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几个认识[眉山论剑]_风闻

书接前文

中国改革主要的成果是建立了市场体系，经过一个过渡阶段建立了市场体系。这个市场经济组织结构建立解决了最后一个大问题就是价格，从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到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改革前中国的价格体系也不全是计划，是主要物资国家定价，比如建筑材料中的“大三材”，钢材，水泥和木材。砖瓦这类建材是不受限制的。“大三材”中，乡镇企业除了木材不能生产之外，钢材和水泥都能生产，新的供给结构的引入改变了过去供需状况。乡镇企业这类自主经营的企业，只要有社会需求，有利润就自然会去填补需求的空白。 

中国解决从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到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的方法实际上是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双轨制只是表象，通过不同的物资上涨的幅度差异造成价格合轨，双轨制仅仅是短时间内控制市场的手段。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40年的高速增长有多种因素造成，第一是供给侧新的结构的引入和发展，不但原先的国有企业在初期因为需求刺激和对企业放权获得经营自主权刺激了投资和生产，乡镇企业作为新兴的供给结构获得了高速发展，19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的产值已经达到全国工业产值的1/3强。然后是外资的进入。这些新的供给结构带动制造业快速发展。

然后是生产要素的货币化，这个问题温铁军教授讲得比较清楚。过去中国接受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许多生产要素分配是国家划拨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易，比如土地就是国家计划划拨给企业或者用地单位的；所以在计划经济体系中的生产要素有的没有价格，有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严重背离其实际成本。这种情况在工业化初期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加速工业化有其意义，但是进入市场经济，生产要素不能货币化就影响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交易的形成，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生产要素的货币化的过程。因为有这个生产要素的非货币化的影响，所以在非市场经济体系与市场经济体系的比较中用GDP是不合适的，因为非市场经济体系中缺了生产要素交易这一大块GDP，所以非市场经济体的GDP要少一大块。

生产要素的货币化是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的必须，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阶段。苏联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失败非常大的因素就在这个过程。因为计划经济缺了生产要素的货币化，所以苏联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就缺乏基础标定，西方资本就借机用压低价格对苏联的生产要素进行掠夺。苏联因为没有注意到生产要素定价是国家货币主权权力的关键内容，放任西方资本利用价格定价权肆意掠夺苏联的财富，造成苏联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大量流失，这是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在这个生产要素的货币化过程中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外资和买办资本在这个生产要素的货币化中同样通过对生产要素的低价收购获得巨额利润。

生产要素的货币化之后，生产要素的转移就必须通过市场交易进行，市场交易产生GDP，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GDP高速增长有一部分生产要素货币化的功劳。

生产要素货币化以后产生生产要素的价格向价值的回归，推动以美元计价的GDP的快速增长。前面提到的中国生产要素的货币化之后，中国为了吸引外资有意压低了生产要素的价格，所以造成中国的名义GDP远远低于实际GDP，这给了中国经济不发展的错觉，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发展还不如印度，不如大部分非洲国家。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经济学方法得出的错误结论，而这种错误的原因就是生产要素的价格的人为扭曲。 

因为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国生产要素价格远远低于它的实际价值，所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就产生了生产要素的价格向价值的回归，这就促进了名义GDP的高速增长。2000年时，中国的名义GDP1万亿美元，2020年是14万亿美元，今年17万亿美元，这期间增长了16倍以上。2000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国内通货膨胀与人民币升值同步发生的情况，这就是生产要素价格向价值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现在仍然在持续中。随着中国推进产业技术结构升级，像中国制造2025，2035的推进，中国制造业的技术结构将持续升级，这保证了中国生产要素的增值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个期间会产生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

这3个因素是造成1978年之后中国GDP高速增长40年基本因素。

中国在实现生产力要素的价值回归过程中，必然地要在国际市场上重新对生产要素定价，获得国际市场上的生产要素的定价权，这是对西方经济霸权的决定性冲击，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恐惧盖源于此，但是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人民币必然要随着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对生产要素的定价权的获得而获得定价货币的地位，而且作为一个国际定价货币将获得价值溢价。同时这也必然导致中国的一部分低技术结构的产业外流，中国应该引导这些产业流向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像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老挝，柬埔寨，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之类的友好国家。

为了维持中国工业体系的完整性，中国在低技术结构制造业外流的同时要注意对于产业链的控制，尽量把产业链的前端设计和原料生产保留在国内，部分市场放在国内以控制产业链。同时靠价值链的分配作用维持国内企业的盈利水平。

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就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像航空航天都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所以中国拥有包含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以制造业的技术升级通过技术迭代即可快速升级，不再需要技术积累初期的试错过程，所以现在推动中国制造升级会非常快，而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中国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持续上涨，这就保证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向发达国家学习了科学管理技术，向日本学习了造船的组织结构，标准化和模块化造船。在歼8-2项目中学习了美国的军用标准，建立了中国的军用标准体系。在空警2000预警机项目中向以色列学习了软件工程中的标准化工作文件等等。这是西方国家创造的科学管理的技术，这种科学管理的组织结构引入中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高技术工程管理的水平。

国内也有许多科学管理的实践，比如邯钢就是成本管理的样板，实行了一套以成本核算为核心的成本管理，可以把成本解析到每一个岗位。

但是这种科学管理的组织结构在中国仍然是小众组织结构，中国缺乏一个像日本学习“戴明管理”的普及科学管理的运动，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中国的足球运动的水平每况愈下。中国的体育如果能够实现科学管理，足球运动冲出亚洲不是难题。

中国要成为超过人均GDP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行列就需要中国制造业的技术结构的持续升级，成为高端制造业能够与德国，日本，美国竞争的国家。中国有超越美，德，日的条件，也有不足。超越条件就是我前面论述的超强的组织结构造成的超强学习曲线优势和超强执行力。不足是在高端制造业中科学管理还没有成为普遍地管理方法，大量的企业粗放，扭曲。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受到港台韩国企业的影响，对于生产要素价值的理解是错误的，片面强调所谓的”人口红利“，压低劳动在分配中的比例，压低了技术因素在分配中的比例，分配过分偏向资本和土地这样食利要素，扭曲了生产要素的价格结构。21世纪人才最重要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到了生产剩余分配的时候政策总是偏向资本和食利要素这种易获利要素。2000年以后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的上涨，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让过去大量流失的财富减少了外流，但是国内这种财富的增长大部分流向了房地产，扭曲了生产要素的价格结构，影响了社会资源的流向，妨碍了制造业技术结构升级。现在正在纠正这中扭曲，但是非常困难，因为这种价格扭曲已经形成结构性的财富分配，地方政府的财政很大程度上依靠这种扭曲的财富结构。未来的经济政策应该更加强调分配向知识技能倾斜，鼓励科技人员和技能工人，建立终身学习机制，造成人力资源的持续增值。

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农村陷入了自然经济陷阱，改革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而这个“包产到户”是一个历史性，颠覆性的错误，它把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经济分工组织结构破坏了，改到自然经济的组织结构，而自然经济是一种简单再生产的组织结构，它无法与社会化的经济活动接轨，因此无法利用社会分工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现在的农村靠“扶贫”解决绝对贫困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发展的问题，要想解决发展的问题必须创造出分工的组织结构。所以我说“包产到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建设”就是这种事情，短时间看粮食增产了，农民有积极性种地，但是这种自然经济的积极性对于发展毫无价值，就像用小推车再努力也干不过汽车一样，“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就是只有机械化才能决定性地提高农民与农业的生产效率，使农民摆脱结构性的贫困。现在农村的贫困人口是中国发展的极大拖累，因为这一部分巨大的人口不能提供公共财政，还需要公共财政补贴；收入很低，不能形成有效市场。中国无法拖着几亿低收入人口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所以未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无法用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来解决了，因为青壮年人口大部已经进城打工，农村剩下的老弱不是城市需要的劳动力，而且城市对于农村入城劳动力的使用是“杀鸡取卵”式的使用，没有劳动力增值活动，只榨取劳动力最年轻的部分，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中国农村要想解决发展问题还必须走合作化和集体化的道路，把农村的资源土地，矿产，劳动力资本化，获得资本性收入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华西村是榜样，南街村也是榜样。

看了温铁军教授的一个视频，他考察了南街村的城市化做法，非常有价值。中国农民不但开创了乡镇企业这个自下而上的工业化道路，还在探索开创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道路，比起现在城市管理的模式，南街村的模式城市管理成本非常低，非常适合农村市镇的城市化升级。中国现在有320个10万人以上规模的市镇，这些市镇完全可以赋予城市的职能和权力，这是一条全新的城市化道路，跟乡镇企业一样对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对中国的成功是有信心的，在高技术领域我们能超过美，日，德；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有办法。

对于宏观经济的一些想法。

这是我对经济发展结构的认知

到目前为止世界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蒸汽机的发明带来的工业革命，但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是纺织业。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的发明，但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是汽车业，然后是电气，家用电器等。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爆炸式发展为科学基础，二次大战促成了物理学理论向实用技术的转化，以原子弹爆炸为标志形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目前为止形成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原子能、火箭喷气技术带来的产业高潮，造成西方二战后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由于新产业带来的新的技术结构，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经济增长，投资，消费兴旺。由于发达国家获得了更高的技术，因此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一部分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了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为资本主义的资本和技术创造了新的市场，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繁荣，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在二战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终结了西方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困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然后是里根时代，美国由于IT技术的产业化进入了第二次经济高潮，这个高潮先是以PC为代表的个人电脑出现，电子计算机有生产资料变成消费品带来一个产业的高潮。然后是互联网技术接续了PC带来的消费热潮形成克林顿时期的经济繁荣。但是这一次经济繁荣很难称得上是“黄金时代”，因为里根经济学，美国放松了资本管制，所以经济繁荣的成果被资本和高端的技术人员，金融服务和高端的服务业吃掉了，美国的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增长缓慢，而且伴随着经济繁荣和增长带来了社会公共服务的成本大幅增加，造成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上升，生活的幸福感下降。像医疗成本，教育成本上涨超过一般中产阶级的收入上涨速度。现在的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陷入了结构性迷失，在GDP导向下，美国为了刺激GDP的增长违反经济的一般规律无节制地增发货币，而这些货币大部分没有进入生产性的领域，小部分进入消费，大部分进入金融游戏中，形成货币的闭环交易。像“比特币”这种奇葩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基础，但是它能消化美元，让美元在金融交易中闭环运行，防止增发的美元冲击实物市场造成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但是即便如此，现在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也是创了纪录了。

欧洲在信息技术产业上落后了，欧洲国家对于新技术的麻木导致他们在信息技术领域毫无作为，不像曾经在航空航天技术上能够合作创立空客公司和欧洲宇航公司，形成欧洲的技术。随着而来的数字技术业没有欧洲人的事了。欧洲的落后是它的组织结构的落后，学习曲线落后，欧盟在扩大规模以后，决策与行动效率严重弱化，欧盟是一个低效的“邦联”组织，有规模，但是效率极其低下，每一件事情要许多屁事不懂的议员决定，互相扯皮。没有风险投资机制，不鼓励新技术是欧洲落后的根源。

日本是从领先到落后的典型，198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技术世界领先，然后从1990年开始陷入失去的30年，半导体产业从世界领先到溃不成军，除了部分半导体上游技术尚能吃一点“老本”，在新技术开发上全面的无能为力。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失败是日本产业组织结构的失败。日本人的文化特点就是封闭保守，所以发展出“船队模式”的企业组织结构，以大财团为核心形成贯通全产业链，横跨多个产业的产业集团。然后由通产省出面协调各个财团的技术发展路线形成产业核心。这个模式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放式的组织结构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是一个封闭式的组织结构，而且受到日本政府的管制。这个封闭的组织结构完美地错过了中国市场的发展，因为日本政府的“雁阵战略”不允许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技术，所以让德国企业占领了中国的汽车市场。日本移动通信搞自己的技术路线，结果与世界主流技术脱节，没有市场的支持只能边缘化。不肯与中国分享技术导致日本技术路线的边缘化，然后就是技术落后淘汰。经过几轮技术迭代，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因为技术落后已经彻底的边缘化了。

组织结构是决定产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没有分工就不能工业化，纵是拥有丰富的资源也无法形成产业优势。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梯级结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领域竞争者是一群后发国家竞争，相对技术水准和管理水准较低，拼的是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但是这个技术结构决定了它就是人均10000美元的“天花板”，不突破产业的层次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情况是制造业因为技术约束停滞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领域，但是社会服务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持续升高，关键是政府成本，医疗教育成本，房地产价格的抬升造成制造业成本上升制造业盈利能力下降走向衰落，然后导致全社会的经济停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国家进入更高一级的产业结构，比如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领域，它的竞争对手就是德国，日本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领域的竞争不仅仅是劳动力成本，更多的是技术和管理，没有科学管理这一套组织结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里就无法与先进制造业强国竞争，就无法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主的产业群体人均GDP在4万美元左右，现在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都在这一阶层处于停滞状态。

没有学习曲线优势，没有开放的产业组织结构就无法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与美国竞争，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数字产业是一个赢家通吃，先发者的生态优势产业，后发者极难打破先发者通过技术专利和市场生态构成的护城河。不过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帮助中国打破了美国企业的市场生态保护，这倒是有利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而前工业化国家处于“贫困陷阱”的窘境之中，往往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

宏观经济首先是一个战略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战略目标，资源的动员组织，路径选择，战略执行力，内部外部约束等等复杂的问题。比如日本就是一个没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它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美国的严厉约束，这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行动能力。中国是一个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所以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决定自己的行动。

以日本为例解析国家战略错误导致国家陷入经济停滞。我们知道日本由国家制定了产业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国际上实行所谓的“雁阵战略”，实行对亚洲国家的梯次技术转移。中国因为是大国，所以日本非常警惕中国的崛起，所以日本战略中国是是在第三梯次产业转移目标地。第一梯次是韩国，台湾，新加坡；第二梯次是所谓的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像印尼和中国都排在后面的产业转移目标地。日本妄想与中国在技术上拉开两代的差距。日本根据这个“雁阵战略”禁止日本企业对中国的技术转移和高端产业的投资，例如1980年代，中国请求日本在汽车产业上予以合作，在中国投资建厂被日本拒绝了。

但是日本的战略完全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是一个错误的战略，这个战略让日本完美地错过了让日本产业技术升级的中国机会。我们知道一个常识，军队打仗一定要抢占“制高点”，因为“制高点”具有最好的通视条件，可以最好地掌握战场的信息；有最开阔的射界，可以用最少的兵力和火力控制最大的战场空间。市场经济的“制高点”就是市场，而中国市场就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制高点”。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商品市场，是增长最快的市场，近10年，中国的经济增量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1/3，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日本为了自己“一厢情愿”的战略放弃了中国市场，错失了伴随中国市场成长的战略机遇，而韩台抓住了这个机会获得了高端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韩日的半导体技术是利用美国的技术转移和中国市场才得以成长起来的，每年他们从中国获得上千亿美元的销售，没有这个市场，韩台的半导体产业无法实现投资盈利。并且，韩台从中国改革初期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中获利巨大从而可以补贴国家产业升级。日本愚蠢的战略把战略机遇拱手送人，造成了自己半导体产业竞争对手，埋葬了自己的半导体产业。战略的错误是不可能靠小聪明挽回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而且在许多高技术产业领域占据世界市场的大半，比如4G，5G基站。没有中国市场支持的技术无法成为世界标准，这在移动通信技术国际标准的争夺中表现的淋漓尽致。1G时代是美国摩托罗拉技术统治世界，2G中国采用了欧洲GSM技术决定了欧洲技术成为世界标准和主流技术。3G时代，美国和中国不想欧洲技术控制世界，故此合作建立了3个技术标准，平衡了美国和欧洲技术。4G时代中国技术已经赶上来了，所以中国采用的技术就是国际标准，成为世界最大的设备生产商和最大的设备终端市场。5G就不用说了，中国成为5G专利最多的国家。而日本在移动通信技术上从2G开始就被边缘化了。现在日本在所有新兴技术领域都是边缘化的存在，这就是日本愚蠢战略的结果。日本如果与中国合作，大胆地向中国转移技术，那么日本借助中国市场和技术开发能力，可以保证自己在国际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至少有一席之地。

日本第二个错误是“船队模式”的组织结构，不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制造业产业链长，技术复杂，技术升级迭代快速的特点，因此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竞争中因缺乏竞争力而失败。半导体是一个例证，日本制造的支线客机MRJ的失败是另一个例证。

解决宏观经济要从组织结构的分析入手，因为组织结构决定了技术结构和生产结构的效率，从而决定了宏观经济的成败。宏观经济不能从GDP入手，那样会混乱你的视野，误导对经济的判断，结果落入结构性的陷阱中。

任何经济结构形成以后都会陷入惰性，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开始的时候非常有效率，保证了苏联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很快就陷入结构惰性中，官僚体制拒绝新的经济结构改变，通过权力垄断造成自己的“舒适区”。比如苏联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坦克制造业，但是小轿车却严重短缺，苏联的体制不能把资源从消耗性的坦克转向挣钱的小汽车，不得不从意大利进口小汽车生产线，而且还不能扩大生产满足人民需求。假设苏联政府手中有足够的小汽车和其他消费品能够与农民交换，可能就会极大地促进苏联农业的发展，农民有增加农产品产量的动力从而促进苏联农产品的供给。

实际上现在的美国也处于经济结构的僵化状态，GE和波音这样的制造业头部企业都陷入了管理的结构性困境。这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的企业管理结构日益的金融化，用金融的角度管理制造业企业而不是用工程师的角度管理企业，这个结构性缺陷直接导致了波音737MAX系列飞机的工程灾难。美国现在用国家力量打击中国的头部科技公司，这说明美国的企业已经无法直面中国企业的竞争，特别是制造业的竞争，这是美国企业管理结构性缺陷的后果，美国已经不是20世纪初的那个美国了。

所以宏观经济一定要关注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不断地引入新的供给侧的新的结构，破坏存量结构企业形成垄断的企图。改革就是不断地发展新的组织结构，让新的组织结构与存量结构竞争从而形成新的更高效率的组织结构。

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对于新的组织结构保有很高的容忍度和兴趣，这导致在中国组织结构的创新比其他国家要容易的多，最新的事例就是电商和移动支付，这两种新的商业和金融组织结构对传统商业和金融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影响到新商业模式发展的重要约束，而在中国这种约束的影响非常小，特别是金融业对于国家决策的影响远不及欧美日。

中国现在突破了人均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这就要求中国需要新的组织结构的改革从而造成对西方国家的竞争优势，而且推动中国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源的持续增长和劳动收入的持续增加。否则中国很难进入人均3万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行列。而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好的组织结构的创新，中国将再持续增长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直到成为发达国家，而且这个时间不需要太长。

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有利条件是第一完整工业体系，造成制造业的交易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从而形成竞争力优势。第二是组织结构，学习曲线优势和执行力优势，这个是从红军时期留下来的优良传统。第三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效组织结构，这就是在中国军工产业中普遍使用的总体部与总师体制，这个组织结构中的总体部是产业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具有精干高效的特点，这个组织结构领先于西方的高技术企业的组织结构。因为这个组织结构的优势保证了中国在工程领域领先美国。

那么中国当前要进入发达国家的结构性缺陷是什么？第一就是科学管理方法没有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的一般组织结构。这个科学管理发源于美国，是以“泰勒制”著名的管理制度，日本二战后获得高速发展很大得力于引入这一套管理方法。这个管理方法说简单了就是对生产的过程进行解析分析，得到影响生产质量，成本，产量的因素，找出解决方法。这里无论是对生产过程的解析分析还是找出处理方法都大量地使用数学方法和计量技术。

我们找几个案例说明科学管理的原理。第一个案例是苏炳添，今年在东京奥运会上，苏炳添在百米半决赛中取得了9秒82的成绩，这是一个除了黑人之外最好的百米成绩，打破了黄种人不擅长速度竞技的成见。苏炳添获得这个成绩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科学管理。他的外籍教练把苏炳添的运动过程进行录像，对动作进行解析分析，得出决定影响速度的动作，比如起跑的反应速度，那一只脚前置反应速度更快。过程跑中的步频和动作不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通过影像解析分析分析得到影响速度的细节，因为推动身体的是脚的蹬力，脚在空中对运动速度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动作解析以后改变中途跑的动作，减少脚在空中的时间，尽快让脚着地发力。然后就是腿的发力过程的解析分析。这种科学分析之后逐项改进苏炳添的技术，最终达到9秒82的成绩。在科学管理这个领域美国还是最好的，华为也是从IBM学习了项目管理组织才得到后来的发展的。美国的问题出在上层结构，以金融为导向的组织结构破坏了技术发展的规律。再一个FC-31飞机的主承力结构设计，通过采用拓扑结构设计，FC-31的主承力结构减重1/3，而且可以采用铝合金材料制造，极大地降低了制造成本。这是在设计上采用新的数学方法改进技术的案例。还有一个是袁岚峰在与另一个科大教授在对话中透露的。他们讲到，德国的高端机床在设计中采用动态数据校正方法，而国内还是采用的静态数据校正，这两种设计方法做出来的设备在精度上存在着天然差距，中国机床的性能差距是在设计阶段就决定了。这一类的问题似乎也存在于中国的航空发动机领域，从设计方法上就落后了而不是材料落后。

要解决中国这种高端制造落后的现状，根本的办法还是组织结构改革，学习航空航天的总体部、总师制的组织结构，建立机床产业的总体部，包括若干个研究室，追踪最先进的设计手段和方法，先进材料有组织地引入中国的机床制造业，解决机床技术上的缺陷。

中国的第二个缺陷是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受到港台韩企业的影响，中国产业发展过度重视资本的价值，轻视人力资源的价值，而高端制造业最重要的资源是知识资本，特别是高端科学技术人才。我们现在的生产要素价格是扭曲的，土地之类的资产价格畸高，劳动力价格畸低，特别是高端人才的收入低，影响到高端制造业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现在中国的国家战略是“双循环”，建立以国内循环为主，外部循环为辅的新宏观经济结构，要建立国内大循环经济就必须扩大国内市场，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要扩大国内市场就必须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工资收入在初次分配的比例。要实现此目标就要改变生产剩余的分配方式，增加劳动收入的比例，增加资本收入，降低地租成本，鼓励资本收入的技术投入，限制资本的消费性分配。

中国的第三个缺陷是农村的自然经济结构限制了农村农业的发展，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未来必须重建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留住农村的资源建设新农村。在过去农村工业化成功经验基础上再发展农村的新产业结构和探索农村城市化的新路径。温铁军教授访问了南街村，他们建设的新的城市化路径非常有意义。现在中国有320座10万人以上的新城镇，这些自下而上建设起来的新城市代表着城市化新的道路，具有世界意义。中国应该赋予这些新城市城市的权力，把这些新城市的成功经验总结推广，加以理论化作为中国特色道路的成功实践和理论总结。

重建新农村集体经济结构还是得依靠农村党组织的建设，靠外来干部扶贫可以，持续发展不可行。未来的新农村集体经济不需要强制，而是采用先进村兼并后进村的方法，因为优秀干部毕竟是少数人，让先进村兼并后进村可以降低农村集体化的经济和政治成本。

最好总结一下我对宏观经济的几点认识。

第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现代经济的组织结构。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各有利弊。计划经济是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结构，它的有效性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

计划经济在从自然经济形态到近代化现代化经济形态转型中是非常有效的，而市场经济往往是无效的。中国，越南，古巴等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从自然经济结构通过计划经济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型。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也是通过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完成了从落后的资本主义到发达国家的追赶。韩国同样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经济腾飞。

前面我给出了宏观经济的结构，是先有一个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而后发生经济线性增长的发展，而创建新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市场效率不如计划经济，新组织结构的创建基本上或者主要是政府行为。

往往在一个经济产业结构在发展到边缘市场会发生失效现象。像西方在18世纪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构边缘，市场失效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是通过殖民扩张增加殖民地扩大市场的外延来解决经济危机。这种殖民扩张导致资本主义的世界大战，这一点马克思和列宁都准确地预见到了。然后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从创造了新的市场结构，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大繁荣，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结构的边缘又出现了19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然后是全球经济大萧条。这个时候，苏联因为采用计划经济和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隔绝造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政府干预经济止住经济危机的发展。德国在希特勒的领导下也是通过国家干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走出经济危机。不过德国走上了军国主义扩张的道路最终发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各国都采取了国家干预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一个经济产业结构内处于线性发展的时候，市场动员资源的能力显著高于政府，市场优势在于“平面规模扩张”。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缺陷在于政府靠权力配置经济，这种模式第一是生产要素缺乏价格机制，价格是人为制定的，不能反映要素的稀缺和成本，价格的扭曲造成生产资源配置低效。第二个问题就是计划经济初衷很好，想资源配置最好，效率最高，防止重复投资。但是生产效率是通过竞争实现的，竞争实现优胜劣败从而通过淘汰机制将更效率更高的企业保留下来形成效率的进步，所以重复建设是实现竞争不可避免的因素。计划经济避免重复建设也就终结了竞争。

市场经济同样有垄断问题，企业获取超额利润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获得市场垄断地位，现在美国头部企业都是市场垄断性企业，而且这些企业一旦丧失市场垄断地位则资本立即选择退出。所以新的计划经济或者说体制设计的核心是组织结构供给和技术结构供给，不断地向经济供给新的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让经济充满活力。计划经济不应该过多关注资源配置，这个工作市场可以完成的很好，只有在市场发生扭曲的时候，政府要出面通过市场和政策工具进行调整，比如中国房地产市场。

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从理论上比私有制企业更有效率，因为公有制企业从理论上存在着外部权力约束和内部权力约束，而私有制企业只有外部权力约束，不存在内部权力约束。苏联式的公有制在权力约束上存在结构性缺陷，这种缺陷导致企业经营缺乏竞争力。新型的公有制企业结构需要建立新的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并且把这种机制法制化。这种约束就是“三结合”，内部权力包括经营者，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从内部约束解决“内部人”“监守自盗”控制的问题。解决企业发展路径导向问题。外部约束也是“三结合”，企业董事会，上级资产管理单位和国家代表。要解决公有制单位的权力部门化和官僚化的问题。公有制企业的上级管理应该是一条线，不能多头管理，这样造成权力结构的矛盾，让企业无所适从。

国家的经济计划管理首先是战略管理，战略管理需要前瞻性，而前瞻来源于对经济规律的认识，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分析是认识经济规律的一种有效方法。经济前瞻要发现经济结构性矛盾和结构性转型，比如当前就存在着经济结构性转型的问题。AI技术的发展将淘汰大量地白领岗位，比如金融，律师，会计师等经验性工作将大量地消失，AI在这些领域比人更高效。技术与人的矛盾日益激烈。“民粹主义”勃兴就是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国家如果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制度供给上解决技术与人的矛盾就只能在民粹主义驱动下走上错误的道路，或者通过对外转移矛盾造成战争危险，或者“闭关锁国”走上技术倒退的道路。现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就是后一种路径选择。然后另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是碳约束，在全球减碳减温室气体的趋势下，企业如何发展？经济如何转型？需要计算各个产业和企业的碳排放，制定技术方案实现在给定碳排放权的条件下的发展方向。这种问题如果没有预案的情况下企业经营很有可能因为碳排放陷入困境。这需要国家预为筹谋，免得临时拉闸限电，造成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