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能源革命走上不归路了吗？_风闻

欧洲迎来史上最昂贵、最难过的冬天。

作 者丨吴 锐

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原创文章，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一些欧洲民众今年或许无法度过一个祥和的圣诞节了。持续高涨的油价和电价，已让很多低收入群体怨声载道，甚至面临因欠费而停气停电的困境。

围绕于此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并引来其他国家的目光，对全球主要经济体当前最为炙手可热的产业方向与商业利益格局产生影响。

从每兆瓦时18欧元（约130元人民币）到超过117欧元（约844元人民币），上涨了超过5倍。

这是欧洲天然气价格在过去6个月的火箭速度，但它只是让整个欧洲陷入罕见能源危机的表象。更深层次问题是，欧洲能源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天然气突然如此紧缺？

答案其实也很简单，欧洲在可再生能源上步子太大。而今年，可再生能源的不可靠性从过去的担忧最终变成了现实。

欧洲各主要国家都是环保减排领域的急先锋。以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为例，近年来，它就一直在大幅削减煤炭和核能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

2020年，德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为15.19%，比2010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核能为4.7%，比2010年大幅下降了一半；可再生能源为18.25%，比2010年上涨了13个百分点。

具体到发电，德国2020年电力消耗的46.3%来自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并且德国还计划到2030年把这一比例提升到65%。

另一大经济体英国对可再生能源的青睐也毫不逊色。2020年，英国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达到43%，并计划到2024年完全淘汰煤电。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风能和太阳能在低碳环保的同时，也在成本、可靠性上存在不足。**尤其是可靠性方面，两者都要“靠天吃饭”。它们不同于化石能源，无法被准确探测储量，也无法被预测未来的产能，因而也被一些人称为“不可靠能源”。

今天欧洲的天气，堪称岁月静好，给风电带来很大挑战。

全球知名风电企业丹麦沃旭能源公司CEO马兹·尼佩尔最近无奈地指出：“今年4至6月欧洲的风速远低于正常值，是二十多年里最糟糕的时期之一。”

这大大拖累了今年欧洲的风力发电量，比如德国上半年风力发电量就同比大幅缩减21%。

此外，今年光照量也低于往年，德国光伏发电就出现了1.5%的缩减。

可再生能源不给力，原本计划由其承担的能源供应因此出现缺口。这些国家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也一直在消灭和控制煤电、核电等传统能源，而这些传统电力很难短时间恢复，也不能去恢复。这就导致，缺口必须依靠天然气来弥补，进而不断加剧了天然气资源的稀缺。

稀缺导致涨价，并很快波及普通民众正常的生活。反对可再生能源的声音也因此强烈起来。比如，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就认为：国家大量关停煤矿和核电站是个错误的决定。

美国经济学家埃德·亚德尼不久前也撰文指出：“可再生能源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到来，匆忙消除化石能源正在导致其价格飙升，这扰乱了全球能源供应。”

而此次危机之前，可再生能源一直居高不下的成本，也早就让很多民众不满。

比如，丹麦是欧洲风力发电占比最高，也是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其风电在整个电力供应的占比达到50%以上，但它至今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成本问题，进而成了欧洲居民用电价格最高的国家。

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上升的德国，近年来电价也是一路攀升，仅次于丹麦。

高电价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企业，要以更高成本去参与国际竞争，进而也削弱了其竞争力。

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公司CEO博克就曾指出，高电价如果不扭转，德国工业将逐渐失去竞争力。

这些老问题加新挑战，正让欧洲可再生能源，包括其激进的能源政策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重压之下，欧洲的能源变革会走回头路吗？

率先走过高污染、高耗能模式，实现了原始积累，也吃够了环境污染的苦头，叠加人多地少的局限，让欧洲一直对环保问题更为敏感，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也走在世界前列。

上世纪9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理论家皮特·迪肯森提出“环境问题是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必须加以解决”之后，欧洲左翼人士开始进一步加强环保议题的政治化。

在此旗帜下，欧洲各国政界都出现了一种“红绿结盟”的现象，即支持环保的绿党与中左翼的政党组成了政治联盟，大量亲左翼的媒体和知识分子也持续推波助澜，最终合力让环保理念成为欧洲最重要的社会共识，也是政治共识。

咨询公司益普索去年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0%的欧洲年轻人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而认为疫情和贫困是最大危机的只有36%。

这种社会思潮和舆论环境，也对欧洲企业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11月15日，世界知名能源公司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宣布，要将公司总部由荷兰迁至英国，并决定去掉公司名称中的“荷兰”、“皇家”两个单词。

这意味着，这家130多年前被荷兰女王授权的“荷兰企业之光”，将正式“移民”成为英国公司。

而壳牌选择“背弃”祖国的原因，居然是被民众的环保热情给逼的。

此前，众多热心环保的荷兰民众纷纷起诉壳牌公司，认为它在减排方面做得不够，于是今年5月，海牙一家法院裁定壳牌公司必须在2030年底前将碳排放减少45%。

壳牌董事长安德鲁·麦肯齐闻听此事，感到万分委屈，因为壳牌一直堪称碳减排领域的企业标兵，但它却依然被如此对待。

壳牌和BP、道达尔等欧洲能源公司，是最早一批提出在2050年实现碳净零排放的能源企业。同时，壳牌也是最早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公司之一。

早在2001年，壳牌就与西门子共同组建了太阳能电池企业，并一路加大对光伏、风电项目上的投资。近几年壳牌更是大干快上，收购了大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相关的公司。

为进一步腾出资金投入碳减排，近两年，壳牌还主动削减股息，这也是自二战以来该公司首次削减股息。

去年，壳牌正式退出“美国燃料与石化制造商协会”，并正计划与其他八个高排放的能源行业协会断交，理由都是“在公司加强碳减排的大趋势下，我们不能‘近墨者黑’”。

如此一个洁身自好，政治觉悟和行动都特别正确，并且不惜与传统能源势力为敌的“好学生”，居然也被民众反对，被法院否定，壳牌于是选择了愤而离开。

**目前，欧洲多数传统能源起家的企业都像壳牌一样，一边积极走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最前线，一边承受着巨大压力。**即便已将可再生能源做到全球领先，相关环境诉讼案件依然有增无减。

为了能给公众留下好印象，传统能源公司们甚至纷纷在公司名称和商标上动起了脑筋。

英国bp公司将原名称BP改为小写字母，理由是公司碳排放已经减少了，字母也要随之变小写。

法国道达尔公司将商标设计成了七彩颜色，寓意其为一家多种能源形式相结合的公司。

最激进的当属丹麦沃旭能源公司（Ørsted），该公司原名丹麦石油天然气公司。2017年，该公司出售了化石能源业务，从欧洲最密集使用燃煤的公司之一，彻底转型成了一家以风能为主的新能源公司，公司名也彻底抛弃了“石油”和“天然气”。

虽然多数欧洲传统能源公司不能像沃旭变革得如此彻底，但是沃旭更名之后，很多能源公司竞相效仿，把名称中的“石油”一词去掉了，即便它们还在经营着石油。

这就是如今欧洲的大环境，多数人对环境正义抱有坚定的信仰，并且很难被改变。

包括一些现在因为生活成本上升而声讨可再生能源的人，只要日子稍微好过一点，便有可能重新回头诅咒传统能源的种种罪恶。长期被教育的企业巨头们自然也是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即便天然气暴涨，也几乎没人敢讲话，重启火电等传统能源。

政治和意识形态之外，对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投入，也让欧洲的新能源革命“开弓没有回头箭”。

能源政策是事关地区经济的大事，政策一旦确立，随后的投资、大工程建设将不计其数。

这就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你将无法终止这个连锁反应，而且似乎也看不到最后一张倒下的牌在哪里。

在捷克布拉格郊外高耸的高压电塔上，夕阳西下，工人们依然爬上爬下忙碌着进行着直流电网升级改造的工作。这是在如今的欧洲各国都可以看到的景象。

一百多年前，爱迪生直流电网的设想被特斯拉的交流电击败，如今，随着可再生能源在欧洲的普及，直流电设想正在起死回生。

太阳能发电产生的是直流电，必须转化成交流电才能接入交流电网。风力发电虽然产生的是交流电，但是由于不稳定，也必须先转化成直流电，再转化成交流电才能接入电网。

这样频繁的转换会产生大量电力损耗，增加电力运营成本。为了尽快实现完全用可再生能源发电，欧洲人于是大胆决定：直接脱胎换骨，把电网向直流电升级。

《2012欧洲电网10年规划》显示，欧洲已规划在10年内投资1040亿欧元对电网进行升级，以实现可再生能源与各国电网的完美融合。该规划于2015年开始实施，目前意大利至法国、挪威至德国、英国至比利时的高压直流电网项目正在快速建设中。

而这只是欧洲能源革命连锁反应中的一小部分，更大的还是对可再生能源电站等的投入。

欧洲已经有巨大的风电、光伏投入，但各个国家还在加大投入。欧洲希望到2030年建成超过200座风电场，1.2万台风电机；建成2800万个充电桩，实现汽车完全用可再生能源充电等等。

在如今的欧洲北海上，经常可以看到像航母一样巨大的作业船在紧锣密鼓地安装风电机，工人们整天吃住在巨型作业船上，只有周末才能返回陆地和家人团聚。

为了加快可再生能源的推广，很多看似不相干的部门也都被卷入。

比如，为了实现更多的发电量，欧洲海上风力发电机近年来体积越来越大，建设和维护这些发电机需要的作业船只，也越来越大。为了方便停靠这些巨大的船只，各国又必须把海港建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特别是要建设大量深水港口。

这还不算完，欧洲人还希望在海港附近就近建设制氢工厂，利用海上风电直接生产可再生氢，并输送给钢铁厂、化工厂，工厂再利用氢氧化学反映产生的热能进行冶炼，或把氢气转化为其他企业运营所需的电力，这就意味着需要兴建大型的氢气输送管网。

被裁定为减排不利的壳牌公司，现在就正在荷兰鹿特丹港建设可再生氢生产中心。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巨大的金钱投入。去年，欧盟提出的总额18243亿欧元的欧洲复兴计划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于以上的项目。

这还不包括大量企业的投资项目。比如，大众汽车决定在2023年前投资300亿欧元，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制造。2017年11月，壳牌与宝马、戴姆勒、福特和大众成立了合资公司Ionity，计划在欧洲的10个国家建设充电网络。

如果不想投资打水漂，这些环环相扣的投资和改变就不可能半途而废。而一旦终止前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远远大于一场能源危机。

这让欧洲的能源革命就像已经开始的外科手术，无法按下暂停键，无论如何更不能走回头路。

尤瓦尔·赫拉利曾在《人类简史》一书中强调：人类会被自己发明的东西控制。

比如，从狩猎、采集社会进入农业社会，就是一个偶然选择带来的无法挽回的结果。

一旦开始种植作物，就必须花时间、精力对农田进行除草、浇水、施肥等维护，还要建谷仓存粮，筑高墙防盗。进行这些投资后，人类的生活方式就被“套牢”，既舍不得离开农田，同时也忘记了如何狩猎，只能在农业革命的路上一直走下去。

如今欧洲声势浩大的能源革命，也如同这般，不得不继续“一往无前”。

而类似的能源变革，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可循。目前世界第二大乙醇汽油生产国巴西就是一个例子。

巴西生产的乙醇汽油占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其国内市场50%的汽油是乙醇汽油。

上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造成油价飙升，巴西政府1975年决定启动“国家乙醇计划”，用甘蔗来生产乙醇燃料，对乙醇生产和消费给予财政补贴，并以法律形式强制在汽油中添加乙醇。

从此以后，巴西就一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乙醇燃料生产大国，即便中东石油危机过后，世界油价下跌，乙醇汽油的生产成本大大高于石油汽油，且并不环保，也依然如此。

事实上，巴西已经回不了头。

因为从国家到企业，都已经围绕乙醇燃料进行了大量投资，整个产业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要抛弃乙醇产业，代价太大。其中，光是因此衍生出来的就业岗位就多达500多万个，占巴西全国人口的2.5%，终止乙醇，就要砸掉这些人的饭碗，所以任何党派也都不会轻易地去做这样的决定。

欧洲如今也一样。可再生能源不但投资巨大，而且关联着众多人的利益。

相关预测显示，到2050年，欧洲将有1000万人从事可再生能源产业相关工作，如果再算上关联产业，影响到的人群就会更加庞大。

这也意味着，欧洲可再生能源产业在政治上的民意基础，会越来越强。

综合来看，目前欧洲能源已经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加快科技进步，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制造成本，并解决其不稳定性等问题。

但这也将是一场激烈的科技竞赛，因为很多国家，尤其美国也在努力通过科技手段降低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并让化石能源成本进一步降低。

在这场关于减碳成本的科技战中，如果欧洲落败，较高的能源成本将可能引发资本外流，进而让欧洲再次陷入“文明引发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