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脏不疼”_风闻

作者：郑达庸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阿拉伯语专业毕业，中东问题专家；曾任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中国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大使、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

做梦都没想到会当外交官

说起来，我从事外交工作，真可谓“无心插柳”，这在我年轻的时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中学的时候，我最想学的是建筑、土木建筑、水力发电什么的，后来学校推荐我去北大读东方语，当时也不说是阿拉伯语。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东方语呢，后来才知道东方语还包括波斯语、日语、朝鲜语、阿拉伯语、印度语等。

去不去呢？家里是支持我去的，说到北京念书挺好的，而且校长还说了，将来可能会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说实话，当时我是不太懂什么是外交的，只是那时组织观念比较强，脑子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分配。就这样到了北大。

到了北大，一看有阿拉伯语、印度语、朝鲜语，我就想躲开这个阿拉伯语，不填这个志愿，结果是，恰恰把我分到了阿拉伯语专业，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当时的情况很特殊。由于没有会阿拉伯语的干部，会其他东方语种的干部也很少，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便在1954年提出要从中学毕业的学生中培养一批出来。而且我们国家的阿拉伯语底子很薄，既没有教科书，也没有相关的报纸，更没有杂志，就那么28个字母，靠的都是老师教。当时教我们的是马坚老师，很有名。

很荣幸的是，当时的系主任是季羡林先生，他也鼓励我们要好好念。

可这门语言实在难学，尤其是发音，有六个喉音在嗓子眼里天天转，而咱们中国语言的发音里头是没有喉音的。经常是一个单词要念好几天，念着念着，舌头都木了。

由于比较难学，我们与学西语的（英语、法语）学生相比，学习速度至少有一年的差距，就是说，人家学了一年等于我们学了两年，人家都能自由对话了，我们还在练发音。

还有个笑话。那时我们实习，练对话，譬如说从机场开始接待外宾，到了天安门，我们就不说话了。客人还纳闷呢，怎么说着说着就不说话了？那是因为我们仅仅把对话的内容学到了“天安门”，再后面就不会了。

我的心脏不疼

最大的笑话是1957年底，当时还在北大的我被调去埃及，参加一个由郭老（郭沫若）率领的代表团，负责翻译工作。代表团中有各界名流，还有宗教界、法律界、学术界和文艺界的人士。我当时还是学生，去的时候很紧张，但因为马坚教授正好是代表团成员，他一直鼓励我。我是马教授的学生，心想有他在就好办了，不会可以找他嘛。

在出访的会议上，我很困难地完成了翻译的任务，尽管人家不满意，但因为我还是个学生，大家也都能谅解。可在生活中，就有麻烦了，因为我在学校学的是官话，是政府的正式语言，在所有阿拉伯国家用于报纸杂志都可以，但在生活中就不一样了。就像中国的语言，仅懂普通话，未必能应付所有的事情。比方说，阿拉伯的电影大部分是土话，有时能大致听懂意思，但准确含义我就听不懂了，尤其是在街上打架争吵的土话多数都听不懂。

笑话发生在开罗机场。

下了飞机，照例要填表，这是我的工作。对方的海关人员指着我心脏的地方说了一句“艾来姆”，我没听懂，他就指了好几次。我后来实在没辙了，就跟他说：“我心脏挺好的，没事，不疼。”

我一再说不疼，他说：“不是疼不疼，是我要你的‘艾来姆’（阿拉伯语土语）。”官方语“艾来姆”的意思是“疼”，土话“艾来姆”当“笔”讲。

后来他急了，干脆自己伸手把我西装上的笔拿下来让我填写表格，并告诉我：“这个词当‘笔’讲，不是当‘疼’讲，你完全听错了。”

我一下子满脸通红，太丢人了。原来“艾来姆”在这里是指我西装上的“笔”，意思是让我把笔借给他用。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开完会后，坐马车游览尼罗河大街。我当时陪的是谢冰心、张瑞芳，上车后，我跟赶马车的老人说：“咱们可以走了。”当时用的是官方语言，可赶马车的老人就是不动。

我很着急，把所有学的词都用上了，他还是不动。后来张瑞芳举起手往前指并说：“那不就是往前走嘛。”结果赶马车的老人喊了声“鲁赫”，还真就走了。我很奇怪，这个“鲁赫”在学校学的是“灵魂”“鬼”的意思，怎么到了这儿就当做“走”来用呢。

说实话，我真的很尴尬，当时谢冰心说：“看来，阿拉伯语是很难学。”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反倒激励了我。回去后，我就拼命地学，但是至今也没有学好土语……

-End-

文字 | 《听大使讲故事》 

作者 | 郑达庸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