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社会论》v1.1（第二部分）_风闻

第三部分  授信——文明的开始

上一部分中，我大致讲述了一个人的大致形成过程，当然，这其中是以精神上的人的形成作为基础来讲述，生理的人类形成以及成长的过程并未过多阐述，毕竟那是生物学的范畴，在这一部分中，我会试图通过对授信行为的描述，来简要构建一个可能的情景，人类的社会的形成，以及授信体系（有效信息传递体系）如何成为文明的基础。

在大部分模因论的支持者看来，他们认为模因是文明的基础单元，但是，至少我看到的部分，很少有人真正地论证清楚了其为何是基础单元的原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的很多想法其实是一家之言，只是基于我个人的知识体系以及模因器官，对可能性的一种解读，并非是某种主义之类的高度固化的模因器官，相反，我个人而言，更加相信只有保持模因的多样性，保证社会的复杂度，才是更好的能够使文明这一整体传承延绵的有效途径。

对于这一点，我会在这一部分中加以阐述，简单说，就是创新的原始机制，以及模因的复杂度对创新的必然影响。

下面我首先来讲这一部分的核心观点，授信的重要性，在现今的文明体制下，信用的本质已经为人类所熟知，比如我，经常会以蚂蚁的芝麻分嘲讽办公室里的同事，但是，其核心本质却仍旧是是模糊不清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恐怕会得到许多不同的答案，在我而言，我个人认为其是一种信息的授信程度。也就是说，所谓的信用，本身便是信息授信的程度区别，这种授信可以来源于多方面的信息流动，比如银行业对个体的授信，比如说因为社会职位等带来的身份授信，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带来的授信。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信用就是指信息流转过程之中标记其授信程度的标记值，也就是说，其首先必须服务于信息的交流。

书接上文，在前文中，我大致探讨了模因如何形成模因器官，以及其在个体于个体之中的传递的大概模式，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展开的，是对于复数的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的讨论，并且如何通过这种授信的信息交流，形成了具有结构性的人类社会组织。

个体——群体（群体中有特定结构的可以称为组织）——复杂群体共同构成了社会，这是我的世界观中社会的具体构成，而社会的终极产物则是国家这一概念。不过关于国家的部分，应该会放在后面的内容中加以阐述，在这一部分中，我会大致讲述个体到群体，群体形成组织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分工论》中，埃米尔·涂尔干说：“实际上，在各种特定的行为领域里，职业和伦理还只是处于初级形成阶段，律师和官员、军人和教授、医生和神父都有了自己的职业伦理。但是，如果我们想用更精确的词汇来说明我们目前对雇主与白领工人、工厂工人与工厂老板、相互竞争的企业主、企业主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那么最后得到的一定是个笼统的回答！”①

涂尔干的书中，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所谓行业社团的积极意义，在其中还如此形容了这

种社团形成的因素：“在政治社会里，一部分人一旦发现他们具备了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共同的观念、利益、情感和职业，那么在这种相似性的影响下，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吸引，相互寻觅，相互交往，相互结合。”②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可能，这种相似性本质的来源正是接近的模因，在手工业者中，铁匠总是和铁匠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木匠自然也是如此，这种模因的富集现象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信息交流的难度大为降低，并且有助于形成更稳定的社会关系。

这个现象和我所说的授信现象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里我提出一个简单的思维假设，在大家都完全陌生的情况下，两个铁匠遇到一起，有共同语言，肯定会比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凑到一起更容易达成某种无形的协议，当然，这

①《社会分工论》 P—14 渠敬东译  三联书店 2020年7月第3次印刷

②《社会分工论》 P—26 渠敬东译  三联书店

种情况是极度简化过后的，而现象蕴含的道理是，因为相同的模因的缘故，他们之间的交流远比具有大量不同模因的个体容易，于此同时，基于物理世界的限制，木匠的手艺之中必然大量是不证自明的简单原则，而随着这部分模因的交流，其单位信息之中的授信成分相较于具有不同模因之间的个体交流的信息之中的授信成分必然更多，那么，同行业之间自然更容易形成某种默契的授信关系（这一点其实有个很有趣的例子，那就是所谓的行业黑话）。

当然，任何职业社团的形成都是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其内部也一定存在着相对其他职业之间更多的竞争关系，这部分则是另一个规律，那就是，高度相似的模因的前提下，

偶发性的不同模因之间的竞争关系则更加激烈。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人类的本质可以简单归纳为三个方面；一、人的本质不是先天的、天赋的，而是在后天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二、既然人的本质在其现实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社会关系是会发生变化的，因此，就不存在什么永恒不变的一般的人的本质，恰恰相反，人的本质是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变化的。三、由于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们的社会关系不同，本质也不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思想家所宣扬的一般的共同的人性或人的本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三点中，最核心的部分，在我看来是在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的本质，实际上正是信息交换，是的，如果做一个等式，那么可以如此认为，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总合≈个体蕴含的模因的总和与其外部环境的模因的总和的交互作用。

而其中最重要的交互，则是包含授信信息的交互，这一点十分重要的，因为在日常中，我们会遇到大量的信息交互，而其中能够很好发挥作用的，往往是具有授信成分的交互，而非授信的交互，大部分情况下会被模因器官进行屏蔽的处理，或者说不产生作用。

这一点或许有点难以理解，毕竟在日常的情况中，授信信息与非授信信息的判断机制是复杂的，一方面来源于信息源头在信息接收者之中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也包含接收者本身的模因的判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我这样一个典型的无信者而言，任何宗教的模因传递在我这儿多半都会被判定为无效的信息，非授信信息。

但是对于一个信徒而言，他的上师、导师的语言很可能具有高度的授信，如果将情况复杂化，那么需要建立一个每个人都不同的模因器官的大概图景才能进行详细的解释，这是没有必要的行为。

实际上，在援引《社会分工论》的概念之时，我便找到了一个取巧的解释方案，大家回过头去看看涂尔干的描述，他给我们构建了一种可能的，具有高度相似性的个体的模因传递的授信机制的形成。那么，如果我们将之进行扩展处理呢？

不仅仅是相关的职业者，而是包含具有类似模因的，更大范围的群体呢？

假如将授信的群体扩大，那么答案将会显而易见，具有类似模因的群体，其内部往往是具有高度授信的，而这种授信，则是其紧密结合的必要条件。

至于另一种极端的情况，在这里暂时先不描述，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在具有高度相似

性模因的群体之间，通过复杂的授信机制形成的群体结构。

原始版本的信用社会论中，我采取了另一方法来描述这一现象，通过对某个假设的原始部落的描述，来证明授信是社会结构的基础。

但是，在那段假设之中，我论证的最重要的问题和限制论证的问题有所区别，在那个版本中，我认为授信的原始基础恰恰是语言本身，不是通过结构化形成的包含在语言这个载体之上的模因，而是作为最原始的语言本身。

“当然，如果以动物的角度来看，原始“授信”行为或者说最原始的相互信任依然是存在的，不过那样的授信行为是本能性的，在其中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信息”的流动，只能说，这种行为，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授信”的前提。（比如无法通过镜子试验的动物，连自我的概念都没有，只能依据本能生存，自然无法进行真正的授信行为，因为在它的精神世界中，并没有“我”的概念）在这里，我不讨论这种基于DNA的，本能的信任行为！不过在后面讲到“家庭”这一社会细胞单元时，这种本能的授信行为将会对家庭的内部信任产生极大的作用。”

“对于一个社会共有知识的认知，本身便是一个最基础的“授信”的过程，在我们的本能中，对于这种公共基础知识，先天是信任的，不然人类无法通过接受社会中存在的信息而成长。这种对于流动于“社会”群体之中的“词汇”“语言”“思想”等的基本信任，构成了一个最原始的，但是简单有效的授信过程。

如果我们对于“语言”本身都无法信任，那么人类或许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消亡了！”

以现在的看法来看，当初写第一版时我尚未完整意识到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共有知识的实质其实就是外在模因的部分集合，如果将个人以抽象的方式进行观测，可以发现，其与外部模因（环境模因，别人的模因）总是在不停进行着交互，信息在其中不断流通，有授信的信息，有无用的信息，甚至会有虚假的信息。而这种种的信息之中，有一类信息是如此地不同，它们鹤立鸡群，是完整的模因器官的文字的表现，这类信息，正是法律。

在最近的分析之中，我愈发鉴定地认为法律正是我所提到的模因器官利用文字作为载体的具体表现，是一种对人脑内部的世界模型的最直观的分析和呈现。

意识到这点之后，我甚至激动地想要去考一考法考，直到我被真题吓了一跳。

回到正题，法律在我看来，正是利用文字来表述的完整的模因器官的外在，事实上，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其实也是模因器官的外置，倒是其与法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典型且本质的差异，那就是授信过程。

法律的授信本质是基于法律制定者的强制力的，于此同时，社会道德规范则是缺乏背书的，其具有类似但却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大部分情况下，道德规范的作用其实表现得与法律类似，通过文字记载（法律）和约定俗成的传递，这种外置的模因在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传递，并且因为其已经是完整的模因器官的缘故，在对法律的重组上，相对仍旧是有强烈的规律而言的。而未曾诉诸文字的道德领域呢？在重组的时候大概率会因为接收方本身的模因器官的影响，产生十分巨大的差距，并且，越是复杂的道德系统，其偏差的可能也会愈发巨大，甚至可能在某个社会体系种，分裂成截然不同的道德世界。（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外部统一性的问题）

法律的效力来自于其背后的执行者的强力所赋予的社会信用，并且，其执行的过程，也必然带有社会信用的变化，这点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被观测到，不过这是后面需要在社会信用的转化过程之中才提到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则是外置模因器官这一概念。

前一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人类是唯一可以提高机器本身精度的存在，因为人类可以消耗负熵来提高精度的存在，在这个的提示下，我突然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人是否也是模因到现实的唯一工具呢？或者说，是模因器官这一形而上概念与现实世界的联结呢？第一版的信用社会论中，我提出国家其实是概念的产物，是不存在之物，是管理形而上的社会总体信任池子的形而上存在，那么，国家的力量如何作用于现实世界呢，其实也是需要人类这个联通两个世界的桥梁的存在才行。

而形成固化的外置模因的前提，则是这种外置模因，要么是预先授信的，要么是一种基于强制力的授信过程，预先授信的来源一般来自于文明传统中的预置的授信，这点在前文之中已经大致提到了，其典型的例子便是语言本身的预先授信等，也可以将传统、习俗的等存在大致纳入到这个范围中。而后一种固化外置模因，其授信的根源来自于政府或者机构、组织等形成的强制力，而这种强制力的根源则来自于政府等的自身信用，这点是十分有趣的，人类的行为是在内部、外部之间的信息交流中产生的，而这种信息交流的外部性和内部性之间的关系如此复杂，往往造成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冲突及分歧，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点就在于，某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本身也是模因器官的一种，只是相较于固化的外置模因器官，这种解释是内部性的。

简单说，外部的模因器官和内部的模因器官之间的交集部分，就是法律发生作用的交集部分，而这个部分，一方面与外部模因器官的授信程度（国家的执行能力，对此部法律的重视程度及愿意投入的资源比例等）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与法律的受众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和受到法律钳制的群体，其内部的模因器官对法律这个外置模因器官产生的信息的处理方式有关。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个有趣的现象，往往王朝末期，社会的秩序崩坏，其典型的特征之一便是法律的能力大为下降，这个过程与王朝的整体授信减少具有高度正相关性，与此同时，与王朝内部的个体的模因对法律的处理方式发生改变也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往往个体对法律的信息处理愈发趋向于非授信的，那么王朝的崩解速度就越快。

同样，高度固化的外置模因如此，那么非高度固化的外置模因呢？

我们可以看看社会道德的崩解速度，其实与上述的情况是高度类似的，也同样遵循着同一个规律，那就是授信的双向瓦解。

国家整体信用降低导致维系法律的投入信用降低——社会个体对法律的授信降低——国家整体信用更加降低，而这个过程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崩解过程之中，并且一般情况下，一旦进入崩解过程就是极难逆转的。

在这样的基础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情况，授信信息的传递，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文明的开始，如果信息之间的授信传递出现了问题，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大量的问题。

而从一个小型的社会或者说群体进化成为文明整体，其先决要素之一便是大范围的授信行为，这种信息的授信传递，其特征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第一是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基础人口，人类是模因到现实的转换机制，这点毋庸置疑，当授信信息的基础人口不足的时候，信息的减数传递会造成特定的文明基础构成的不足；第二是核心人口的问题，任何授信其有其特定的模因器官的接受度问题，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到了，模因器官对信息的选择处理的特性，而核心人口则是对文明整体授信程度最高的，其信息接收及授信程度是远远高于普通群体的。（这里正是外部统一性的体现）

在这一段中，我大致描述了一下授信是如何形成文明的基础的，在其中略微讨论了道德以及法律的一点粗浅认知，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一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道德与法律既有相通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而最大的区别，在我看来，则是一种外部的统一性。

道德绑架这个词，在很多时候，都是这种外部统一性被破坏的表现，而过度讲求道德的社会，其纷乱程度反而会较适度追求道德的社会更多，这一点，在漫长的历史中可以得到一定的证明，当然，如果历史没有这么漫长且连续的，自然无法得到这样的感知。

道德与法律同样都是典型的外置模因器官，其对信息都具有一定的处理能力，但是道德的不稳定性，会导致外部的统一性被破坏，法律是成文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产物（虽然司法解释也会产生一定的不同的判断，但是相对于可以随意更改的道德来说，其仍旧是高度稳定的）。

这里的外部统一性，再仔细分析，其事实上也代表了一种社会授信的稳定性，是信用化的，具有大范围内可以交换交流的能力的，而道德，则是割裂的，其授信受地域、教育、文化环境等的影响远远大于法律。如果以此为参考，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结果，所谓的道德社会，其最终面临的结果必然是社会整体授信的减少，这点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而相反，法制社会，特别是建立在成文发条及相对稳定的解释下的法制社会，其社会的交换能力以及整体的授信是增加的。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反道德主义者，这点要声明一下，道德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法律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之上的，是存在于不违背绝大多数人认同的道德基础之上的简化的，统一性更高的外置模因器官。

一个模因器官的传递，如果其过于复杂，那么则会产生传递上的困难，比如杀人这一行为，在古代信息较少的时代，其就是简单的杀人偿命，在西方甚至有血亲复仇的传统，但是简单的模因组合，其容易被其余的信息加入而导致产生解释上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现代的法律条文愈发复杂，在其中涵盖的信息量愈发巨大，但是与其对应的是，传统道德的信息并未发生更大的扩容现象。

在信息量愈发巨大的时代，其代表的是在处理该信息（一个人是否犯罪）时，多需要投入的能量愈发巨大，这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法律的早期，其脱胎于道德而诞生，是道德减的，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法律条文的数量愈发巨大，愈发深入到世界的各个方面，其数量在一定程度又超过了道德。

这时，维系道德的成本又低过于法律，二者之间的转变在最近的几百年中逐步完成，那么，作为社会构建来说，道德的存在必要性相对于过往反而是更加提高了。

社会的运行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一方面是以金钱等固化的信用作为代价，另一方面，则是无形的成本，这部分成本的计算，是一个有趣的范畴，在后面我会专门提到，信息，授信，一切构成了我们这个有趣且纷杂的世界，法律、道德等等一系列的外置模因在改变着每一个个体的认知，女权、环保、动保等等一切组织，当他们将道德的范畴扩大并且试图使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时，那么一定会造成社会宝贵的信息资源的浪费，造成统一性的破坏。

另一方面，如果是单纯以法律的形式来强制制造运转的规则，那么其成本会高企到无法预估，种种的矛盾在二者的转化之间发生流转，所以，这一系列的转变让我觉得有趣无比，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世界啊！

最后讲一讲创新的机制，在我看来，创新的机制有几种，有些创新可以看做是底层的，基于模因等级的创新，另一部分则是基于模因重组的创新，是基于现有模因的结构重组，组成新的模因器官的创新，还有另一种情况，是将现有的模因重新赋能的创新，这一个在很多的词义变化的过程中较为明显。

当然，正常情况下，一般性创新是多个创新类型的混合模式，任何基于现有词汇模因的创新，必然会对原有的模因进行重新赋能，形成新的休息交换。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讲究创新发展的现在，创新发展的含义之中本身就被赋能了新的政治上的意味，这种意味有可能是暂时的（在政策结束后逐渐回归），也有可能是长期的（政策本身长期存在并不断被强调及阐释）。那么，创新本身的含义即被创新。

这是用文字来表述的结果，但是，不论何种创新，不论其机制和本质如何，其特征一般情况下都是表现为模因或者模因器官的区别，是一种信息赋能的过程，当然，有一些创新是毫无意义的，比如将某种新调出的颜色的取一个时髦的名字之类，在我这样的直男眼中毫无意义但是十分必要。

有一些创新能够通过对模因器官的内部调节带来更高的效率，比如对生产流程的优化，比如教育环节的优化等。

而更多的创新，则是简单的名词赋能，其并未带来与效率或底层的优化等作用，这一点也是一个确实的现象，这里面最典型的，要数在某些领域里进行的对某名词的新的阐述，在其原本的范畴之中对其进行所谓新解释，但是事物本身并未产生变化，这种现象在某些领域之中是十分常见的。

而在模因器官之上，还有模因器官的集合，这种集合会因为内部器官的更新产生新的效果，比如法律也许只是部分条文（模因器官）产生了变化，紧接着整个体系便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这样的创新也是有价值的。

在这里花一点篇幅来阐释创新的一些东西，本身只是一个不太详细的大概，我只是希望提出某种判定创新本身的标准，比如模因、模因器官、模因器官集合等是否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否有利于效率的提升，或者干脆导致了新的模因的出现等。

当这样的标准出现时，我也可以比较不要脸地说一句，我这个《信用社会论》虽然是大部分延续拓展前人的领域，但是还是有一丢丢创新在里面的。

另外一点是，正常的创新，大部分是基于现有的模因或者模因器官重组而来，这二者是创新的必然养料，换句人话来说，也就是模因越多，特别是跨越不同类别的模因越多，真正的创新出现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点是一个前提，在后文会提到的社会自由度中，我也会讲到关于模因数量、自由度与统一性及同一性之间的一些关系。在这里提到这些，原因在于，我始终认为，模因的数量增加总归是有利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但是需要在统一性和同一性中找到平衡点，以及形成主体意识和接纳非主体意识之间的平衡。

总体而言，我是一个认为鼓励社会主体下的多元化发展是最有效的方案的人，但是前提一定是保证主体的稳固性，而主体的判断，则是可以利用两个有效因素进行判断，社会整体资源是否增加，社会整体信用池子是否扩展。

**第四部分组织、**结构和内部信用交换

在很多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点，有效的组织是可以将内部动能扩大的，而冗余或者结构性失调的组织，却往往很难发挥这样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基于信用社会论的看法的解释是，有效内部信用的交换效率问题导致了这个现象。

我们先来看看组织的行程，与前文说的国家类似，组织也是一种仅仅存在于人脑之中的产物，它必须依附于信息转化者（人类本身）而存在，这种关系的存在前提，必然是来自于社会授信的行为，即是其内部的授信行为，及其上级组织赋予的授信两方面组成。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自发性组织开始观察，在孩童时期，大部分的人在游戏的过程之中都会经历过这样的现象，孩童们在游戏过程之中，会自发形成某种松散的组织，这种自发性的组织基于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则（外置游戏规则），或者某种以语言规定的规则，有部分基于某种默契，在信息交换的过程之中达成协作。在整个的游戏过程中，往往会有遵守秩序的个体，指定秩序的个体，也很有可能会有破坏秩序的个体，以及个体之间对于秩序的不同理解之间的摩擦和碰撞。

在观察孩子这种自发组织性的过程之中，我惊讶地发现他们无意之中在组建社会的缩小减弱版本模型，事实上，在孩童阶段这种社会的外置模型往往就是通过游戏这种方式逐步建立，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通过游戏社交建立模型的可能正在减弱，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可以观察到，在普遍缺乏社交的现代孩童中，因为这种模型的建立受到了影响，造成的典型特征之一便是，现代人的社交能力，以及对社会模型的理解能力正在降低。

这个过程必然是伴随着现代化与城市逐步进展的，就我个人而言，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趋势，因为这种外置模因器官的建立，会带来良好的社交处理能力，以及更重要的，基于这种信息处理能力的内部协同处理能力。

当然，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并不是说一定会出现社交上的问题，毕竟人类的形成，在我的前文中也说到了，是三大模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部分的模因，大致上可以划分到初始模因的阶段，同家庭教育的缺失大致处于一个水平，但是性质上较家庭教育的模因传递更低一些。

再次回到主要的点上，组织的形成，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将组织的形成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自发形成的单级组织，一类是通过结构化后形成的复杂组织。前者往往见于日常生活中，后者广泛存在于正经意义上的社会生活乃至生产活动中，往往越是复杂的社会及经济活动，就需要更为复杂的组织结构存在。

而组织的本质可以看成是一种外置的模因器官，甚至一些超大型的组织，其本身已经可以看做某种国家的雏形，关键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形成了自身的信用体系，这点是很重要的，比如某些超大型的跨国企业，其本身内部完全可以称之为小国家。

而其中的信用系统，大致上是基于股权等信用标定物来进行内部流转的，不过我对这方面了解并不算太多，可能会有贻笑大方之嫌疑，就不多做叙述了。

再次回到关于组织的基本讨论中来，形成组织的基础，一定是某种内部授信的行为，就算是最简单的劳动协作，其分配之间一定也有某种规律，这种规律有可能是付诸于语言或者简单文字的，也有可能是不言自明的。而组织内部的信息流动是否流畅，直接关系到该组织的转换效率，简单举例，能够高效进行任务分配并执行的流氓团体，在街头斗殴中往往会占据上风。

当然，上面的例子玩笑的成分居多，在生产中，我们也往往可以看到大量的自发性小组织存在，这个时候，往往就可以观察到，这种自发性生产小组织，如果其内部配合默契（授信程度高）那么其运转效率一定可以得到提升，反之，一个小组织的内部充满了猜疑、内部倾轧等行为，其转换的效率一定较其能够达到的高度为低。

与此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情况，相对于自发性小组织而言，大型组织的授信则更为明确，组织的核心或者说形而上的组织概念本身得到了组织内部的普遍授信，然后这种授信通过逐层分配下降到各个层级之中，各个层级通过分配信用来支配其内部的能量、物质、人及信息本身的流转。

科层制的本身，便是这种流转过程经过固化解释形成的复杂外置模因器官，首先是固化，通过文字指定的各种规则进行外置模因器官的建立，然后是授信的分配，通过建立的外置模因器官对其进行分配，在总体授信的基础之上进行逐层级的分配，使整个系统能够通过授信信息的流动进行各种物资等等流转工作，以及消耗能量进行的转化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逐层分配的问题在于分配往往会出现信息流转的不畅通，我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便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上级知道更多的相关信息，但是他就是不说，嗨，就是玩儿，而下级在工作过程之中，因为信息的缺失，工作上就会出现很多的阻碍，而与此同时，掌握信息的上级实际上成为了工作本身的阻碍。当然，也有高度授信的上级，他将自身的授信（权力）按照分工分配给下级，下级在其获得的授信范畴内具有高度的能动性，这样分配的结果导致的就是效率的上升。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在大部分情况下，科层制带来的授信分配问题往往会成为科层制组织的原罪，授信由上而下逐层分配，总会在几个层级中出现阻滞，造成整个系统的效率下降。

而大型组织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内部会存在次级组织，次级组织间也同样存在授信的问题，比如同属某机构的不同层级间，往往会为一些小事推诿扯皮，造成内部间的信息流通阻滞，因为这种信息流通的阻滞，进而影响物资、人员、能量的流通。

经济行为的本质是流通，但是政治行为的本质呢？其实也同样是某种流动，是信息和资源等在政府消耗掉一部分公信力后引起的流动行为，在《孟子·梁惠王》中有段寡人之于国也，其中的政治行为，则清晰地说明了政治的本质便是流转，流转人口、流转物资、而孟子的回答之中言必称仁义，这种仁义，亦可以看做是某种信息乃至于成型的模因器官的流转。当信息发生流转并形成足以产生对物资等流转形成影响的外置或内置模因器官时，其影响的本身便是政治。

当然，现代政治更为复杂，具有更为繁复的层级机构，并且国家的权力正在逐步让渡，这里便要提出一个类似暴论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认为的国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其最大的区别在于三点。

一是信用产生的机制区别，以及基础信用的产生程度不同。

二是信用分配的机制区别，以及各种次级组织的关系不同。

三是信用流转的效率区别，以及各种次级组织的结构不同。

现对第一个信用产生的机制区别进行讨论，在很多时候我与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口中的《信用社会论》将大部分的问题都归纳到了信用流转的上面，那么，这种信用到底是什么呢？前文中我提到了其核心应该是以信用货币为核心的计价工资的标准，这是一个基于经济的大致的看法，在根源上，其实这个信用是生活在国家、组织等的个体对该国家或者组织进行的授信行为，简单点来说，一方面是计价工资表示经济行为，另一方面是其它的，表现为直接信任服从等行为的政治性行为，其本质都是表现为对国家或组织的调配行为的服从性。比如在新冠疫情之中，对国家行为的服从性，对物资、人、能量、信息进行调配的认同等。

二者之间是同一性的，其本质都在于调配的信息信用的授信，另一方面，则是二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政治性的授信是可以直接产生经济性的授信的，同样的，经济性的授信也可以转换成为政治性的授信。这里要提到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公权力和金钱本身的一致性，二者在根源上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的，都是社会整体信用池子的产物，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其本质是可以互相转换并且非常容易转换的。

要理解这种转换，就必须再次解释一下社会整体信用池子这个我创立出来的概念，在我的《信用社会1.0》中，我便将社会整体信用池子进行了阐释，现在我对它进行一次更完整的解释。

所谓社会整体信用池子，其本质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是我认为的，笼统的社会组成的个体进行有意识授信及无意识授信的综合产物，里面包含了许多的内容，并且其内部具有一定的转换机制（最高等级的转换机制在目前看来正是国家），可以对公众进行的授信进行一致性的判断的存在。在具体分析的时候，这个概念并不重要，因为其总在各种转换之中，在进行宣传的人眼中，它是宣传造成的社会整体稳定性等上升，在经济学家的眼中，其是国民信心提振带来的经济稳定，在国家的眼中，其是公权力及货币发行的真正基础，而在普通民众眼中，它是某种模糊的，形而上的概念。

当然，这种解释并不是含糊其辞，原则上来说，我提出的是一种基础性的东西，是其它的转换的基础，任何转换本身都是影响社会整体信任池子及被其影响的。这是一种双向转换的逻辑，比如说良好的行政行为，其本身一定是首先消耗信用池子的整体信用（公权力的使用本质）来进行物资、信息、人员、能量的调动的，而良好的行政行为，其调动的结果会促进池子的整体增加，而非良性的行为，其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池子的整体减少。但是作为池子本身来说，是具有相当的滞后性的，这种滞后性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行政行为的滞后加上整体信用的反应滞后，最终导致结果时，往往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金钱的使用则是更为快速的指标，消耗多少金钱（信用转换而来）能够得到多少收益，或者说可能能得到多少收益，这是较为容易追踪及判断的，根据人类的本能就是偷懒来说，利用金钱进行衡量永远比利用行政行为本身来进行衡量来得简单快捷，这就是GDP政绩的核心因素。这里如此说有一点片面，不过大体上，这样的评价方式应该是大差不差的，如果将政府执政行为的结果都进行反馈，例如民众满意率，出生率，就业率等等复杂社会指标都进行统计，那消耗太大也是一件不争的事实，不过这种情况在近年正在逐渐改变，其中有几种动力在促进这种变化的发生，比如GDP主导的政绩导致的恶果正在凸现（因为延迟性，在近些年这种后果才愈发凸现），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本身到了一个转型期，数字的增长变得愈发困难，倒逼视线转移向其它的地方。

这里说了这些，本质上是在讲解信用，特别是社会整体信用的运行方式，在说了这些以后，一个可能的，社会整体授信如何汇聚成整体信用池子，然后国家这个概念上的产物，社会整体信用池子的最终解释者和分配者是如何出现的图景已经大致上描述完毕。

那么，言归正题，国家与国家之间，信用产生的机制有何不同呢？这里以我们的国家和美国为例，因为这两个国家正好是两个不同的典型，放在一起比较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

中国是典型的集中授信，逐层分配的模式，而美国的授信有集中的部分，特别是涉及到对外部的授信交流的情况下，但是在其内部的授信体系却和中国有较大的区别，其授信相对中国更为零散凌乱，并且因为其政治结构的关系，在诸多层级上存在着明显的授信阻滞现象。这里就涉及另一个问题，集中授信与分布式授信的区别问题。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分析方法只能是一个大概的描述，本质上现今阶段任何国家都是混合体制的，没有谁是一个单一体系，这点十分重要，如果单一片面地看待一个如此复杂的模因器官的集合（国家），那么最后一定会出现不可挽回的误差。

而另一方面来看，目前很多人的思维都在陷入我称之为模因化的误区中，在前文中我曾经说过，人脑的机制必然是鼓励偷懒的，这是人类的天性，而让某几类相对固化的模因器官去处理复杂的问题，这也是人类的本性所致，在看待国家这样复杂的存在时，人们也往往会犯这样的错误。比如最典型的刻板印象，印度的摩托车、美国的航母编队、日本的动漫等等，利用刻板印象去思考是一种省力的思考方式，但是却是错误率极高的方式。

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的世界变得愈发复杂的缘故，没有人可以知晓全信息，比如一个美国人，他很大概率对中国的印象就仅仅只是简单的刻板印象，而非对中国有足够的了解。那么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双方发生问题的概率一定会比互相了解更大，当然，无知和傲慢，我真不知谁才是原罪。

信用的产生机制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比如宣传、文化传统、武装力量、政府执政效果等，在这里我必须得提一句，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军队是纯粹的消耗者，这个观念是极度错误的，军队是信用的直接生产者，只是其生成的是最直接的信用本身，需得经过国家的转换才能够成为可以流转的信用，比如公权力和主权货币。如果没有足够武装力量的信用产生和转换，这套东西是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转的。但是，军队本身又是物资等的消耗大户，如何在信用产生和消耗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比如美国军队事实上是它的美元霸权的最直接生产者，但是过度膨胀的军队体系同时也会消耗掉过多的资源，就目前阶段而言，美军的信用制造能力和消耗应该已经不在一个平衡态，也就是说，维系美军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大过了它能制造的信用本身。

最近十几二十年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实质性衰落，这其中有信用剥离造成的成本飙升，同时，也有维系成本的高企造成的信用产生与消耗之间的失衡。

反观中国军队，以自卫为目的的建军目标平衡住了信用产生和消耗之间的平衡，以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中国军队的信用产生能力强，消耗低，是与美军截然不同的状态。甚至在宣传弱势的情况下，中国军队人民子弟兵的自带光环还能够一定程度上反哺我们糟糕的宣传体系的不足之处。

是的，宣传部门也是直接的信用产生机构，在这方面，其作用于整体信用池子的机制和军队是类似的，甚至我可以武断地直接说，宣传部门也是战士，只是作战的区域在于人脑，在于形而上的领域。

回到组织的形成的话题上来，国家是组织的最高形式，在现阶段，甚至可以预见的很长一个阶段内，国家都是管理形而上的社会整体信用池子的最高形式，它具有内部的信用产生、分配、流转的全部功能，并且国家天然就带有与信用剥离对抗的本能，因为信用剥离本身，就是国家最大的敌人。

组织具有结构，具有一定的模因器官的性质，越复杂的组织，其内部结构就拥有越复杂的处理信息的模因器官，复数的模因器官有些是以成文法规的形式存在，有些是以习惯、传统等形式存在，生活在组织中的人，依照这些模因器官规定的方式进行各种流转活动，有些是生产活动、有些是娱乐、有些是政治行为，大量的组织聚合成为形而上的终极概念，国家。

在一些人的看法中，文明是超越国家的概念的，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文明是一个泛化且不精确的概念，其本身可以说包含一切，但是却往往缺乏最重要的核心，也就是信用转换并且依据信用转换的范式来规范社会运行的能力。

而国家必然是要包含这些要素的，简单说，我们可以将文明看做是一片沙滩，而国家则是这个沙滩上以沙子为原料做成的坚固的城堡，每一粒沙子就是一个生活在其范围内的个体，大量个体汇聚成组织，也就是沙子的砖头，这些砖头有些链接紧密、有些链接松散，然后再由无数的砖头最终组成了国家这个城堡。而链接沙子成为砖头的，就是组织之中的模因器官，而链接砖头成为城堡的，也是国家内部的各种模因器官。

而在组织内部，会有其内生性的授信行为，任何授信行为阻滞或者授信缺失的组织，其结构必然会出现问题，当授信行为完全受损时，组织的崩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与此同时，在组织结构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必然会根据自身的授信行为产生某种信用替代物，在宏观角度来看，货币的诞生和股权的分配方式等，都是组织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产物。越复杂的组织结构，其用于维系组织本身的成本就越高，组织内部的分歧也将产生某种背离的可能，这是模因富集后的必然现象，在前文中我也提到了，越是相似的模因，对和它有细微区别的同类模因就会愈发排斥。

而组织与组织之间也同样存在授信行为，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完全不授信的组织之间几乎只有走向敌对这样的必然结局，而大部分组织的交互授信都是可以具体判断的，外交谈判便是典型的授信模因器官的共同创造过程，与此同时，各种组织间的行为亦可以通过其行为或文书看到相关的模因器官。

组织的最高形式是国家，而组织间的授信交换，其最高形式便是货币和武力的冲突，货币冲突包含了两个组织内部的授信与外部授信的交融情况，也就是说，双方的内部授信通过货币的汇率进行体现，双方通过汇率系统这一信息处理的模因器官进行相互间的置换。

而组织和外部的授信交换程度，亦可以以其开放程度做出一定的判断，愈发开放的国度，其内外部之间的界限愈发不分明，这样做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带来市场的自由繁荣，各种物资等的流动速率和效率增加，但是与此同时，其国内的信用剥离现象会变得无法控制，严重的信用剥离会抽干国家制造信用的能力，最终使一个国家逐渐衰落。这个结论是一种通过理论推导出的必然，因为开放程度越高，基于公共信用池子的国家的公权力部分必然越少，在总信用是有上限且存在边际的条件下，大量的公共信用会被转换成为金钱本身，开放程度越高，需要转换的金钱也就越多。当金钱占据了社会整体信用池子的绝大部分份额后，基于公权力的，对经济、社会、来自公权力本身的调配能力就必然会下降，信用富集演变为信用剥离的可能越大，速度越快！

一旦严重的信用剥离产生，国家赖以存在的公共信用池子的流动性消失，比如长时间的社会阶层固化，比如贫富差距无法逆转乃至中产阶层实质性消失等等，最终都会形成一个后果，那就是基于该社会整体信用池子的国家的破灭，新的国家在旧国家的尸体上，搜集旧时代形成的公共信用，通过武力等方式重新建立新的社会整体信用池子。

当然，对这种场景，每个人的叫法、看法都有区别，比如赛博朋克、比如两极社会等，这是由于产生信用剥离（包含了信息的）的原因不同产生的，其本质都是社会整体信用池子的信用被个体剥离太多，造成整个有效信息体系无法再运转的缘故。

也许有的人会疑惑，我既然说过宣传和武装力量可以直接制造信用，那么是不是将这两个部分搞好就能保证社会信用的创造，从而避免整个池子的崩坏呢？

答案自然是否定，这两个确实能直接创造信用，但是二者都有其边际，穷兵黩武和过度宣传本质上在超越了其边际之后，是会反噬信用创造的过程本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