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 形势变了, 投资东北反而是一个最佳选项_风闻

✪ 高柏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振兴东北已有17年历史。然而2020年东北地区的GDP增长率只有1.1%，远低于中部的1.3%、东部的2.9%和西部的3.3%，在全国垫底。“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流传，更为东北发展蒙上阴影。那么，共同富裕的新政策范式，能否为“振兴东北”带来新机遇？面对“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元宇宙”等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东北又如何转型，找到发展新动能？

本文认为，在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下，应重点推进东北地区改革开放。**首先，**通过发展东北，能够缓解东部和沿海大城市人口过密和高房价带来的不平等、“内卷”、“躺平”和低出生率等社会问题，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其次，**在全球化倒退的历史转折点，发达地区到东北做产业投资，能够通过初次分配降低不平等，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盈利的市场经济新路；**再次，**在远程工作逐渐普及的新趋势下，发达的地区企业能够通过在地理空间上重新布局公司业务，促进发达地区的信息产业与东北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加速融合，联合打造竞争优势；**最后，**通过新旧动能转换，能为东北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利条件，通过共同富裕摆脱萨缪尔森陷阱，可为迎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好充分准备。

作者认为，**东北需要以“经济特区”这样一剂猛药来扭转困局。**他建议，应参照当年深圳模式在东北主要城市成立经济特区，通过税收、土地等政策优惠和东北—东部地区的对口合作机制，推动沿海企业到东北直接投资，利用它们的资本、技术、企业管理制度和市场渠道，帮助东北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降低地区间的增长不平衡。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6期，原题为《建设经济特区振兴东北：以共同富裕应对五大挑战》，**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建设经济特区振兴东北：以共同富裕应对五大挑战

振兴东北已经有17年的历史。然而2020年东北地区的GDP增长率只有1.1%， 低于中部的1.3%、东部的2.9%和西部的3.3%，在全国垫底。 [1]

要扭转这一困局，必须在共同富裕的政策范式下推动东北的改革开放： 参照当年的深圳模式在东北主要城市成立经济特区，通过税收、土地等政策优惠和东北－东部地区的对口合作机制，推动沿海地区企业（外资企业要去当然欢迎）到东北直接投资，利用它们的资本、技术、企业管理制度和市场渠道，帮助东北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降低地区间的增长不平衡。

以东北改革开放为抓手，共同富裕政策范式将推动中国更广义的历史变迁：

它将扭转以沿海大城市为中心，造成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城市化模式，通过发展东北缓解东部大城市人口过密和高房价带来的不平等、“内卷”、“躺平”和低出生率等社会问题，寻找地区间均衡发展的新发展模式；

它将在全球化倒退的历史转折点，使中国避免在释放市场力量与保护社会之间做过激的回摆，探索一条政府通过初次分配降低不平等，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盈利的市场经济新路；

它将鼓励发达地区的企业跟上国际范围内高新技术产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向远程工作发展的新趋势，通过在地理空间上重新布局公司业务，为推动地区间的共同富裕做贡献；

它将促进发达地区的信息产业与东北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加速融合，发展工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服务业，推动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并打造未来服务业出口的竞争优势；

它将帮助东北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有利条件，通过共同富裕摆脱萨缪尔森陷阱，为迎接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好充分准备。

▍建设经济特区振兴东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方案

2017年国务院复制对口援疆的经验，出台《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推动江苏－辽宁、浙江－吉林、广东－黑龙江之间，以及北京－沈阳、上海－大连、天津－长春、深圳－哈尔滨之间的对口合作。这是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尝试。

四对主要城市的对口合作进度不一。北京－沈阳已经实施320个产业合作项目，协议投资280亿元，在沈阳高新区已经引进集成电路、航天航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技术交易和服务体系等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符合沈阳市产业发展方向的重要项目。两市高层还保持经常性互访和干部人才挂职交流。 [2] 深圳－哈尔滨已经落地规划面积达26平方公里的深哈合作产业园并于2021年10月开园，引进了 286家企业，注册资本101亿元，业内人士预计到2022年10月会有50%的签约企业入驻。深哈合作产业园直接引进深圳各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在优化审批流程、减少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间等方面改善营商环境，实现了1天完成公司注册、36天取得施工许可、11天项目动工建设的“深圳速度”。 [3]

尽管如此，对口合作迄今为止没能改变东北经济增速偏低的现状。东北需要以“经济特区”这样一剂猛药来扭转困局。

建设经济特区与实现共同富裕有两个内在联系。

首先，来自外部的直接投资为内部提供经济发展机遇。当年 外资带来的资本、技术、企业管理制度和国际市场渠道，帮助中国企业参加全球生产分工，沿海地区不断扩大的出口带动了国内经济增长。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1万美元、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落差大幅度缩小的背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是早期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其作用在逐渐减弱。

其次，经济特区的本土企业围绕着跨国公司的价值链发展出各种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内部有详细分工的产业链在一定空间内的高度聚集，它为众多中小企业提供了发展机会。产业集群是一个地区包容性发展的生产组织保证形式，而包容性发展是一个地区通过生产过程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

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性保障。 建立经济特区就是要借外部投资来促进内部的改革开放。当年中国先在经济特区打造出各种适合开放型市场经济的现代治理机制，然后将其不断向特区以外的广大地区推广。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东风，沿海地区进行的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充分适应了开放型市场经济的新环境。

中国今天应该做的，就是通过内循环的方式在东北复制当年经济特区的历史经验。

虽说在东北建立经济特区是复制当年的深圳模式，但二者的着眼点完全不同。当年建立经济特区意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向沿海地区集中资源，通过外资参与国际分工，与发达国家的市场迅速接轨，依靠鼓励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而这次的目的则是促进共同富裕：把资源向东北地区倾斜，吸引来自发达地区的直接投资，利用它们在资本、技术管理以及市场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带动东北地区的发展，降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 。

共同富裕与改革开放并不对立。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之一是推动落后地区的改革开放。

首先，在东北建立经济特区能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投资不过山海关”的主要原因就是营商环境。 当年如果没有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区，就无法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东北现有体制内靠修修补补改善营商环境费时费力，不如直接提供一块“政策飞地”。当东北经济特区在制度上与发达地区全面接轨，发达地区的企业到东北投资就不再有后顾之忧。

比照当年的深圳模式打造东北经济特区，将极大地推动东北地区的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 东北应该通过对口合作与东部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干部轮岗与挂职，先在经济特区建立适应开放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然后再不断把这种管理体制向特区以外的地区推广，用它来替代现有的管理体制，把经济特区做成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扩大改革开放的根据地。

其次，比照当年深圳给外资的待遇引进国内直接投资。 东北一直没能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是缺乏打造新动能的市场主体。 过去二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如果当地缺乏外部带来的经济增长新动能，想把国有企业改造成适合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行动主体，同时又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似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东北地区最缺乏的是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以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代表的当代制造业生态系统。建立东北经济特区的目的之一，便是通过吸引发达地区的直接投资，5年内在东北每个省创造30万~50万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就业机会，围绕向东北直接投资的发达地区各产业头部企业打造相关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形成支撑产业长期发展的生态环境。

最后，以建设工业互联网为突破口，着重打造产业数字化服务业。发展工业互联网需要传统制造业工业机理的深厚积淀，而东北地区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要素禀赋。**东北不缺制造业的技术人才，缺的是信息产业的资本、技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创新孵化机制以及支撑初创企业的制度环境。**发达地区信息产业头部企业在东北经济特区直接投资，可以迅速地改变这一切。沿海发达地区在信息产业的优势和东北在传统制造业的技术积淀和人力资本，是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最佳要素组合。

▍以共同富裕回应五大挑战

以东北经济特区为抓手的共同富裕政策范式，可以帮助中国回应国内外的五大挑战。

（一）从根本上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

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消除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东北建立经济特区将扭转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城市化模式。

过去三四十年来，中国城市化战略片面强调资源配置效率，着重发展沿海地区大城市，其负面结果是农村的凋敝和东北、西北地区的经济落差不断扩大。这个发展模式内含的因果机制已经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爆发：国家资源向沿海地区集中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入，使土地资源有限的一线城市房价飙升；当收入水平被房价远远甩在后面时，资产不平等日益严重，高收入行业的进入门槛急剧上升；当用人单位纷纷以985、211高校毕业作为录用标准，人们被迫依靠教培行业来加强自己上名校的竞争力；即便是有幸进入高收入行业的从业人员，在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带来的淘汰压力下，也不得不忍受“996”的工作模式；当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的内卷现象广泛出现，许多人决定索性“躺平”；当“内卷”“躺平”者众，出生率必然加速下降 。

走到出生率大幅度下降这一步，意味着中国在重蹈西方城市化模式的覆辙。 联合国一份关于发达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当出生率跌下维持人口规模再生产所必需的比率时，如果没有移民，有些国家到2050年时工作年龄组人口规模将出现26%~39%的缺口；假如通过移民把人口结构稳定在每三个工作的人养一个退休的人，2050年需要的工作年龄组中1995年以后移民及其后代占总人口的规模，在欧盟将达40%，在日本将达54%。 [4] 这样一种因无法维持人口再生产而将由盛转衰的城市化模式，究竟是值得追随的文明最高形态，还是需要回避的自我毁灭陷阱？

中国城镇化率2019年已达60%。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东北地区总人口比十年前减少1101万，平均出生率仅为0.608%，三省均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面临着深刻的人口危机。历史地看，东北人口变迁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和“一五”期间，东北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重镇，大型工厂搬迁和建立带来了大量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产业工人及其家属，使黑龙江在“一五”期间的人口年平均迁入率高达1.074%。随着80年代初沿海地区变成发展的重点，吉林和黑龙江由人口净迁入省变成净迁出省。1995~2000年间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大规模工人下岗，使吉、黑二省的人口净迁出率进一步上升。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的出生率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东北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全国仅有的三个负值。 [5] 这些都与东北缺乏经济增长动能直接相关。

在东北建立经济特区，**打造高科技产业集群既可以减缓人力资本外流，还有助于吸引其他地区的技术移民。在房价只有沿海一线城市几分之一的东北城市工作，从业人员的工作环境和生活质量会得到较大改善。**当人口和收入水平在全国更加均匀地分布，中国年轻人的压力才会减轻，“内卷”与“躺平”才会得到抑制，人口出生率才有可能回升。

指望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实现共同富裕只能是画饼充饥，要想消除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必须由政府出手扭转资源配置的优先方向。

（二）寻找后全球化时代新型政府－市场关系

在东北建立经济特区，通过调整生产过程实现共同富裕，将帮助中国在历史转折点对未来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进行有益探索。

当1929~1933年的“大萧条”打破人们对市场的迷信时，世界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应对模式：罗斯福新政代表的自由主义、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以及德、意、日代表的法西斯主义。 [6] 而到了冷战结束前夕的80年代末，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人类社会已经结束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探索，未来将属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 [7]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再现逆转迹象，各国的公共政策范式从全球化上升期的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回摆，国际上不仅再次出现社会主义思潮，连受法西斯主义影响的极右翼也粉墨登场。

中国会像西方媒体预测的那样向计划经济回归？还是在经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向历史实践后，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在过去四十多年里，虽然全球化在各国具有历史同时代性，但中国的经验却一直保持鲜明特点。既然在中国市场化激进程度超过大多数国家的90年代，中国政府仍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什么当各国今天一窝蜂地转向大政府时，中国不能为市场保留一席之地？

共同富裕有两种不同的落地方式。一种以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为主，**前者由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把来自富裕地区的税收变成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后者由企业捐钱做慈善。虽然这两种分配方式都有必要，但它们都没有充分利用企业这一重要资源。笔者并不反对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只是想强调初次分配和生产过程对促进共同富裕非常重要。**当发达地区的高科技企业在东北经济特区直接投资时，它们履行社会责任的形式就超越了交税或捐钱，而是用资金、技术、企业管理制度和市场渠道，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帮助东北发展工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服务业，通过推动包容性发展为地区间共同富裕做贡献。对这些企业，政府不仅不应该扩大征税，而且还要为它们减税或免税。限制资本无序扩张并不是要扼杀扩张，而是要让扩张有序，为公共利益服务。

东北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有企业采取福特生产方式，缺乏企业分工合作的产业集群。广东与浙江的例子充分证明，无论是产业集群，还是专业市场，都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相互促进。同行业企业在空间上高度聚集产生的竞争压力，迫使它们不断开发细分产品和服务，由此增加的范围经济不断吸引客户向此集中，导致规模经济进一步扩大。 [8] 不断增多的市场主体推动了包容性发展，为共同富裕创造了物质条件。 [9] 让发达地区信息产业与东北传统制造业相结合，共同发展工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服务业的产业集群，才是推动地区间共同富裕的双赢方式，才是中国经济体制未来应有的发展方向。

（三）思考后疫情时代的企业发展战略

发达地区高科技公司在东北直接投资，不仅是企业为地区间共同富裕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更有助于它们跟上国际范围内后疫情时代企业发展战略新趋势。

新冠疫情在美国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以物联网系统联网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迁。

疫情期间，由于美国政府抗疫措施不力，许多美国人被迫长期居家工作。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人们发现信息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可以把人的劳动与地理空间分离，员工没必要每天面对面地工作，高科技公司也没必要非得留在硅谷。高科技公司为迎接这场劳动与产业的空间革命，纷纷调整技术发展方向，采用新的就业形态与工作模式，并在地理上重新布局公司业务。 [10]

美国人发现远程工作有许多优点：员工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不再为通勤苦恼，能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公司也可以大幅减少房地产成本，从全球寻找高质量员工，提高生产率。 [11] 推特、脸书和西门子宣布远程工作将成为公司永久性工作模式。各种企业远程通信软件、基于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元宇宙以及共享办公空间等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

高科技公司更是向全美各地分散业务：特斯拉决定把总部从加州搬走，亚马逊在东海岸设立第二总部，苹果、谷歌、脸书和微软等众多头部企业纷纷在不同地区增设技术部门。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地理上的重新布局，导致得克萨斯和科拉罗多崛起，亚利桑那正在变成电动汽车和半导体产业的重镇，北卡罗来纳的科研三角地区仅今年就迎来了苹果提供的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软件工程等领域的三千个职位和谷歌提供的云计算工程的一千个职位。

美国高科技公司把业务向全国分散，推动了硅谷以外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客观上有减轻美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促进美国的地区间共同富裕的效果。

中国严防死守抗疫策略的成功使人们很快就回到办公室和车间，但在即将到来的元宇宙时代，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不应该错过发达国家企业发展战略的空间革命带来的长期影响，中国政府也不应该错过高科技公司在地理上重新布局业务对减少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促进地区间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

（四）打造工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服务业

在东北发展工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服务业，不仅可为落后地区提供高新技术产业的就业机会，还有助于中国制造业整体的升级换代，并为未来中国服务业的出口打造竞争优势。这是实现地区间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中国产业升级换代目前有两个重要方向：一是以人工智能、5G、云计算、区块链、机器人、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技术，二是把上述先进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相结合的工业互联网。目前，前者受市场重视的程度和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后者；后者经常被企业认为可有可无，其发展呈现碎片化，缺乏主导力量。 [12]

然而，对共同富裕而言，工业互联网与产业数字化服务业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它们可以让更多的人提高收入。没有工业互联网，中国只有高新技术产业少数人的“富裕”，而不会有制造业多数人的“共同”。市场不愿意做的事只能由政府来做。

从长期而言，没有产业数字化服务业，中国制造业将无法实现升级换代，并无法在智能制造时代与发达国家竞争。

在世界上四个制造业大国中，美国拥有一流的信息技术；德国和日本拥有一流的传统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技术；中国虽然在这两方面与世界一流相比都有差距，但在信息技术方面仅次于美国，在传统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有庞大的产能。而工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服务业需要把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各个产业具体的工业机理相结合，再根据不同企业的具体条件实现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如果在这些方面落后，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将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

同时，要保持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代差，中国制造业必须有强大的工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服务业。**在人民币升值和各国要确保供应链安全的长期预期下，后疫情时代部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是真实的挑战。**正像近年来越南虽然承接了部分从中国转移的产业链，但仍然要依靠中国生产的上游零部件一样，强大的工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服务业是确保越南制造业未来即使走向数字化时，仍然要依靠中国的不二法门。

东北不仅拥有传统制造业，还拥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等优秀的理工科院校。在发展工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服务业时，东北地区的工业机理积淀和人力资本与发达地区的信息产业将是一个最佳的要素禀赋组合。以华为为例，黑龙江是它在农业、林业、能源和煤矿等领域智能业务的大市场，如果它在黑龙江成立一个较大的业务部门，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本发展出一个面向全国的产业集群，将会极大地帮助黑龙江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落差。

在东北建立经济特区，提供发展工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服务业的大平台，将非常有利于集中领导、协同攻关、统一产业标准和打通各种产业集群。

（五）迎接国际经济新秩序

在东北建立经济特区，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换代促进地区间的共同富裕，还将帮助中国摆脱萨缪尔森陷阱，迎接未来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萨缪尔森陷阱与中国高、中、低科技并存的经济结构直接相关。一方面，这种经济结构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下游通吃，既在高新技术产业追赶了发达国家，又利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解决了本国的就业问题。但是另一方面，高、中、低科技并存的经济结构也常使中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陷入两难：发达国家紧盯高端市场，要求中国对等开放，消除贸易投资壁垒，扩大产业内贸易；而中国则紧盯中低端就业，担心一旦开放市场就会对国内形成冲击。 [13] 因此，大幅度缩小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与珠三角和长三角之间在经济发展和富裕程度上的差距，是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基本条件。

在逆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十分深刻的转变。中美贸易战引起的民粹主义和新冷战思维，正在影响人们对国际经济秩序发展方向的判断。建构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路途可能很遥远，过程可能很曲折，但是其基本原则肯定是不同的经济体制共存，同时在拥有不同经济体制的各大国之间形成共同接受的行为准则。TPP是美国为中国量身打造的第二代自由贸易协定。今后，无论是中国申请加入CPTPP，还是与欧洲就投资协定重新谈判，或者与美国进入贸易谈判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都是躲不掉的核心议题 。当年发达国家先让中国加入WTO，再借此推动中国开放市场，这次它们肯定会要求中国先改革国有企业，再让中国加入第二代自由贸易协定。

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 上海的国有企业改革相对成功，这离不开中央对浦东开发的投入和政策扶植，更离不开外资的资本、技术、企业管理和国际市场渠道带来经济增长新动能，为上海减轻了在改革国有企业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压力。而东北的国有企业一直依赖政府保护，其改革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振兴东北一直把施策重点放在维持社会稳定上，而不是放在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上。 [14] 通过经济特区的平台与发达地区高科技公司合作，进行脱胎换骨的产业升级换代，并探索新型股权结构与治理模式，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新路径。

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东北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落差将会缩小，共同富裕程度将会增加，中国对外开放的条件也会更为成熟，迎接未来国际经济新秩序时就更有信心。反之，如果东北经济缺少经济增长新动能，就会长期拖中国对外开放的后腿。

▍ 结语

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时刻。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急升、房地产和教培产业投资急降、疫情造成消费不振等各种因素的叠加，导致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跌破5%。要扭转困局只能扩大投资。在既要维持经济增长，又要推动结构性调整，还要关注共同富裕等多重政策目标的约束下，投资东北不失为一个最佳选项。

在发达地区扩大投资，固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既不能实现落后地区的结构性转型，还会进一步扩大地区间经济发展的落差。而在东北建立若干个经济特区集中投资，推动发达地区高科技公司来东北发展工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服务业，将不仅刺激经济增长，而且还推动结构性转型，减少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为共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

然而，本文的着眼点并不是上述短期效应，而是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在共同富裕政策范式下建设东北经济特区的历史意义。它将从根本上扭转积弊重重的西方式城市化模式，探索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它将通过在后全球化时代构建新型政府-市场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探索未来中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它将促使企业认清信息技术在疫情期间把人和企业从空间上解放出来这一深刻的社会变迁对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的影响；它将通过发展工业互联网和产业数字化服务业，为未来的中国制造业打造最关键的基础；它还将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减少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来摆脱萨缪尔森陷阱，为实现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和迎接未来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准备。

* 笔者感谢沈原、冯秋实和王星诸教授提供的反馈和相关信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官网，2021年2月28日。

[2] 王琪鹏：《市政府代表团赴沈阳对接京沈对口合作》，载《北京日报》2020年12月19日；赵桂华：《京沈合作新成果：沈阳高新区与北京中关村共建园区》，中国新闻网，2019年11月30日。

[3] 邢路续：《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或将成为引领“飞地经济”发展新风口》，新华丝路网，2021年9月16日；《敢闯敢试 哈尔滨新区深化“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人民网，2021年6月24日。

[4]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Replacement Migration, 2012, P.98.

[5] 徐鹏远：《东北人口十年内下降1101万，人口滑坡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燕京书评”微信公众号，2021年5月12日。

[6]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1957.

[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16, 1989, pp.3~18.

[8] Gao Bai,“The Informal Economy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Globalization: The Shanzhai Cell Phone Industry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1, No.2, 2011, pp.1~41.

[9] Li Guowu and Gao Bai, “Globalization and Domestic Coping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Clusters,” Istanbu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0, No.2, 2020.

[10] Bernard Marr, “The 4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Here-Are you Ready?”Forbes, August 13, 2018.

[11] Prithwiraj (Raj) Choudhury, “Our Work-from-Anywhere Future: Best Practices for All-remote Organization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Issue, 2020.

[12] 高柏、朱兰：《从“世界工厂”到工业互联网强国：打造智能制造时代的竞争优势》，载《改革》2020年第5期；年勇：《我担心中国要为此而付出沉重代价！》，腾讯新闻，2021年7月15日。

[13] 高柏：《对等开放：中国迈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1期。

[14] 张强、高柏：《东北新经济如何破局》，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6期。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6期，原题为《建设经济特区振兴东北：以共同富裕应对五大挑战》。 文章仅代表 作者本人观点，欢迎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