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鸡蛋”、坚硬的陪读到“目中有人”的教育_风闻

壹   尴尬的“人鸡蛋”

“快点吃，吃了我们好滚蛋？”

“妈妈，你是鸡蛋吗?怎么滚啊？”

“哥哥嫌你吵？要我们早点回家去，你快点吃！”

“我们是“人蛋”，像鸡蛋一样滚吗？我们家有“人鸡蛋”喽！”小家伙越发兴奋起来，开始在地上爬，做出要滚的样子。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每天晚上都要跨区去出租屋陪高三的老大，每月有两个周末需要参加所在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而老二就很难有时间照看。周末妻子偶尔把小家伙带到陪读房，老大被吵得昏头昏脑颇为不满，于是小家伙欢乐地变成了被赶的“人鸡蛋”，要是二胎生育政策早开放几年，也许我们这些年近半百的“老父老母”不会这么尴尬。

在老年教育研究领域耕耘十年，刚接触这个领域其实就感受到了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在研究一些课题的过程中，也从不少老年人那里了解到，太多的家庭中年轻人不愿意走入婚姻，走入婚姻的不少不愿意生养孩子，愿意养二胎的年轻夫妻占比极低。

另外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前若干年，基础教育行业内考察每年的幼儿园入园数、中高考人数，婴幼儿、青少年数量快速下滑的趋势是很容易看出来。可是我们国家某些位高权重的专家，不知道是不是聪明过了头，也不知道是依据的什么数据模型，竟然预测放开生育二胎后，最高峰的年份出生人口可能为4495万人。

而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披露，**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另外民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结婚对数为588.6万对，比2019年同期减少了124.5万对，降幅达17.5%。**我们的专家若干年前的预测被打脸的程度堪称世界之最，但看不到任何对这些人的处理，也看不到对专家选拔任用机制的反思，这些人口专家对社会的影响还没有到恶果全面呈现的阶段，暂时看得不够清晰，而我们这代人的养老受影响可谓势在必然，不知道若干年后历史将如何评价那些曾做出奇葩预测的人物。

贰 “坚硬”的陪读

夜里第一次起来的时候，桌面上的闹钟显示2：16分，正房里的孩子把被子的下半截掀开了，肥壮的小腿冰冰凉凉的；夜里第二次起来的时候，时间显示5：08分，孩子的手臂都露在外面，轻轻拉被子、拽胳膊才把人塞进被子……

每年的春秋两季，正是晚上睡觉最容易着凉的时候，而冬天如果夜里温度超过12—16度，孩子睡觉就特别容易打被子，在上高中的头一年半里，孩子在学校住读，反复感冒几次鼻子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鼻炎。

染上鼻炎后孩子学习效率直线降低，作为家长中医治疗仪、曲安奈德喷剂、海水洗鼻器轮番使用，同时辅以各种食疗，效果都不明显，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赶快租房陪读。在与鼻炎做斗争的8个月中，春秋季是最难的季节，而越是“坚硬”的陪读夜晚，孩子第二天鼻子的好转都有可见可感的微末变化。

26年以前在乡镇中学当老师，那时候年轻，对城市里家长陪读是很不理解的，还写过不少关于教育改革的宏观篇章，抨击教育生态并提出一些新锐的改革措施。如今看来很多观点缺乏深入广泛的调研和实际经验支撑，目标很宏大但缺乏实现路径，有种傻得冒泡的执着味道。

如果城市里也像有些地方县、市高中一样，教师还住在学校里或者教师小区就在学校附近，那么住读生是可以管理好的，但晚上睡觉好动的孩子可能还是难以度过那些昼夜温差大的季节。

叁“目中有人”的教育

这些年来见识过太多的教育创新，伴随心理学理论的革新和教育理论名词的转换，教育名人、名师、专家出了一茬又一茬，只是所有此类创新都是断头剧，时间上活过十年的不多，地域上能够在国外诚心实意得到承认的一个都没有，偶有被颁发国际称号的大多数都是人家“西夷”忽悠国人掏荷包的工具。

教育最显著问题就是急功近利。譬如抚养孩子，有孩子上幼儿园的都知道，太多孩子一上幼儿园就隔三差五开始生病，几十年了所有的教育改革和所谓教育局、名师都对这个问题置若罔闻，也没有人思考过怎么从师生比、运动时间与休息时间合理搭配、配备必要的盥洗室与更衣室、编辑传播健康育儿知识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改革，降低生病率形成合理的营养衡量体系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但在组织活动上电视、做宣传等赢取掌声一片的高大上问题上，几乎所有的家长、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媒体都是热情似火的专家，虚荣、肤浅、急迫……作为家长、教师，孩子从幼儿园一路到高中，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太多时候都是名利、完成任务排在真诚、善良、独立自主之前，强调身体健康都是口号大于行动，要么就是一哄而上跑操等冰冷的硬措施没有暖心的软配套，不知道我们的教育还会如此走多少年。

教育创新深层的问题则是思想的怠惰。大多数的教育创新，目标没有不远大的，过程没有不成功的，成果没有不丰硕的，结局没有经得住真查实验的，成就几个名人后就是一地鸡毛与垃圾。若干年前鲁迅先生有句话有些极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实阅读英文名著或者质量高的翻译的科学文献多一些，可能没有人不佩服鲁迅的大逆不道。除了一些理工科的书籍、论文这些年很有些进步，社科类有价值的书真是不多。

在国内，往往一些权威占住了位置，就会形成队伍成员偏向和路径依赖，环境和发展阶段变化后，先发优势就会变成守旧劣势，后来的人既难上又难改，典型的譬如人口问题上的路径转变。另外还有我们的高考理论和高考改革，到现在都在国外的教育分类目标体系和早期翻译过来的知识框架里打转，有些地方还被改得不伦不类。几番折腾严重降低了STEM课程的重要性，还打乱了既有人才培养体系，不知道重大措施出台前经过了多少深入广泛的调研，是不是经行了严格论证，是否遵循教育、心理规律，反正很多时候教育问题就是“眼中无人”折腾得热闹的糊涂账。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教育的根是文化，中国文化的特质很容易高蹈而不接地气，守旧求同固化权威而厌恶求异竞争激化活力。前不久原国家科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张景安在本区做了一个演讲，谈到前些年自己带队去硅谷交流，结果因为队伍中都是些年纪大的人间美国人根本没兴趣接待，在美国人眼里创新是年轻人特别是28岁以前年轻人的事。虽然美国人的看法有些走极端，但美国很长时间以来确实是世界大多数科技领域的领头人。

（此为张景安副司长演讲内容之一）

另外从历史大势看，文化导向一直关乎国运，历史上两晋、宋、明、清都深受文化之害，其中尤以两晋为甚。东晋穆帝升平五年（公元361年），东晋的徐州、兖州刺史范汪的儿子范宁曾经同王羲之一样，甚为厌恶当时崇尚玄学、好清谈的风气，而范宁性格更为质直，他认为名人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范宁的议论有失偏颇其实还是很有些道理：

范汪子宁，好儒学，性质直，常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或以为贬之太过。宁曰：“王、何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搢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馀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故吾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患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也。”

    中国自古及今，对于失败的归因多喜欢归到弱者和下层，很少有追究文化名人的“迷众之罪”的时候，那些害俗灭国的名人确实流毒甚于桀、纣，看看中国那些曾经崇洋媚外心理畸形的教科书就是证明，建国时期清新刚健的风气所存无几。这些“精神毒人”有多少是自作聪明又有多少是被绿纸坏了良心呢？大概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