裔或西班牙裔仇恨犯罪增加了21%以上。

2020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50%。2021年3月，一名21岁的白人男子在亚特兰大的三家按摩院枪杀了6名亚裔妇女。在无助与绝望之中，美国亚裔最终只能依靠自己，走上街头，掀起了“停止仇恨亚裔”运动。美国各族裔的人身安全权保障，难道真的无法通过美国民主机制得到解决吗？

5.3  约80万生命死于“屠杀”

美国民主的脆弱在灾难面前暴露一览无余。截至2021年12月初，美国约有5000万人感染了新冠，死亡人数约80万。感染人数、死亡人数都远远位列全球第一。有人感叹，“这是一场屠杀”！

美国民主的低效，让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很长一段时间内，从核酸检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居家隔离、注射疫苗到医疗战略储备分配、紧急纾困法案等，联邦、州、地方各层级之间，行政、立法、司法各部门之间，以及保守派媒体和自由派媒体之间都充满了两党分歧，让疫情防控陷入“政治化内耗”。

美国新冠病毒危机小组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克莱本指责称，疫情在美国暴发六个月后，联邦政府仍未制定统一的国家战略以保护人民健康。“腐败的政治阶层、僵化的官僚机构、冷酷的经济、分裂的公众……一场强烈和无处不在的新冠病毒疫情暴露了美国已经身患严重的基础病，却多年来得不到治疗。”面对约80万因新冠而逝去的亡灵，难免让人产生疑问，美国民主真的能有效保障美国人民的生命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