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属于每个敬业的劳动者，不只柳传志或杨元庆_风闻

按：是否到了需要一个“人民企业家”概念的时候了，特别是在指向共同富裕的前景前提下……就目前而言，就算对司马南批评，也该尽量在爱护他的角度下进行。

作者：李笛

企业家更应该为公，还是为私？对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的定义，四海之内，只能有一家之言或属于一个字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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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南最近公开质疑联想集团或联想系相关企业的现任或前任核心高管成员或核心的利益相关者的有关做法的相关互动中，新浪微博用户”杜建国微博“，以下截图中的这个微博内容提出了一个看法，颇有价值——然而，其内容中有不妥或偏激，令人遗憾……我打算说上两句。

除开"杜建国的微博"中的不当之处，就目前而言，有关以上提及的事情里，司马南有些言行不恰当或有待商榷，甚至可能有误，但其爱国爱民之心拳拳，颇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风，一些言行更体现着英雄气概；是值得我们对其进行理性的看待的；就算批评，也该尽量在爱护他的角度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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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全球，存在两种基本的企业家群体：优秀的企业家和其他企业家两大类。除了以“不要脸”或降低底线为竞争战略，甚至以“逐底竞争”为核心原则的低端型企业家之外，其他企业家这个类别里，还包括了很多更像资本家或本质上是资本家的企业家。

在这两大类企业家当中，特别是后一大类的企业家中间，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将企业家精英化，或者将企业家精神神秘化，有的人甚至试图将对企业家地位特权化或将企业家精神的认定权私有化。

在这种实质为“精英优越论”的框架下，一些人因而认为，精英分子理应有特权——经济上的特权或政治上的特权，更别说“天价”薪酬或巨额财富，而非精英分子应该心甘情愿接受这种差距，甚至应该祈望作为企业领导者或负责人的所谓企业家对普通劳动者给予施舍，并呼吁为之感恩。最近，在司马南质疑联想集团或联想系相关企业的现任或前任核心高管成员或核心的利益相关者这件事上，反对他或者质疑他做此事的动机的一些人的论调背后，其实就有这种类似的思想倾向。

不必把企业家精英化，也不必把企业家精神神秘化。每个敬业的劳动者都具备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属于每个敬业的劳动者，不只柳传志或杨元庆。如果认同这一提法的话，人们是否就不再有足够的理由支持如柳传志或杨元庆这样的企业家享受着天价般的高薪或高收入，而对李总理去年“两会”上指出中国尚有6亿左右人人均月收入千元左右的事实，更有某种共鸣；我相信，这6亿左右的人口中，一定有不少敬业的劳动者。

如果认同这一提法的话，是否应该对同样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们给予更合理的承认和相应的回报，而不鼓励对其中的一小部分群体的成员给予特别优待呢？

如果认同这一提法的话，主张过度私有化的人将更加缺少理由或借口；尽管，我同时认为，一定程度或一定范围内的私有化，有其现实上和生产力发展上的正面价值，特别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或阶段——但，没有理由使之过度，也不应该放松对私有化持扩大化态度者的警惕，更不能允许其泛滥。

为何？如果私有化是一剂“良药”的话，奉行私有化几乎到极致、私有化过度的美国，早应该先于我们新中国消除绝对贫困，更不必有如今阶级分化甚至社会分裂的场景，更不会有有些人所说的“对绝大多数人实行资本主义时，却对极少数人，如1%在事实上实行社会主义”的指责——而这背后的最新例证是，约3亿人口的美国在新冠疫情中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0万，而14亿人口的相应死亡不足9千。

如果私有化是一剂“良药”的话，那些同中国开展类似改革开放的国家，如巴西、智利、阿根廷、南非、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也肯定取得可以比肩中国的重大成绩，甚至也不必以说葡萄牙或西班牙或英语为荣？

私有化不是一剂“良药”，调动企业家精神才是良药。但问题在于，不能允许对企业家精神进行私有化，不能允许少数人对企业家这样的重要角色进行专属化操作；更不能允许企业家成为特权人士或阶层。任何敬业的劳动者都具备或多或少的企业家精神，只要他或她并不甘心像一件机器一样运转，只听从指令，而不进行思考和具创造性的努力。

如果囿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我们还不得不允许私有化的存在，甚至不得不在特定的具体领域适当鼓励私有化的实践，我们理应确保企业家精神不被任何个人或组织“注册为商标“，或对它收取“专利费”或“许可授权”；不只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希望中国坚持公有制为主的基本制度，更因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人生而为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只要我们赞同这一点：人通过制造或使用工具而使自己与其他动物或一般事物相区分开来——而在我看来，透过常常被很多人视为企业家****精神的对资源的组织和利用这一表象，制造或使用工具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实质所在。

只有少数人，比如柳传志或者杨元庆有制造或使用工具的能力吗？显然不是。难不成，联想集团或联想系相关企业的研发和服务都是由柳传志或杨元庆一己之力完成的？

由此而言，并非只有柳传志或者杨元庆这样的少数人可以被称为企业家。无数的，数以百万计的，甚至所有的敬业的劳动者都可以被称为企业家；尽管，他们都不必拥有类似柳传志或杨元庆拥有或曾经拥有的头衔，如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

当然，我对企业家精神或企业家提法的定义或争议未必可以成为定论，但，对这两个提法进行必要的、理性的争论，恐怕是当前一个迫切的事项。

也许，我们现在也需要一场企业理论上的“思想解放”或“解放思想”。至少，我们不必需要对英美“舶来”的企业理论或经济学理论“俯首称臣”或亦步亦趋。

我们可以以及应该有我们的原创性的东西，比如华为的5G技术，更比如，我们中国学派的许多原创性主张或理论；因为，中国的劳动者足够勤劳，中国的市场足够大，中国人的思想也足够深，无论是作为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代表的道家的老庄哲学中对变化的认同，还是1919年那场孕育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先驱们、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分别对应民主和科学）而对现代中国影响至深的“五四运动”，都告诉人们：反对僵化或教条主义是智慧的应有之义。

如果我们认同“企业家精神属于每个敬业的劳动者，不只柳传志或杨元庆”这一提法，我们就应该发展一个人民企业家的概念，而与某种精英化企业家的概念相对——持这种概念的人倾向于认为”企业家精神只属于少数人，如柳传志或杨元庆”。认同人民企业家概念的企业领导者或负责人，应倾向于认为：每个敬业的劳动者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企业家精神；应努力的创造环境和提供支持，使每个敬业的劳动者发扬和发展企业家精神，并使这种企业家精神为优质产品、优质服务和社会发展服务；企业领导者或负责人，应努力提升一线或普通员工的待遇的同时，致力于更合理地控制或缩小本单位内部的薪酬差距。

由此而言，是否柳传志或杨元庆，以及秦朔、吴海军这样的人，可以先参考一下这个人民企业家的概念，并试图主动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

随着对以上提及的事情的关注增多，不论是声援或反对司马南的一些个体或宣称代表某些群体的个体的声音里，日益显得不够理性，也许，我们该呼吁各方都适当降低一下调门，并更多从更容易执行的的具体细节或思路上，来关心联想，以使相关事情的发展有个更从容或更理性的走向？

我支持一个呼吁。如同署名为莫有的文章**《我为司马南“支招”：吁近年来任联想核心高管者返还8成薪酬或将其注资联想搞创新》**中所称，我呼吁联想高管团队核心成员，或一定时期以来卸任的高管团队核心成员，返还其从联想系业务所获取的薪酬收入（包括现金收益和非现金收益）的8成或9成，或将其注入联想系相关业务，用于原创性研发和改善普通员工福利。

(新浪微博用户"司马南"称，他并不反对改革开放)

以上，一点分享，仅供参考。欢迎假设性和学术性的讨论，谢绝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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