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李星：智利革命的前因后果_风闻

（写作日期　2003年）

智利革命的前因后果

作者　李星

　　“叛徒们势力强大，他们能够消灭我们，但是不能阻止社会进步……历史属于我们！”。这是1973年9月11日智利总统阿连德最后讲话的片断。这一天右翼军人夺取了政权。宏大的社会试验以血腥的结局收场。　　

经济背景与政治矛盾

　　20世纪60年代末的智利带有鲜明的依附性资本主义性格。国民经济的命脉（铜和硝石的开采，加工与出口）完全处于西方资本，首先是美资的掌握中。通过贷款的方式，国际金融界对政府重要决策施加无所不在的影响。1970年底为止，这个拉美中等国家外债额高达四十亿美元。尖锐的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拥有80%的可耕地，3300个大农庄主控制着73%的可耕地。大农庄主（“寡头”）同工业家和银行资本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5个寡头家族控制了全国所有的重要银行；实业界人士一般都有相当的地产；农业生产商品化，是国内食品加工业的稳定原料来源。这些加工厂一般由农庄主和工业家们合伙开办，农庄经营的利润保证建立在对农业工人和雇农的极端压榨上。除了三万名富裕农民，二十七万农民和四十万农业工人生活在赤贫中。尽管国际资本的压抑使智利经济发展不快，无产阶级还是日益壮大。到1970年为止，九百万人口中普通雇佣劳动者达到185万人，其中产业工人85万人、服务业雇员为60万人、农业工人40万人。无产阶级自我保护的初级组织──工会得到相对广泛的传播；1970年为止工会会员人数达到69万人，占雇佣劳动者总数的38%。一半以上的有组织工人隶属“智利统一工会中心”。尽管智利工会有很强战斗性，工人只能勉强维持温饱。三分之一的工人和店员的工作日高于12时，完全按8小时工作日上班的工人和店员不及总数的四分之一。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多数智利人都感觉到社会需要变革，民族要振兴。变革的目标是什么？通过哪些手段去实现？工农大众在变革中应占有什么地位？当权的寡头家族对变革会抱什么态度？谁是变革的主力军，谁是它的朋友，而谁又是它的敌人？对这些要害问题智利左派运动的三大势力各持己见。下面我们会逐一分析他们的立场。

　　共产党。1969年智共十四大决议认为“（即将到来的）智利革命是反帝反寡头革命，它的最终前途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革命力量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大联合。……我们希望建立的人民政府是新的，真正民主的政府。必须明确界定总统、一院制议会和各参政党派的权限关系。必须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对宪政多数的尊重必须得到坚决保证……对共产党人来说，人民政府应该遵循下列原则：尊重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反对派理应享有一切宪法允许的权利”。尽管使用了不少含糊而响亮的障眼法：“人民政府”“前途是社会主义”，仍可从这份纲领性文件中看出智共没有任何建立工人政权的愿望和计划。它关心的是“界定权限”、“提高效率”、“尊重宪政多数”，实现上述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良的主要方法，在智共看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联合”。

　　智共的立场并非偶然。它长期受到苏联官僚的控制，一向扮演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阵线的左翼反对派。从理论到实践，智共都是一个涂满马列主义油彩的改良主义政党。它在智利革命中的“精彩”表现，本文会逐渐介绍给读者。

　　社会党。它的党纲承认“现存国家机器是资本家手中的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只有建立起有组织工人对社会的专政以后，消灭现存制度的过程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以和平过渡方式解决政经生活的根本问题是不现实的。资本家的统治一日不倒，对工人组织的镇压和人民大众的赤贫就一日不会改变”。1958年4月，当智利群众运动大为高涨之时，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指出“我国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悬而未决。我们坚决认为，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经济力量和政治意志完成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只有一切被剥削者，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能够担负起建设新社会的重任。我们这一代人的根本任务不单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改良，而是勇敢地迈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毫无疑问，民主改良的主要目标只有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才有机会落实”。同苏联撑腰的智共不同，社会党的政治影响取决于国内工人运动对它的支持。工运的起伏变化直接反应到党的政策。社会党可说是工人阶级政治情绪的温度表。至于党上层，多年议会与工会事务的熏陶下，他们已习惯于“事缓则圆”、“循序渐进，不可乱来”的政治保守主义。智利革命期间，口头激进的社会党起了以左倾口号为智共明目张胆的妥协路线打掩护的作用。

　　智共和社会党在工人运动里长期占主导地位。1970年两党正式成员分别在10万和8万人之多，多数是工人和店员。1969年最大工会“智利统一工会中心”的全国执委会里头，共产党员执委就有14人，社会党员7人，占25名执委中的绝大多数。

　　第三股左翼力量是1965年成立的“左翼工人运动”（MIP）。这是一个左派激进分子的松散联合，内部并没有明确的理论团结，甚至在领导层也是这样。它的成员中有原智共和社会党党员，也有托派、毛派。1968年世界学运爆发后，不少激进学生参加了MIP，组织的政治面孔更复杂了。MIP经常批评智共和社会党的妥协路线，积极抓枪杆子，大搞城市游击活动，但到最后也没能成为汹涌的群众运动司令部，而是跟在浪头后面乱跑。在60年代，MIP这样的组织很多，他们不满老一辈亲苏派的妥协（有时干脆是叛卖）路线，想革命。他们模仿的成功者是大胡子格瓦拉、越共游击队和毛泽东，西欧的“学生革命”也给他们极大的鼓舞。多年沉寂后，60年代的新一代左派急于行动。1970年夏天，在智利一切还刚刚开始。　　

“人民政府”的诞生

　　1970年9月4日，社会党候选人阿连德在总统大选中得到一百零七万票的相对多数。一周后他成为智利总统。左派胜利的背景，是工人运动的持续高涨。1964年智利发生五百六十四起罢工（十二万八千人参加），1969年的相应数字达到一千二百七十七起罢工（三十六万两千人参加）。投票时，阿连德选民的无产阶级属性显露无遗：产业工人高度集中的首都圣地亚哥，左派得到巨大优势。在其它地区，趋势大体相同。全国最大的三个铜矿的职工投给左派和右派的票数比例为381%；最大硝石矿的员工中，相应比例为426%；两个最大煤矿中的左右票数比例分别为448%和658%。一句话，阿连德是被无产阶级——特别是城市产业工人和矿区工人——抬进总统府的。

　　阿连德是社会党、智共和几个爱国组织的联合候选人。他的竞选纲领开宗明义，要“清除帝国主义的统治，打击垄断买办资本和大农庄寡头势力，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首批措施应是“外资控制的命脉企业无价收归国有；把大农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充分就业；尽快缓解住房，教育，卫生保健领域的尖锐危机；把平均工资提高到与生活指数相对应的水平；全国经济划为三个部份：国有，私有，公私合营；保护，帮助中小企业发展”。这份纲领的实质，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它的非社会主义性，两年后连“人民总统”也不得不承认。MIP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草案：

　　停止偿还外债；

　　大中企业无条件国有化；

　　四十公顷以上的私有土地无偿分给农民；

　　建立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工农群众大会，作为新国家政权的常设机构。

　　看到草案后，共产党立即痛骂MIP“反革命”。1970年10月9日智共机关报抱怨“坚决镇压这类极左冒险派的措施远未落实……这些措施完全必要，极左和极右派中间孕育着反革命”。

　　与此同时，阿连德和他的战友们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至1971年7月美资一手垄断的铜矿业无偿收归国有；1971年底初步建起了包括铜矿、硝石矿、铁路、纺织、石油开采、石化加工业的国营经济体系。国企工职工达到二十万人。“人民政府”执政头一年解决了八万人的无房问题，廉价住宅建设突飞猛进。同1970年的8.3%失业率相比，1971年的失业率下降到4%；作为最大工业中心，首都基本消灭了失业。在农村，当局两年内把属于大农庄主的五百万公顷土地陆续分给无地农民。1971年1月1日一般工人平均工资上调33%，最贫困阶层的收入上调66%，当年的工业增长达到12%。对来势汹涌的民主改革，大资产阶级反应很快：1970年底城乡各处纷纷出现反政府的地下武装。他们破坏经济目标，绑架杀害群运干部，阻挠土改和工业国有化。1971年初智利大宗出口产品（铜、硝石）在西方的传统客户大都中止新的订货，智利外贸逆差狂升。政府财源枯竭；反过来又打击了国民经济。农业产值在1972年下跌了10%。外有封锁，内有破坏，和平革命快要搞不下去了。出路何在？

“反帝反寡头革命”：谁主沉浮？

　　上台伊始，阿连德立即表态：“我们的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框架内进行的。就是说，必须尊重已有的资产阶级法律，包括宪法。……我们能作的是逐步修宪，制订新的革命法律”。好像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只是一个修宪问题！1970年11月26日智共中央全会上，总书记卡尔瓦兰一派太平宰相的风度，为“人民政府”今后几年的工作定下了调子：“建立更多工作机会，抑制通胀，提高人民购买力，充分利用闲置生产能力”。共产党一向大谈救国，打头阵的不消说是工农。如今人民政府上了台，工农是不是应该当家作主呢？1970年11月13日“智利统一工会中心”主席菲吉洛阿（智共中央委员，军事政变后逃往国外）要求工人们“珍惜人民政府的团结。提高工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反帝斗争。如果需要勒紧裤带，我们工人应该带个头”。闹了半天，老板们的财可以照发不误，只要及时变成“爱国绅商”就行。智共领袖之一捷吉比依姆（政变后逃往国外）在1976年流亡时自豪地证实说：“从一开始，智共就认为中间阶层的支持将对革命胜利起决定作用”。工农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不值一提。在农村，左派总统的上台被无地农民当作行动的信号。到1971年1月1日止，全国发生二百五十起农民自发占领地主庄园的事件。四个月后，这个数字达到两千八百四十起。人民政府坐不住了。阿连德的1972年五一讲话强调“必须尊重法律……对合法拥有土地的有产者使用暴力的现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群众运动的兴起——而革命是群运发展到极致的表现——首先意味着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的极大提高；团结程度和自信心极大地增强。这样的群众不会满足花瓶式的“参政议政”，更不会像老黄牛一样背着自鸣得意的左派部长们往前走。革命初期，人们把阿连德政府当成自己的政府，表现了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1971年五一节，百万人响应号召参加义务劳动；一年后的五一义务劳动人数达到两百万人。载重汽车主要生产厂家UMMAP的工人提高了230%生产率，原材料平均消耗率反降22%。全国各地掀起广泛节约运动。然而工农最讲实际，没人愿意为几个廉价笑脸累死累活。大部份智利工人和店员（90万人）在中小企业工作，两万五千多中小业主恰恰是人民政府竭力拉拢的对象。1971年初当局搞的“生产委员会”说是工人监督生产的机构。群众信以为真，红火了一阵，很快遭到中小业主的坚决反击，委员会形同废纸。国企经理人员表面敷衍，内里使足了劲抵制“生产委员会”。1973年4月“智利统一工会中心”全国执委会被迫承认：112个国企中建起的生产委员会只有12个运转多少算正常。1972年5月7日褔特汽车公司智利分厂宣布歇业，以抵制政府的经济政策。第二天全厂工人占领了公司，迫使阿连德于5月26日宣布对工厂实行国有。3个月后厂子被转卖给菲亚特公司。人民政府就是这样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在农村，寡头们组织起两千多人的暗杀队破坏土改。大农庄的土地被没收了，但农庄主世代积累的财富还在，政治影响还在，150家电台、电视台、100家报纸处在寡头控制下。纺织工人费了牛劲节约下三百万美元，大农庄主四个月里（1970年9月－1971年1月）外运出境的美元就有7个亿！阿连德忙些什么？阿连德于1972年2月5日向议会提交了《非法抢地，侵占企业人员惩罚条例》。共产党又在忙些什么？智共机关报1972年3月18日再次呼吁“不能排除以行政措施打击破坏稳定的极左份子之可能”。1972年8月24日在中央全会上卡尔瓦兰把经济出现困难的主要原因归纳为四点：世界铜价下跌；外债；农业生产领域混乱和“无根据地过快上调工资”。分析起来，卡同志无非想说如下几句话：外债不能不还，惹怒西方老爷不得了；极左份子在农村搞的“痞子运动”要坚决压下去；多多祈祷世界铜价行情上扬，再把工人裤带勒紧三圈，“反帝反寡头革命”大功告成之日就不远矣！世界革命工人运动的上百年经验无数次地证明，不剥夺大中小资本家的财产，不把工人、农民最大限度地武装起来，不镇压以实际行动抵制、破坏“人民政府”社会改良计划的反动份子，不建立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工人与农民代表会，以取代旧的政权机器，就不能落实民族独立，振兴经济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民主改良目标。你说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空谈”也好，“托派对马列的歪曲”也好，现实就是如此。智利人民政府不这样看。它是要“健全理性”的，是要“脚踏实地”的。“争取全国多数同胞支持人民政府！巩固工农军学商爱国反帝阵线！”，人民政府在这样的口号下迎来了执政的第二个年头。小商小贩、富农、白领专业人士等等“中间阶层”人数虽不少，却并非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在经济上依赖大资本，在政治上跟着最强的势力走。革命形势下，这意味着要么跟工人走，要么跟资本家走，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当左派领袖大搞“五十年不变”统战宣传时，大资本的反攻已开始。1992年8－9－10月，5万载重货车车主、14万小商人、12万白领专业人士和政府职员陆续宣布罢工。这是由智利大资本和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策划、资助和指挥的政治罢工。极右暗杀组织如紧了活动；两万多中小业主集体关店。统战不成，人民政府惊慌之下又想起工农来了。9月14日智共呼吁成立“自卫委员会”，阿连德呼吁歇业厂店的工友们占领企业，恢复生产。首都和外省，由智共、社会党基层组织、工会和MIP联合参加的“食品分配委员会”发挥重大作用：规定食品价格；没收囤积粮食；组织有效率的食品出售和分配。工人和学生组织了义务司机大队，汽车制造厂彻夜加班。左派领袖们面临抉择。要么武装群众，镇压资产阶级，在已有的群众组织基础上建立工农政权，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要么磕头认输，承认在资本主义法律和市场经济框架内，通过资产阶级官僚机器进行反帝民主改良纯粹是空话、废话；要么拖下去，同反动派妥协以保存已有的改良成就。犹豫一番后，人民政府走上了第三条路。

　　1972年11月2日阿连德邀请三军总司令们入阁。陆军总司令当上内务部长后第一件事，就是勒令工人们返还占领的企业给“合法主人”。工人们没睬他，继续等待自己领袖的命令。1973年1月4日经济部长米立亚斯（智共中央委员，政变后逃往国外）公开要求“分批把企业归还原主”。工人们灰溜溜地回到车间里“增产报国”去了。智共开始向军方大送媚眼。共产党中央委员亢比洛（政变后逃往国外）早在1969年11月16日的机关报上鼓吹“广泛地、有根有据地向军队阐述智共的立场：军队作为保卫祖国防止外敌入侵这一力量，会在劳苦大众的爱国运动中得到充份尊重”。1973年智共理论杂志总第103期刊登了亢比洛的文章《阿连德政府与武装力量》：“如果忠于宪政的武装力量越来越坚定地履行自己的爱国义务，保证社会稳定，平定任何可能的动乱，……那么智利社会的分裂和武装冲突就越发越不可能，社会改良的代价也会越小”。需要指出，亢比洛文中的“军队”实质是指上层军官团，而绝非下层官兵。智共鼓动“平定任何动乱”的军队政策由人民政府具体执行。1970年底护宪派代表、当时的陆军总司令被右派军人暗杀后，阿连德的唯一反应是把军官工资上调一倍。1972年，在一次矿工集会上阿连德大骂把工人武装起来的建议“可耻”。1972年要求提高工资的铁路工人大罢工招来了政府军管铁路的决定。1973年3月陆军总司令、内务部长普拉特斯提出“解决危机的三个原则”:

　　与反对派中的建设性力量对话；

　　同时镇压极左和极右武装组织；

　　尽快实现智美关系正常化，以挽救国民经济。

　　智共中央立即公开表示支持这三个原则。

　　原来如此。反帝！反帝！反了半天反出一个“尽快实现智美关系正常化”来了。美国早就表示：要正常化？可以，但请先补偿美资在国有化中的损失。政府已经满身窟窿，筹出这笔款子比登天还难，除非要工农再表现一下爱国觉悟……不过这样一来镇压极左武装团伙就显得更为必要了。议会迅速通过《武器管制法》授权军方收缴、控制国内武器非法流通。议员表决的手臂还未放下，如狼似虎的大兵已铺天盖地席卷了多数工厂企业、学校。到处大搜大抓，恐吓工农积极份子和左派活动家。这是九月政变的一场不流血的总演习。

群众运动和政治领导

　　在1970－1973年间，智利工人和农民的动员程度、团结性，斗争意志和忍耐力丝毫不输于1917年的俄国工人。唯一的差别，是智利产业和农业工人在社会上的比重远胜于俄国工人和雇农。虽说人民政府三年来动摇反复，群众运动并无明显低落。大部份青年学生支持革命。智利军队只有七万人（1973年智共党员有二十万人），许多部队不可靠。9月政变的主力是空军、海军陆战队、特种军团和情报部门；政变初期，多数陆军官兵一直被关在营房里。政变前，水兵代表团在阿连德接见时警告后者右派军人可能叛乱；政变后首都陆军大学和特种军团下级军官学院都受到残酷镇压。如果不是因为力量薄弱，智利军方早就动手了，不会等到三年以后。为什么革命还是失败了？

　　智利和国际左派中很多人认为，关键是人民政府支持者手里的武器太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这个看法极片面。且不说枪杆子绝非万能，武装起来又如何？1936－38年西班牙革命中共产党拥有庞大的军力，革命却输得一塌糊涂。当时的智利，共产党和社会党尽管支持《武器管制法》，出于自卫的考虑都悄悄储备了武器。MIP更拥有地下战斗队。问题在于只有大规模武装群众，而不是神神秘秘建立小小的“战斗队”和“特工部门”，才能在革命形势下左右大局。作为社会革命纲领之要点的全民武装与纲领的其它部份血肉相连，迈出一步就不能不走下一步。

　　智利革命不止一次把建立工人政权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形形色色的“生产委员会”、“保卫委员会”、“财政监督委员会”、“食品分配委员会”已为统一的工人政权打下组织基础；需要做的，是有组织地把它们变成直接管理社会的机构。1972年8－10月反政府罢市和1973年6月未遂右派军人政变期间，一百五十万工人、无地农和学生表现了极大的决心与组织性。六二九未遂政变后，九十万工人立刻占领了五千家中小私人企业，时刻准备拿起武器保卫革命。这已经是运动的顶峰，在没有自己政权的大背景下，群众不能作得更好了。这几天里决定了智利革命的结局。三股主要左翼政治力量虽然表现不同，都没有履行领导群众乘胜追击推翻资本，建立工人政府的责任。

　　共产党。由于苏联阵营对阿连德当局的财政、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智共在人民政府里举足轻重，并全心全意把改良资本主义作为头等目标。在首都反政府右派力量大游行背景下，1971年3月智共召开中央全会。中心议题是“扩大国营企业盈利额，开展节约运动，促请政府同建设性反对派对话”。1972年5月6日首都法院判决部份被工人占领的企业应“物归原主”，4天后智共在就此事件发表的声明中大骂MIP挑动纺织工人争取过激行动。1973年5月13日智共中央公布下一届党代会报告提纲：防止内战，争取多数同胞支持，增加生产。智共同时公布的《经济十条》包括下列内容：合理使用闲置生产能力，认真听取群众对生产工作的意见，广泛组织先进生产经验交流研讨会。六二九事件发生后，劳动部长龙多依（智共中央负责人，政变后逃往国外）立即表示“非法占领的企业归还原主的问题会尽快个案解决”。7月26日经济部长，智共要人米立亚斯走得更远，在中央全会上不指名地骂阿连德关于占领企业的呼吁“纯粹是挑拨政府和中小业主的关系”。他提出了自己的克服危机方案：巩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争取军队中立；争取中间阶层的支持。作为经济稳定的条件之一，米立亚斯提出无限期冻结工人和店员的工资以改善投资气候。

　　智利主流左派“反帝”反到这步田地，不能不让人发问：照这个速度演变下去，阿连德政府不愁同国内外资本找不到共同语言，右派军人何必非要流血不可？答案在于资本怕的不是改良第一的左派领袖及路线，资本怕的是群众运动，尽管这是一个没有成熟革命先锋领导的运动。这个运动一天不被砸碎，资本家一天睡不好觉。左派领袖的打拱请安，不能让老板们满意，后者需要工农的血肉。

　　社会党。同有苏联助阵打气的智共相比，社会党更接近经典的机会主义政党。革命期间这个智共的左翼批评者说了满天激烈辞藻，实际工作中却同卡尔瓦兰、米立亚斯之流穿一条裤子。党主席阿里塔米兰诺雄狮般怒吼着“人民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革命的意义在于人民夺取全部政权以解决民主改良任务”（1973年3月15日），“必须武装人民，如果反动派动员100个人上街，我们就动员1000个人”（1972年8月26日），“食品分配委员会是人民政权的萌芽”（同年10月25日）。

　　同年10月25日，社会党中央宣言拒绝军人入阁，并要求在职的社会党部长们辞职抗议；两周后，阿里塔米兰诺羞羞答答地发言支持军方入阁：“我们需要大团结……”。1973年7月12日阿同志讲话要求“进一步动员群众保卫革命，巩固已有的人民政权萌芽，建立人民审判台惩处反动份子”。第二天接见占领私营企业工人代表时，他鼓励后者“反击白色恐怖”。同日，内务部长（社会党员、政变后逃往国外）宣布无条件一次性归还全部被占领企业。

　　也许，社会党中央内部有分歧？当然有分歧，否则社会党也不成其为工运政治情绪温度表了。然而它的群众基础并不假。直到9月政变，成千上万的社会党员还在等待中央组织大家“反击白色恐怖”。关于这一等待的可悲后果，从下面这段证词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政变前，我是圣地亚哥市议员。9月11日早上从广播中听到政变的消息，急忙赶到总统府，那里已经被封锁了……我和其它同志从中央（指社会党中央──作者注）得到指示：在工人区组织武装反抗。我坐着电车赶到第三区时，已经晚了，军队占领了这个地方。我赶到一个离市中心较远的工人小区，找到了当地党组织。……我们的队伍有560个人，一共只有36支猎枪……决定去派出所抢武器，在那里遇到了军队巡逻车和装甲车。士兵们用机枪向我们开火，不少同志牺牲在街道上，大伙跑散了……当兵的开始到处抓人……”。

　　MIP（左翼革命运动）。应该承认，MIP是三支左派力量中最真诚的：90%的MIP成员政变后或死或囚，这是抵抗右派军人最彻底的一批人。然而要取得胜利，光有真诚还不够。1972年11月MIP在“要么社会主义，要么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下提出解散议会，建立工学农兵代表大会；中小企业受工人监督，武装农民运动等要求。应该说，这几点主张符合群众愿望。为什么MIP三年革命自身影响增长不大？一方面，两个左派大党有十月革命的传统威信和苏联集团的实际支持，有多年领导工运的干部队伍和群众信赖，麻痹阻碍了群众在政治路线上同两党领导层决裂。另一方面，MIP勇猛有余，思想上却一锅粥。正因为群众一时看不到新的政治领导在哪里，革命左派更该到已沸腾的运动最深层去，宣传自身立场，组织已觉悟的积极份子（智利最大工会主席在1973年承认“工会乱套了，谁也不听谁的”），在那些先进地区建立局部的工农管理机构，争取武装群众。MIP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卖弄起骑士风度。1970年12月它同智共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说好彼此在传媒上不搞论战。“不争论”的后果，就是让运动放任自流，两大党已有传统威信的前提下，等于拱手让出运动领导权。14个月后，MIP才恢复对智共和社会党的批评。可这些原则上正确的批评却没有同最广泛的群众宣传工作结合起来。MIP到处冲杀在直接行动的第一线，忘记了革命最深厚之力量不在哪个党的手里，而在人民手中。党的作用是制订正确路线，协调革命进程发展；当然有时也要赤膊上阵，但这是阶级斗争发展到街头的必然现象，仅此而已。MIP把几杆破枪摆弄来摆弄去自我陶醉，到九一一政变时除了“全体玉碎”，拿不出别的本事。

　　作为一个整体，MIP没有超过群运小资急进派的政治水平。作为共产主义同路人，MIP用自己的血又一次证明了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九一一政变后第一周，首都体育场内关了五千多政治犯，80%是各大企业抓来的工人。600名纺织厂CYMAP工人全部战死在巷战中；所有重要企业都被军管，来不及转入地下的工会干部们被迫直视死亡的面孔。1973年底的不完整资料表明被杀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达一万人之多，大部份是社会党、MIP和共产党员。更多的人“失踪”了，他们的遗体至今无法找到。至于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多数领导人，政变初期，他们便匆匆逃往国外或外国领事馆。漫长的军事独裁开始了。至于独裁期间的社会退步状况，笔者只想指出下列事实：到独裁结束时为止，智利的经济刚刚达到政变前的水平，生活水准的提高程度为1%。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欢呼的“智利奇迹”无外是数字游戏：十多年经济衰退后的“两位数增长”在某些领域干脆从零开始。一个事实无可辩驳：资本主义制度保存下来了。　　

从智利到亚洲大陆：工人阶级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当大多数工农群众——首先是产业工人——团结起来积极干涉政治生活，就马上焕发出惊人能量。旧的秩序、旧的观念、旧的生活方式统统处于这一巨浪的冲击之下。在阶级社会中类似形势发展到极致，叫做革命形势。要再进一步向上发展，实现群众渴望的变革，非得来一个质的突破不可。这个突破就是夺取政权。否则的话，这个非同寻常的形势或长或短持续一段时间后，必然垮台。当工人阶级的多数已经开始占领、管理企业，当这些企业里小小的“工人政府”彼此已经建起许多横的联系，当这些“工人政府”已经干涉，控制从治安到食品分配的社会生活，当百万工人几小时内有组织地夺取了全国一切经济要害部门，他们已经证明了工人政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列宁在1917年指出，工人政权就是武装起来的有组织工人。这个判断精辟地揭示了工人政权的本质：不是一眨眼就消除所有社会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开启社会进步新纪元的锁匙。只有在工人政权里，无产阶级和一切追随它的劳苦大众才能掌握主动，既可保卫运动的成果，又能主动出击，彻底解决民主改革久拖不决的遗留课题。工人有能力夺取政权。与一切剥削者的斗争中，工人的最高责任是建立自己的政权。这是智利革命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

　　后记：

　　在写作本文时，我参考了《智利的教训》（苏联科学院编写，科学出版社发行，1977年版），《智利的悲剧：文件集》（政治读物出版社编集出版，1974年版），《智利革命的经验和意义》（“政治读物出版社”发行，作者鲍里索夫．阿，1976年版），《智利社会党50年史》（俄文电子版，作者谢普尔维德，MIP领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