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什么区别？_风闻

中国和西方哲学其实根本不同，很多人故意把哲学说的很玄。

其实西方哲学就是社会精英们笃信的思维体系

东方哲学是构建社会结构的精神框架。

东孔孟儒家理论构建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天地君师亲，仁义礼智信这些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构建社会基础的要素，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中国哲学规建的社会里，我们自己浑然不觉。

反观西方，一直活在神权神权社会，什么是神权社会，就是构建社会基础要素是宗教。费孝通一直把中国社会叫“差序格局”，可是却略过了西方社会的网格社会。

西方社会基础结构是教会，教父完成地区人们的道德、礼法构建，不过要加上神，一切都以圣经为指导。每一个去西方的人，都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融入当地圈子，就必须要加入教会，否则自己将明显被排斥在这个社群群体之外。

中国的一个村落里，是按血缘和礼法来完成村里人群区分。

西方的一个村落里，是按照宗教信仰来划分

那么在中国村里，长老乡绅也就是最有权势的人，他可能是最智慧的人和最有权势的人。

但是西方这绝对不可能，最智慧的人和最有权势的人绝对不是一个人，问题在哪里，就是神权社会。

神权社会里，最智慧的人一定会发觉，神不存在，信神就是对自己智慧的侮辱，但是不信神的人要有自己的信仰，那么他的信仰就是“西方哲学”，而且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带着悲壮的色彩，那就是对抗神权社会。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为渎神和败坏年轻人，被雅典人判处死刑，可见希腊社会里神的地位。同时期中国人在打击各种原始崇拜，而且从周开始，社会就是无神社会。

苏格拉底弟子柏拉图提出了洞穴假说，那就是著名的理论，一群人被绑在山洞里，一生只能面对墙壁，背后被人点起篝火，这群人看着墙上的影子，以为自己看到真像，而操纵这一切的人在洞外。如果要想知道真相，就要走出洞穴，到洞外才能看到真相。

很多人看这个理论不看当时希腊的环境，这个理论和因为渎神判人死刑的社会结合，那就是在变相的诱人思考，那就是神权社会下的真相。

哲学家们很多理论原点就是否认神的存在，所以很多哲学家思考其实都是想找到一个无神的理论，支撑起自己的信仰，比如泰勒斯以水为原点的理论，其实有一个核心就是否定神。

而从柏拉图开始，哲学作为西方聪明人的信仰，对抗神权，播散智慧成了他们主要的工作之一。

但是对抗神权这个充满悲情而又伟大的工作，光靠思考是不行的，关键在于改变社会结构，可是西方哲学也就止步于此。

中国则不同，从周开始，中国找到了一个高级替代品，那就是天地，天地具体而又形象，但是又是抽象的集合体。

中国人脱离了神的束缚，不在向商一样，不再需要耗费巨量资源祭祀神，同时中国人也改变了社会结构，同时期的中国哲人考虑的都是改变社会结构，法家用法律，兵家用战争，纵横家通过政治，儒家通过礼法，中国哲学是在于用,西方哲学停留在思辨。

西方哲学一直没有中国这个无神土壤，他们一直启发民智，希腊完结是罗马，也是众神崇拜，紧接着又是基督教统治的世界。

很多人都忽略了基督教之下的欧洲，在之前是什么样的。欧洲目前主流口径就是“黑暗的中世纪”，宗教带给欧洲中世纪是暗无天日。他们故意带偏一个事实，那就是欧洲在公元4世纪之前，一直都处于原始部落状态，除意大利地区外的所有欧洲版图，都是原始部落状态，或者说还是奴隶社会。

每个地区都有各种不同的原始神崇拜，各种祭祀手段血腥残暴，所有人都在蒙昧状态，每个地区部落群体里祭司的权力巨大，甚至在部落政策上有超过首领的权力。

基督教之前跟随罗马军团进入欧洲各个角落，在四世纪西罗马崩溃之后，基督教开始在整个欧洲传教，这时候的基督教思想是比之前的原始崇拜先进的，可以明确“善与恶”“罪与罚”“天堂与地狱”，最关键是让部落首领从祭司手里夺回被分走的权力，很多部落首领选择了迎接基督教，让自己获得祭司掌握的那部分权力。

这种合作方式也决定了后来罗马教廷在欧洲的生存方式，就是当地人管理国民，教廷给予神的权力。就好像总部授权加盟商一样，没有加盟商冠名就不正宗。

基督教有一个最关键的传教的手段，就是教堂和教区概念，的中国的靠儒家理论下的宗族观念不同，基督教以神为粘合剂，把人聚合到一起，每个人都是神的子民，神管理一切，早期基督教对神的解释权在神父手中。

神父拥有一切解释权，当时的欧洲知识掌握在神父手中，而中国知识掌握在儒家人手中。底层知识教育权也被神父掌握，中国是儒家掌握底层教育权。

这时候的欧洲，哲学没有办法普及，因为教育权掌握在基督教控制的宗教机构手里，西方哲学从来都是少数读书人的专利。

柏拉图的书开始被神父们阅读，以至于教廷专门发命令只允许研究关于智慧的部分，不允许探讨关于神的部分。

儒家的特点是主动拥抱皇权，理论基础就是拥护皇权，希望皇权对国家进行集权管理，而儒家就是集权管理的执行者，成功的拥抱权力然后得到权力。而整个社会都是儒家社会，所有读书人都是儒家学生，皇权又必须和儒家社会合作，这个基调下儒家把自己的基因，用两千年的时间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中国哲学就在生活的每一处。

我们有的人把“贵在自立”挂在门楣上，有人把礼贯穿于家族教育，我们行为办事风格种种，都是中国哲学的活学活用。

而神权则是，想要掌握知识都必须先成为神父，而神权下，不允许其他思想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神父们都是私下阅读其他书籍，同时在神权结构下生存，因为神父的社会地位极高，否则的话就只能去封建国王那里当牛马。

于是整个中世纪，其实是基督教在改造处于原始社会下的欧洲，基督教用了一千年把欧洲社会改造成宗教社会，绝对的权力下，宗教的腐败令人发指，贪婪的基督教最终让掌握知识的人感到厌恶，开始改造宗教。

但是欧洲宗教社会已经形成，社会秩序的惯性让欧洲整个社会结构都是这种体系，直到新的技术出现，让更多人通过非宗教体系获得知识，开始质疑宗教。

儒家做的是捆绑社会结构和基础教育，这是其他各家所做不到的。

而中国儒家把社会改造成了儒家社会，以道德为中心，血缘为工具的宗亲长老、士绅混合的团体结构。

当一个村落某姓直系后人为主的时候，儒家就会以宗亲伦理构建这个乡村社会结构。当村中各种姓氏杂处，那么掌握土地的乡绅、秀才们就会建立一套乡村结构，以道德为主要工具约束乡村日常。

每一个乡村都是一个网格，这个网格里道德大于信用和法律，每个人心里不需要懂法律，但是道德会约束人的行为，管理成本很低，缺点是解释权归于长老士绅这些人。

在新中国之前，任何政府对乡村的管理都是依靠地主士绅来完成的。

同时两千年的乡村教育史上，儒家是唯一把教育当做学派核心理念的学派，所有儒家子弟都把教书育人当做自己的使命，大儒辞官回乡，都会把教化乡民，培养弟子当做使命之一。

在隋唐之前贵族子弟以及门阀还可以靠家学学习，那时门阀贵族家中族学还有法家、玄学、道家一直都是门阀贵族的首选，从汉朝到唐末，法家和玄学一直都是高高在上，在庙堂之中显赫，但是对于底层社会结构的捆绑一直没有理论突破，于是乡村一直被儒家占领。

每当乱世来临，社会结构遭到大肆破坏后，出来稳定局面又是儒家，在这样的反复中，乡村彻底成了儒家的天下。朝中大儒或者关于辞官后都喜欢回到乡村经营，这与其他学派喜欢归隐山林不同，进一步加强了儒家在底层的影响了。

等到门阀被破，教育彻底掌握在了儒家手里，儒家垄断了乡村教育。这是儒家坚持教育的必然结果，到宋朝时，读书的种子都被儒家垄断，其他学派只能是儒家学子们参考的学问而已，宋朝法家理论依旧是朝中主要手段，但是已经不能和之前相比了。

再看看西方，一次次战争过后，重建社会的永远都是宗教机构，教堂总是第一个矗立在战火熄灭的土地上。

西方哲学从来没有参与过社会构建，他们从人群中挑选出聪明人，教会他知识，告诉他远离那个把人捆起来的洞穴，西方哲学就是这样一代代传下来，一代代的拓展放大，他们开始融入东方哲学，他们也开始试图改变社会结构，但是路完全不一样。

西方把雅典和罗马又给拿了出来，他们不是改变社会结构，剔除神权，而是折衷，选出来一个大众信服的人，去领导神权社会下的民众。

所以西方哲学在中国是没有大众土壤的，西方哲学的某些点我们觉得很有道理，甚至在公众号里动不动就引用一下，但是核心远点不同，整部拿出来的时候，中国人就是觉得无法理解。

很多西方哲学都是绕着弯说话，中国人相信大道至简，可是西方哲学晦涩难懂，很多话都是一句里面带几个逻辑，去证明自己的正确，西方哲学在中国无法普世，也无法入世。

中国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拿起道德经、论语学到自己可以践行的哲学观点，而西方哲学在中国，就像生活小妙招，一些话和理论，我们可以拿出用一下，就像刷鞋怎么更白一样。如果在生活中践行的，就会被大家视为异类。

西方哲学之于西方就是蜜糖，之于中国，更像是角落里的调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