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负增长，人口问题，抚育负担高真的是关键吗?_风闻

      《中国统计年鉴2021》披露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仅为8.52‰，这让曾经看上去如梦似幻想，遥不可及的人口负增长现象突然之间逼致近前。虽然七人普数据已经揭示了中国人口问题的形势，但统计部门当时还是对人口形势对宏观发展的影响给出了相对乐观的展望，这与社会舆论对此的普遍忧虑显然是不一致的。撇开对什么程度的忧虑是恰当的争议，无论如何，需要提高人口增长率毫无疑问已经是普遍的共识。

       对此，我们的现在在政策面应对手段的效果怎么样？从单独二胎、全面二胎，到今年开放三胎，政策是持续加码。但前两项政策的出台，都只起到了短期作用， 三胎政策的效果虽有待明年观察，但目前普遍的预估并不乐观。这种情况起码说明，立足于过去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的政策思维，认为问题是“想生不让生，放开即增长“，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此后，扶育负担问题被普遍认为是问题关键，随之提高社会的公共配套服务，减轻教育负担，遏制内巻指向的相关的政策出台落实。到这个层面，生育政策已经和广泛而复杂的社会要素结盘在一起，甚至触及到房地产这片金融雷区。这意味着，对人口的问题思维转为”想生但优育不起，只要降低扶育成本，拉平竞争就可以实现增长“ 。这一系列的政策着眼在中长期调节，落实周期长，支付的调节成本高，效力反馈也慢。从浅白的逻辑上看，这应该是对症的良药，但这个结论却很难轻易论断，因为一个人所共知且世界普遍的现象。

        纵观全球，人口的增长不均衡情况恰与生活水平呈现倒挂现象。众所周知，社会发展水平高，国民福利好的发达国家人生增长率普遍很低，一些有着超高生育福利的国家也不例外。而全球主要的人口增长区域却基本都是欠发达地区。这个现象，虽人所共知，但不知道为什么，至今却没有听到过比较全面充分的研究来解释。背景的原因估且不论，仅将其作为一个客观现实看待，这对于”想生但优育不起，只要降低扶育成本，拉平竞争就可以实现增长“这样的观点是有力的反证，换句话说，通过有效降低扶育成本促进人口增长率提高是有点想当然的，不一定会有显著效果。

       如果上述的现象得不到可信服的逻辑解释，人口政策的依据就不是坚实的。可惜，对于此，网上能看到的观点零乱片面，不一而足，事实上，看起来靠谱的观点和分析我是从没见到过。只好把自己一些粗浅的想法写出来，妄言之，如果能钓出一些真知灼见出来，也好一解愚怀。

       简而言之，个人觉得，生育意愿低本质上是一种人类现代化生存方式下的社会病，或者说是现代化的代价。这里所说的现代化，是以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货币化，以及人作为生产要素从高度社会关系依附属性到个体属性强化等方面而言。直白一些分析，现代化的经济形态是高度集中供给和集中消费的，经济关系上则普遍简化为资本和雇佣两元结构，资产和消费支出又是高度的货币化，而人无论作为生产要素还是社会单位，依附性都在弱化，个体性和流动性在增强。这些都是”现代化“内生的属性，也塑造了人的适应方向。显著的问题就是，人对货币收入的高度依赖，而由于资产商品化、货币化和金融化，使得家庭财富持有的风险不断增大，人对于长周期的不确定性顾虑普遍增强，从而形成一种持续的紧迫生存氛围。这固然对于”现代化“需要的消费和流动性是有利的，但对个体的生存安全感却非常不友好。而与之相对应的，传统社会的稳态结构却极大有利于这种生存安全感，比如个体对稳定群体关系的依附，以及超低风险、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财产持有，货币的收支在家庭经济活动中不那么绝对的地位等等。比如过去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农民对城市生活”什么都需要花钱“是很不感冒的，传统农村仍至小城镇里，一个家庭的很多的生活用度和劳动，是完全不需要货币支出的，他从可以依附的社会关系和零成本家庭财产中，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生活问题。尽管绝对意义上是短缺的，但他不会造成或加剧生存忧虑。这种生存安全感，对于生育意愿是友好的。从生物天性方面，这套逻辑也能说的通，我们知道在自然界，有很多动物在没有获得到稳定的抚育条件前，是拒绝受孕的。有些物种，即便提供优渥的人工环境，也极难人工繁殖。生存忧虑与生育意愿的强相关性，是生物的天性使然。这个”个体生存安全感“角度的解释，或有很多漏洞，但从大面上，是符合前述的”人口的增长不均衡情况恰与生活水平呈现倒挂现象“这一现象的。起码，”个体生存安全感“和生育意愿是有相当程度的正相关关系。至于”现代化“是否无可避免的造成了了个体普通的生存安全感不足，见仁见智吧！

       上面这些说法，可能会让一些人马上想到，那些有点前现代社会结构的地区，他们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低，对抚育孩子的教育和成长目标也低，所以才没有什么生存危机的意识。也会想到，这些地方没有个人主义的觉醒，传宗接代思想之类的作用力还很强，反过来即发达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个体在生育上的自私。对此，我想说，这样理解其实是把原因和结果倒置了。人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以及抚育目的高低，仍至于价值观、意识形态这些都是环境条件派生的，而不是个体的自觉意识。如果我们把自身的条件代入到对象的条件里分析，方法本身就有很大问题。就比如延续子嗣的传统，如果真的能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就最不应该出现生育率下降的状况。

       假设之前这个结论是有点理道的，那么我们回视今天中国的人口课题，到底怎样才能跳出生育率的走低趋势呢？

      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就人口发展本身这个事说几句题外话。其实对人口问题的观点很多，比如有人觉得现在科技发展趋势，资本和少量人结合就可以生产庞大的产品数量，用不了那么多人了。还有人觉得人口减少了人均社会财富就多了，搞不好一觉醒来就发达了。甚至看到过有些学者，还持有一种基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对人口问题放任自流的观点，好像还是某个知名学者讲的。 这类简单的加减乘除或以个体理性自愿为原则的观点，无不忽略了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人是一切社会机制最大权重的系数，在给定的资源禀赋和运行机制条件下，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一定会成倍的造成一切社会机制的强烈变动。假如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人口减少到1亿，他们的劳动力过剩比例一定会比1亿人口时要低吗？无论绝对还是相对，事实可能并不如此。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实属逆天改命取得发展成就的国家，对人口结构的变化应该更敏感一些。所以，我们谈人口发展，应该有个根本前提，就是一个有序的，优化的、健康的人口结构， 是社会一切发展的总基础，这是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的。

      回归正题，中国到底怎样才能跳出生育率的走低趋势呢？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产物，他内生的规律必然对生育意愿是不友好的，在城市化的框架里，人口问题无解。如果我们把持续的生存安全感作为个体生育意原的主要影响因素，个人觉得，需要把目光投到农村，将在县乡一级打造良好的人口涵养环境作为根本手段。“人口涵养环境”这个杜撰概念，既应该包括抚养负担，收入这些直接要素，也需要把提高家庭低风险的财产持有和稳定收益要素纳入，同时要解决物理空间和资源条件提升的要素。具体而言，需要遏制现在过快的城市化和超级城市化进程（不是赶人或不让来大城市），需要将高度集中在城市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优质的医疗、教育和其它公共服务分散下沉到县域和乡村中。结合生态文明的转型和乡村振兴战略，担升县域一级的环境生态水平，激活乡村资源性的经济收益能力，并处理好传统乡村生活的低现金成本优势与现代化的商品市场的平衡。这里方面想法来自于温铁军老师的乡建观点，个人觉得温老师的思路对提升“人口涵养环境”是非常适宜的。但是现在挺看不清前路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理所当然的认为发展趋势就是乡村人口减少，土地资源腾退出来，建设用地由大资本进来开发，农业用地变成全机械化耕作的大农场，甚至一度是行政干预下人为的助推这种趋势。仅就生育而言，这些措施对“人口涵养环境”是严重的破坏，如果把残留的乡村社会形态全都弄没了，而不是去优化培养，我个人不认为中国能走出未来人口的持续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