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组织与会员国打交道：儒雅与霸气_风闻

作者：唐虔 1950年生于北京，在清华园长大；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晋西北农村插队；1973年进入山西大学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国家公费留学资格，次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得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

1985年进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先后任二秘、一秘，从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国，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1992年调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93年开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工作，先后担任教育部门职业技术教育处处长，中等教育、科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司司长，行政办公厅主任，基础教育司代司长，副助理总干事；2010年起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成为该组织负责教育领域工作的最高官员（职级相当于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其间曾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规划局代局长和人力资源管理局局长；

2017年作为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参与竞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一任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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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的助理与秘书团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190多个会员国，其中大部分国家在巴黎设有常驻代表团，有大使衔的常驻代表。我们平时与会员国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这些大使和他们手下的外交官们。我的经验是对待会员国的代表们一定要以诚相待。每次的执行局会议和全体大会上，我作为教育助理总干事都要面对会员国代表介绍我们的提议，接受他们的质询。我的原则是有一说一，简明扼要。在回复他们的要求时，我一定是实事求是，能做到的说能做到，做不到的我也会讲明理由，说明不可能做到。好在执行局成员大都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讲得有道理，自会有代表出来为我们说话。

不止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对我说过，教育部长难当。在各国议会里，总有议员认为自己懂教育，对教育部长指手画脚。在教科文组织中也是一样，每当执行局讨论教育议题时，几乎每位委员都会发言，表达他们的看法。在代表们发言后，我要做答辩说明。我在就各种意见作说明的时候通常会一一点到提出意见的国家，让他们感觉到我确实在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表现出来对他的尊重。有时候执行局成员的问题会很尖锐，我也从来不会作出情绪化的回答，总是心平气和地作出解释。

萨尔瓦多的索尔德普是一位在巴黎任职多年的资深大使，她几次在执行局会议结束问我：“唐先生，你是如何做到永远保持风度，脸上总带着中国式的微笑的？”

英国大使苏德斯是一位极其敬业且语言犀利的代表，每次执行局会议上他对所有要讨论的文件都会事先研究透彻，所以只要他张口，就一定会问到点上，秘书处许多人都怕他提问。但是他曾经在2015年春季的执行局会议上主持联组会时公开说：“如果我们设立一个在执行局会上能够诚实、正确而又简洁地回答我们问题的奖项，那么这个奖非教育助理总干事唐先生莫属……”

2011年，我与美国大使科林恩在会上交谈

个别时候我们秘书处的同事在执行局会议上回答问题时会耍些小聪明，想“糊弄”过去，通常他们会被“捉住”，造成极大的被动。有过这样的情况之后，这些同事就失去了会员国的信任，以后他们再回答质询时就总会被刨根问底。我在我们的高管会上几次说，我们千万不可耍花招，以为别人都是傻子。那些大使都是精英，把他们当傻子的人才是傻子。

在我就任助理总干事之后不久，在执行局会议上有过一次面对所有国家代表的质询，让我至今印象颇深。当时教科文组织的外聘审计员对教育部门的基础教育司进行了一次审计，审计报告提交给了2012年5月的第186次执行局会议审议。报告提到了基础教育司的几个问题，其实大都是以前“改革”留下的后遗症，我们已经做了必要的改进。审计过程中我们就提出了意见，可惜没有被审计员采纳。这份报告给人的印象是这些问题在教育部门一直存在。因为当时还有一些会员国代表对几年前教育部门的那次改革耿耿于怀，所以这份报告的审议吸引了众多会员国代表的目光。

那天，可以容纳400人的2号会议厅座无虚席，许多国家的大使都亲自到场。总部各部门的许多同事也来“观战”。执行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在主席台上共同主持会议，我作为总干事的代表坐在他们旁边。我刚落座，法国驻教科文组织的女大使就走到我面前，后面跟着一位身材瘦高，满头白发，颇有风度的长者。大使笑着给我介绍说：“这是法国国家审计署的署长。”为教科文组织做外部审计的单位是法国国家审计署，署长大人亲自驾到来做审计报告！

署长用了20分钟介绍了审计报告的内容、结论和整改建议。随后有二十多个执行局委员发言，对审计报告提出的问题表示关切。之后由我作解释性答辩。在会前我带领教育部门同事对这次答辩作了精心准备，因为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报告提出的那些问题基本已经得到解决，决不能给会员国留下错误印象。同时我把这次答辩看作是向执行局和所有会员国宣传我们为应对美国停止缴纳会费造成的财务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机会。

我首先感谢外部审计员的工作，随后我力陈在审计前我们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而且已经开始整改工作，我一一列举了已经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改变。

我的发言举出事实，摆出道理，尽管我不认同审计结论，但是我充分肯定了审计员出于良好愿望的努力。在我发言时，全场鸦雀无声。发言结束，坐在我旁边的法国政府审计长对我说：“非常好，非常有力！”接着丹麦、法国、德国、中国、美国等重要国家的代表都发言，明确肯定教育部门所做的工作。丹麦代表说，助理总干事的发言非常有说服力。他还提出在决议中加上一句“注意到教育部门的努力”。决议最后获得通过，对我们基础教育司审计的问题终于画上了句号。主席台上法国审计署的署长和两个委员会的主席都来与我握手，都说：“你讲得真好。”

2017年，我和我的司长们

离开会场的路上，我们总部内部审计办公室主任凑过来对我说：“你的回答一条一条的，讲得很清楚，有理也有力，我们的人都应该像你这样面对执行局。”第二天副总干事见到我也说：“我从内部转播系统听了你的发言，非常有力，掌握的尺度也恰到好处，要是我们的高级官员都能这样做就好了。”后来一些国家的代表团的人告诉我，这场质询给很多代表团的大使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我的名声奠定了基础。

对待各国的大使和他们手下的外交官，我总是非常尊重。大使约见，我一定尽快安排。有时大使有急事，没有预约就突然来访，我也是马上接待。他们的要求，尽量满足，给他们面子。他们要求我去他们的国家访问，我会尽量安排时间。面子都是互相给的，我尊重他们，他们也会尊重我，支持我的工作。在每次的执行局会议和全体大会上都要审议与教育有关的议题。当了助理总干事之后，在每次执行局会议之前，我都会按不同的地区组为各国大使举行通气会。在这些会上，我亲自出席，介绍即将举行的执行局会议上的教育议题。我是唯一这样做的助理总干事。

在执行局会上，由于时间有限，我不可能作详细介绍，但是在通气会上我可以作全面介绍，并且解答大使们提出的问题。大使们对我们的议题有所了解，问题也得到了答复，所以到执行局正式开会时，我们的议题总能够非常顺利地获得支持。

在我当助理总干事那几年，执行局里面有几个出了名“难缠”的大使，英国大使苏德斯算一个，印度女大使穆克吉算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萨尔瓦多的女大使索尔德普。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当大使的时间长，了解情况，用心研究文件，而且脑子特别好，还特别会说话。他们提问题总是能够问到关键之处，秘书处的高官们如果不真正掌握自己的业务，一旦被他们问住会很难堪。但我一直对他们礼遇有加，常常主动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建议。再加上我对自己的工作很熟悉，每次执行局会议对我质询时我都能够正确而简要地回答问题，所以他们对我都很客气。

有一次英国大使请我吃饭，这三位大使都在座。萨尔瓦多大使对我说：“你的冷静在我们大使的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你每次在执行局会议上回答问题都如此镇定，而且不回避任何问题，即使是难题也会回答。”其他两位大使都说同意她的说法。与各国的大使和外交官打交道除了对他们有足够的尊重，还要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直接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为了面子或者为了客气，常常说话不直接，拐弯抹角地去“点”别人，而且想当然地认为别人应该听得懂。外国人与我们的文化不同，要么真听不懂，要么装听不懂，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我在教科文组织这些年来曾经多次主持与会员国或者其他国际组织、机构的谈判。这些谈判的过程通常是非常艰难的，有的旷日持久，反复无常，非有双方的诚意与妥协不能成功。它考验你的外交技巧，也考验你的耐心。不过，通过这些谈判，可以看到会员国既要对教科文组织作出贡献，同时也要使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心态；可以学到如何在教科文组织的利益与会员国的利益之间争取最大公约数；还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在谈判桌上反映出来的不同风格，特别是还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常常让人有眼界大开的感觉。

我通过这些谈判所获的心得是，一定要以诚相待，以教科文组织与会员国的利益为出发点。不耍手腕，不耍小聪明，一个“诚”字，寻找双方利益的共同点。很幸运，我主持的这些谈判都取得了成功。也正是这些谈判的成功，为我赢得了会员国的尊重，也赢得了三任总干事对我的信任。

190多个会员国，每个会员国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教科文组织的所有事情原则上要经过协商一致来决定。这就使教科文组织的所有决定都是190多个国家利益的妥协，很难做出黑白分明、最符合常理的决定，我们作为秘书处能够做到的不过是追求所有会员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而已。

另外，教科文组织虽然是个联合国的专业机构，但是政治却无处不在，在许多事情上政治考量常常占上风，这也是让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毕竟会员国的意志才是最终的决定，我们作为秘书处成员时常有爱莫能助的感觉。出于政治考量的事情以及两个或多个会员国之间的政治矛盾掺进教科文组织的业务活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中立，不选边站队，不干涉会员国内政也是我们不时会面对的挑战。

在国际组织中工作，常常要面对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这些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时候，能用中国传统的“柔性”招数是一种办法，但是有时候还是“该亮剑就亮剑”，不然你会被认为软弱可欺，这一条对内对外都适用。像我这样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通常儒雅的气质会多一些，忍让不争、戒急用忍似乎都是骨子里的东西。从上学念书到走上社会，甚至在国内从政都深受其影响。当初来到教科文组织工作，一开始总要谦虚谨慎，所以我请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陆石老先生为我写了一幅“忍”字挂在我的办公室墙上。几年以后我的一位老朋友、时任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张维庆来访，他在我办公室看到这幅字后对我说：“老弟，你不能再忍了！”

2016年，我和我的“老虎”

我觉得他的话颇有道理，也符合我在教科文组织工作数年的感悟。后来我换上了一幅老虎的国画，挂在我办公桌后面的墙上。这幅画上的老虎颇具霸气，所有到我办公室来的人，无论是同事还是访客，最先关注的都是这只虎。许多人会问我挂一幅老虎的画是什么意思，当年到我办公室来过的澳大利亚女总督昆廷·布莱斯和荷兰王室的劳伦廷王妃都曾这样问过。我总是回答，这是我的生肖属相。但是萨尔瓦多的女大使索尔德普对我说：“你在执行局会议上回答质询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你，你就像老虎一样，冷静地在那里观察，然后不慌不忙地回答问题。”

2011年，我与博科娃总干事一起出席会议

总干事博科娃当初在介绍她的高管团队的大会上说起我属虎，让许多人包括许多大使都知道了我这只“虎”，他们常常会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提起。

要在国际组织中求生存和发展，霸气是必需的。当年在“弱国无外交”的时代，李鸿章尚且认识到“洋人论势不论理”，这个大趋势今天也没有改变多少。当然，霸气不是骄狂，气势要建立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基础之上。只要目的正确，该出头就要出头，得理就不让人，绝不让人感觉东方人、中国人好欺负。办公室墙上的这只老虎就是我在教科文组织中生存的信条。

如果用“中西合璧”这个词来说，就是既要有东方文化“柔软”的一面，也要有西方文化“霸气”的一面，对内管理和对外工作都是这样，如此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我很欣赏胡雪岩那句话：“无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

我做助理总干事八年，与许多国家的大使和外交官建立了非常好的工作关系。2017年11月，我最后一次以教育助理总干事身份出席教科文组织第39届大会。在大会的教育委员会结束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之前，委员会主席肯尼亚驻教科文组织大使伊姆班加在致闭幕词时说：“唐博士作为我们的教育助理总干事，在他八年的任期中一直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领导者。威廉·莎士比亚说过，‘人生就是一个舞台，我们来扮演我们的角色，然后离开’。我相信唐博士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来扮演他的角色。他做到了马丁·路德·金所说的，‘无论你是什么，都要做到最好’。”得此评价，也不枉我八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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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