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史》连载53——张载、朱熹等认为有些事不必占卜_风闻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十一章 宋元时代的无神论思想

四、张载、朱熹等认为有些事不必占卜

儒者原则上都不反对占卜，因为《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占卜书。占卜的事载于儒经，也是人们预测前途命运的重要手段。但是人们逐渐认识到占卜的不可相信，从而对占卜的适用范围不断提出质疑。

首先不赞成用《周易》进行占卜的，是荀子。他说过“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篇》）从汉代开始，《周易》占卜术逐渐退出国家的政治舞台，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衰微。宋代，儒者们对于《周易》占卜术进一步表明了轻视的态度。

张载《正蒙·乐器篇》解释《尚书·大禹谟》的“卜不習吉”说，这说的是占卜的官员在占卜以前，要先问一问，有没有什么疑问。有疑问就占卜，没有疑问，就不用占卜。如果自己办事没有疑问，大家也都赞成，那么，鬼神也必然会听人的，龟卜和易占也都会顺从人的意志，这就不用占卜。如果还要占卜，还要再重复（习）地找一个吉利的结果，就是对鬼神的亵渎。

依照张载的意见，也就是说，如果人能够决定的事务，就不必进行占卜。这是张载对于占卜的主张之一。

主张之二，是说占卜的对象，应该是民众。要知天道如何，到民众那里占卜就是了。因为民众所高兴的，上天也必然是喜欢的；民众所讨厌的，上天也必然是讨厌的。这是因为人心是最公正的，也是最大量的。民众虽然愚昧无知，只是在事关他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往往看不清楚。假如事情与他的利害没有关系，就一定是公正和明察的。因此，大多数人所倾向的，必定是有理的。有理，就是天道。所以，要知道天意是什么样子，考察民众的好恶就可以了。

可以看出，张载认为不必占卜的事项，也是从孔子以来、经由荀子所主张的不必占卜的事项。他的考察民意能知天意，和欧阳修的意见也完全相同。按照张载的意见，占卜术就被压缩到一个很小的领域。

南宋时期，朱熹继续张载对于占卜的意见，企图把占卜术尽量转化为道德教化的手段。

《朱子语类》卷三四，讨论《论语》中孔子学易的问题。朱熹说，《周易》是占卜吉凶的。不过《周易》中很多地方都讲“利贞”“贞吉”“利永贞”等等，这都是教人要坚守正道。因此，用《周易》占卜，占到某一卦、某一爻，要先问问自己按《周易》讲的道理做了没有。比如占到坤卦“直方大，不习，无不利”。那就要问问自己，是否能直、能方、能大，如果能够做到，才能“不习无不利”。其他各爻，也都是如此。

《朱子语类》卷66，朱熹说，古人淳朴，许多事想不周到，所以要常常占卜。占到乾卦，元亨就是大通，利贞就是要有利就得走正道，于是古人就坚守正道。不像后人，人心机巧，什么事都能想得周到，大多用不着占卜。假如突然有一件想不周到的，这才占卜。圣人恐怕人们仅仅注意结果是吉是凶，所以才讲了许多道理，要人们占到卦爻时，要按道理去做事。

朱熹也讨论了“卜不习吉”。他说，我的意志已经决定了，征求大家的意见，也都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鬼神必定会依照我的意志，卜筮也一定是顺从的。习，就是重复的意思。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还要占卜，那就是重复了。

朱熹说，《周易》这部书中，圣人是借着占卜来讲述行事的道理。比如需卦， “需于泥，致寇至”，本来是不好的卦爻。但《象传》却说“自我致寇，敬慎不败”。这就是说，卦爻虽然不好，但是占卜者如果能够敬畏、慎重并且注意防范，就不至于失败。这是圣人就占卜的结果，发明教诲人的道理。

朱熹继续说，《周易》说得很明白，你有这样的德行，占卜的结果才能这样。比如春秋时期鲁国的南蒯要叛乱，占到坤卦的“黄裳元吉”，自认为一定成功。有人告诉他，你有“黄裳”那个德行才能元吉；没有，就不会元吉，而是凶。这就是说，假如你没有那个德行，占到这个卦爻，那话就是反说。

朱熹得出结论说，《周易》中只说行善才能吉利，没有一句说作恶也会吉利的。你行的是忠信仁义之事，占到某一卦某一爻就是会吉利。《周易》从来没有说过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也会吉利。

也就是说，占到这一卦这一爻吉利还是凶险，不是说卦爻能够吉利或者凶险，而是要占卜者反省自己的德行应该是吉还是应该是凶。比如《恒》卦九三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无论谁占到这个卦，都要用自己的德行，来决定是吉是凶。又如卦辞“恒亨，无咎”，一定是占卜者自己能持久地坚持正道，才能无咎。九三的“不恒其德”，不是说九三爻不恒其德，而是指占到这一爻的人，虽然行的是正道，但有许多不足。如果能持久地坚持正道，就不会有羞耻和困难。

在这些地方，朱熹都反反复复地告诫他的学生，决定吉凶的，都只有自己的德行。假如德行不好，即使占到吉卦吉爻，也不会吉利；假如德行好，那也就用不着占卜。

此外还有两种情形，在朱熹看来，也不用占卜，或者占卜也没用。一种是按道理该做的事，比如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事。这时候，就是有凶险，也要奋不顾身去做。另一种是干了坏事，比如杀人放火，或者贪赃枉法，或者搞邪门歪道，这些也不必占卜。因为神不会帮助这种人。

在古代社会，要让人们完全不去占卜是不可能的。即使到了所谓科学文明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仍然有许多人会用占卜来预测自己的前途命运。如果能够耐心地听一听张载和朱熹的这些言论，就应当明白，自己的前途，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前途的吉凶，反省自己的德行就可以明白，因而是用不着占卜的，或者说，占卜了也没有用。好人占到凶卦，也会化吉；坏人占到吉卦，也可能是反说。那么，还有必要去占卜吗？或者说，占卜的结果又有什么用呢！

张载、朱熹在占卜问题上的态度，可说是古代思想家中最为清醒、最为明智的态度，值得今天那些仍然痴迷于占卜术的人们认真思忖。

五、宋代儒者禁淫祀

宋代国家和儒者继续反对淫祀。

宋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曾经下诏，要求有关部门检查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左道淫祀及贼杀善良不奉令者”，严肃处理：“罪毋赦”（《宋史·英宗本纪》）

当时的情况，各地淫祀现象还很严重。据《宋史·地理志》载，陕西路，“其人劲悍。上洛多淫祀。申以科禁，故其俗稍变。”也就是说，由于贯彻了国家的法令，这样的风俗稍有改变。其次是“荆湖南北路”，“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故尝下令禁之。”有个叫郭贽的，宋太宗时做荆南府知府，“俗尚淫祀”。他上任时，碰到久旱不雨。当地民众“盛陈祷雨之具”。他到任后，命令全部撤去，投入江中。没过几天，天下了大雨：“不数日，大雨 ”（《宋史·郭贽传》）。

祈雨这件事，是古代传统，也是独尊儒术国家的一项大事。传说商汤曾经背绑双手，跪在桑林中祈雨。春秋时代，各国似乎都建有专为祈雨的祭坛。汉代，董仲舒创造了“土龙祈雨法”，即造一条土龙，希望以地上的阴气和天上的阴气发生感应，降下雨来。宋代国家，也新创一种“蜥蜴求雨法”：“捕蜥蜴数十纳瓮中，渍之以杂木叶。择童男十三岁下十岁上者二十八人，分两番。衣青衣，以青饰面及手足。人持柳枝，沾水散洒，昼夜环绕。诵呪曰：‘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令滂沱，令汝归去。’雨足放之。”（《宋史·礼志》）有一次大旱，百法无效，命令各地官员，拜求所有的神庙，包括不在祀典的佛寺道观，还有张仪、吴起、单雄信等庙。因此，郭贽敢于撤掉祈雨的祭器、祭品，实在是非常勇敢的无神论行为。

最南的“广南东西路”。“大率民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山林翳密多瘴毒。……人病不呼医服药。”（《宋史·地理志》）宋太宗时期，范质做该路邕州知府，下令禁止淫祀。并且用自己的官俸买医药送给病者，因此而痊愈的数以千计。百姓受到感化，淫祀和不重医药的风俗有所改善。

李惟清大约和范质同时。四川民众也是“尚淫祀，病不疗治，听于巫觋”。李惟清到该地做官，“擒大巫，笞之”。民众认为他一定会遭灾祸。几天后，他又抓来大巫拷打。民众看他没有遭到神的惩罚，逐渐改变了态度。“然后教以医药，稍变风俗”（《宋史·李惟清传》）在破除淫祀的案例中，这是一个独特的做法。

不久，有个叫王嗣宗的，做邠州地方官。城东有灵应公庙，庙旁有个狐狸洞，住有许多狐狸。巫婆神汉说狐狸可以为人祸福，许多百姓相信。逢水旱灾害，百姓常常到庙中祈祷。当地人还避讳“狐”字。以前地方官到任，都先要拜见灵应公，也就是狐狸神，然后才正式办公。王嗣宗到任，捣毁庙宇，用烟火熏出狐狸几十条，全部杀掉。从此当地再不崇拜什么灵应公。

南宋时，著名儒者张栻作桂林主官，拆毁淫祠。有一天，他和学生们一起外出，发现城墙边有一个土地庙，他说，这个祠，最不合礼制。况且已经有城隍庙在，用不着什么土地神。命令学生们拆毁。有学生问，既然有了社神祭坛，是不是连城隍也不需要。张栻说，是的，城隍神也是多余。只是因为载在国家祀典，不好拆除。

从张栻和学生的对话中可以得知，南宋时，城隍神已经列入国家祀典，成为国家正式祭祀的神祇。

接着，张栻和学生们还讨论了给岳神塑像问题。张栻认为，各州县所祭的神祇，只有社稷神是最正统、正当的。祭祀岳神，也就是五岳之神，应当在山下筑坛。可是现在不仅建了庙宇，还塑成人像，甚至还再配一个夫人。张栻认为，这都是对神的亵渎。

南宋末年，朱熹最年轻的弟子陈淳，和张栻一样，反对给岳神塑像，也反对把岳神封为“帝”。他反对一切淫祀，包括佛教、道教的神祇，他认为都是淫祀。

大约比陈淳更晚，儒者黄震做广德军通判，当地有个祠山庙，每年江淮一带民众祭拜的，有数十万人。祭品都用牛。每当祭祀的时候，当地的“恶少”手持兵器，歌舞迎神。他们之间常常为争权夺利而大打出手，违犯法令。

当地还有一种风俗，就是自己戴上枷锁，自己拷打自己，以祈求福祥。黄震问其中一个当兵的，要他自己说说自己有什么罪。这个当兵的说，没有罪。黄震说，你的罪大，不敢对别人说，只好对神说。于是把他拷打以后，公开示众。

又当地有所谓“埋藏会”。杀一头牛，加上祭祀的礼器数百个，埋在坑中。外面用牛皮封好。第二天去看，什么都没有了。

黄震认为，埋藏会是当地人作妖，杀牛祭祀违犯法令。因为牛是农业生产的动力，杀牛严重影响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宋代国家有法令，禁止杀牛祭神。黄震向上级报告，禁止了这些行为。

此外查禁淫祀的还有范仲淹等儒者，多是劝告民众不要信巫医，要信医生。有个叫刘章的，作礼部侍郎时，建议在撰修唐代以来的历史书中，删去佛教和道教的“符瑞志”。认为这些内容，不符合孔子作《春秋》的笔法。

宋代国家和儒者，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认真地维护着信仰的纯洁，抵制和禁绝那些更为低级粗陋的迷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