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医生出了6本书：病人一手拿挂号单，一手拿书求签名_风闻

　　医生难做，病人家属更难

　　撰文 | 汪航

　　“女婿在中国病人医疗护理流程中发挥着巨大价值。”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王兴看来，所有患者家属中，女婿最有能力解决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切困境。“既能做到充分关心，又能保持理性，不会像外人一样冰冷市侩，也不会像子女一样被感情支配。”

　　这一说法被他称为“女婿经济学”，写进了新出版的《病人家属，请来一下》中。书里，他将自己十年从医经历安放在不同话题之下，从如何将患癌的消息告诉病人、工薪阶层怎么应对家人患癌带来的经济压力，到什么时候该放弃治疗、临终关怀怎么做……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  王兴

　　“如果早点看到这本书，我可能会选择一种更好的方式让父亲安静离开”，一位读者留言称，王兴医生像朋友一样，为癌症家庭诉说着悲喜剧，解答病人家属共有的困惑。

　　癌症家庭中的“女婿经济学”

　　王兴就是病人家属，准确说，他是癌症患者的女婿。

　　2014年，王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做住院医师，距婚礼前四五个月时，丈母娘诊断出中期胃癌，他便承担起身为女婿的责任。

　　他回忆，丈母娘刚患病的那段时间，全家都处在焦虑、敏感的情绪状态中，一家人说话小心翼翼，没有人敢提“癌”这个字，只告诉丈母娘“是胃溃疡”。

　　百密一疏，因为一张诊断单，病人知道了真实病情。“丈母娘也变得焦虑了，饮食、休息各方面都不好，产生了抑郁状态，我爱人觉得是我们没有瞒住导致的，大家开始互相埋怨。”

　　这还没完，选择化疗方案时，作为医生女婿的王兴又面临药物选择的难题。

　　“当时有一种药，如果使用国产一周期1500元，进口则需要15000元，但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已经证实，国产仿制药无论是效果还是副作用上都不比进口药差。”

　　作为肿瘤科医生，王兴觉得国产药就足够了，但身为女婿，他最终选择的还是进口药。“如果选国产药出了问题，我会背上‘不孝顺’、‘不是亲妈’等大锅，作为女婿，我做出了一个‘贵’的选择，减少了无谓的埋怨和闲言碎语。”

　　王兴

　　虽然用了进口药，王兴丈母娘还是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这一次，全家人接受了王兴的建议：放弃化疗以减轻并发症，承担因为不化疗而造成癌症复发的风险。“5年多过去了，（丈母娘）现在一切安好。”

　　这事儿让王兴意识到，当医生客观地给出效果基本完全一样、价格一高一低的两个治疗方案时，看似很好选择，但对病人家属来说却是一道“活生生的送命题”，如果没有做出适合家庭实际情况的决定，“后悔是肯定的”。

　　他分析，患癌家庭中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缺失了决断力，感性认识容易左右病人家属的医疗决策，而越接近于女婿的角色，就越能站在相对理性的立场上思考和解决问题。

　　临床上，王兴医生也最爱和女婿交流。

　　有一次，一位60岁的男病人和女儿一起复查，女儿是情绪化的人，住院期间就经常因为护士扎针失误产生摩擦，所以复查时她自己先进去听了结果。

　　王兴看了眼报告，心里面有点兴奋地和她说：“这是早期肺癌，已经算治愈了，基本不太可能复发，定期观察就可以。”没想到女儿突然就哭了，等父亲进来时，任凭王兴怎么解释，病人也不相信自己已经治好了。

　　患者的一句话让他记到了现在：“我闺女都哭成这个德行了，你还蒙我是早期？”

　　王兴告诉“医学界”，“女儿大多心思细腻，感情充沛，对于双亲得病这种事情，她们更多关注的是‘还能不能治好’‘会不会死’‘会不会很痛苦’这些非常感性的问题。”

　　但女婿不一样。

　　“他们更关心的是‘病要治多久’‘有什么治疗手段，治愈率怎么样’‘每次治疗几天，治疗周期多久’，这些才是有效问题。”

　　王兴觉得，女婿能够客观向医生表达家庭状况，做出理性的、符合家庭实际情况的决定，而不是只要生病就考虑卖房卖地，不顾一切。他建议，“女婿应该是患癌家庭的CEO”。

　　与病人家属共情

　　女婿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让王兴知道病人家属在医疗过程中的难处。

　　“一方面要担心病人能否得到最好的治疗，另一方面还要解决疾病治疗带来的经济问题，同时也要成为病人心理上的依靠。”

　　此前，他曾与一位癌症病人的女儿有过8封书信往来，他发现，自责、焦虑、迷茫和非理性是这些病人家属的共同特征。

　　王兴新书《病人家属，请来一下》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面对癌症，它一瞬间击垮了我所有的理智……头脑一片空白，强大的危机感让我想马上行动，但不知劲往哪儿使，该做什么。”

　　王兴回信：“如果你知道，癌症是一种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你就不需要花过多时间陷入到自责当中，非要给父亲的疾病寻找一个原因，而是想清楚你要怎样去面对它……”

　　王兴想让大家关注到癌症家属这个群体，“把这组信件放进新书，一方面是想回忆一下陪伴病人的这段时光，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家属的那些酸甜苦辣。”

　　他告诉医学界，医生除了治疗外，很难顾及到癌症病人的陪伴、解释、安慰等工作，这些都需要家属们去学习，但他们很容易被互联网上的错误信息误导，“病急乱投医”，最后沦为互相指责。

　　这使他决心为病人家属写一本书。但每个家庭情况不同，王兴认为他给出的也并不是终极答案，而是“把解题思路提供给家属参考，怎么去思考、去选择、去和解，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后悔”。

　　比如在讲到癌症病人的死亡话题时，他发现网上的抗癌励志故事给很多家属造成了一种“病人就该这样”的错觉。

　　“你不能觉得你的老父亲没有像抖音里的癌症病人一样笑得爽朗，也没有像其他抗癌明星一样去爬珠穆拉玛峰，而是经常在家发脾气，就认为他‘太不乐观了’。既然我们没有死过，就不要让癌症病人‘别怕死’。”

　　实际上，这些给予病人家属的建议都来源于王兴的生活和临床观察。他有个工作微信，八百多个好友都是病人家属，经常在半夜收到各种提问消息：

　　“我的家人为什么会得癌症？”

　　“得了癌症后病人抑郁怎么办？”

　　“这个药忘了怎么吃。”

　　……

　　王兴会分三个时段集中回复，先解答那些紧急、有效的问题，再抽空向其他人解释“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话题。

　　问的人实在太多，他干脆把高频问题和自己的联系方式写进了书里，告诉家属该如何“正确认识癌症”、“选择一家合适的医院和医生”以及“到底要不要给医生送红包”等。

　　“这些问题其实都反映出家属们特别无助的心情，可以理解。就拿红包来说，我负责任地讲，有没有红包不会造成医疗质量上的任何差别，医生本身就需要对治疗效果负责，如果治疗本身出了问题，会损失口碑和医院对他的信任，对医生来说没一点好处。”

　　王兴也曾收过“红包”，是病人治愈后自己作的字画和书籍，他觉得这就够了，“这些是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珍贵的馈赠。”

　　病人家属写给王兴的留言

　　一年出一本书，但本职工作还是医生

　　从2011年起，看病、手术、科研是王兴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又多了一项——写书。

　　过去的几年里，他以一天一万字、一年一本书的速度写作，累计出版了6本。

　　王兴参加新书发布会

　　作为理科生，虽然从未系统学习过写作课程，但他的新书却很抢手，不到一个月就卖了上万册，登上各大阅读类app的前几名。

　　对王兴来说，写书起初只是一项任务。2019年前，他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当住院医师，不仅需要负责检查、诊断、治疗、开写医嘱等工作，还要利用业余时间兼职帮导师写作科普书。

　　写得多了，他想追求点“不一样的东西”，开始创作医学小说，《怪医笔记》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将于明年开拍。

　　这给了王兴坚持写作的信心。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后，除了每周二下午的门诊，其余工作时间他都呆在病房或咖啡厅里，用他的话说是“忙里偷闲写点字”。

　　“我的写作时间不固定，比如出差路上、做科研的空档期，或者晚上写三四个小时，一年里只要有这么半个月、一个月，基本就够我写本书了。”

　　虽然成为了编剧，但王兴却说自己文笔“一点也不好”。

　　“写作需要天赋，在作家圈里我的文笔肯定是最差的，但医疗小说的门槛高，我只是善于把自己的专长放大。”也有读者把他这种“用大白话向病人家属讲清问题本质”的能力称为“非专业的表述，专业的内核”。

　　新书出版后，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郑兴东作序评价道：“没有晦涩的医学知识，只有满满的诚意，希望每个病人都能顺利恢复，希望每个病人的家属都能在人生最无助的时候，遇到一个医生朋友和你一路同行。”还有患者一手拿着挂号单，一手拿着书要签名。

　　郑兴东院长表示，要让大家认识到“主动健康”的价值，在没有患病的时候积极预防、筛查，这将和治疗具有相同的价值。“王兴医生这本书正是从这一层面展开，值得学习。”

　　虽然累计写了上百万字，但如果让王兴在医生和作家中选择一个更青睐的角色，他还是会选择医生。“我的本职工作仍然是一名医生，写作只是基于医疗土壤上的二次创造，这也是我的独特优势。”

　　在手术台上的王兴医生

　　门诊上，王兴能一眼辨认出一个人是病人的儿子还是女婿、女儿还是儿媳妇。他更喜欢把自己称为“翻译官”，由他把医生群体的情绪、选择的出发点翻译给读者，让他们了解医生的日常，增进医患间的沟通和理解。

　　以往在和患者家属相处时，他会习惯性地说上一句：“如果以后有问题可以找我。”

　　现在他说：“我是肿瘤科大夫，祝你们以后不用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