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恩人和犹太战友_风闻

作者：王昌义 193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60年在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先后在西亚非洲司、新闻司和驻外使馆工作，历任科员、副处长、处长；1982年任新闻司副司长；1983年至1989年先后任中国驻吉布提和驻叙利亚大使，1989年至1993年任西亚北非司司长，1993年至1995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95年至2000年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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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担任驻以色列大使期间，曾多次参观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馆前广场的圆柱上雕刻着“记住”一词，其意不仅是要纪念“二战”期间被德国纳粹残杀的600万犹太人，也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犹太人的义士，比如德国富商辛德勒和中国外交官何凤山。

何凤山

然而，何凤山的事迹尘封了半个多世纪才为人所知。我第一次参观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时，进馆前先穿过一条“正义大道”，这条林荫道的两旁种着几百棵大大小小的常青树，每棵树下都立着一个小木牌，牌子写着一些非犹太社团和个人的名字及国籍，他们在“二战”中曾经营救或保护过受难的犹太人，辛德勒的名字就在其中。然而，当时我却没有看到中国人的名字。据我所知，“二战”期间曾有几万犹太人拿到签证，从欧洲逃到上海避难。如果没有中国“辛德勒”的帮助，他们怎么能成行呢？

于是，我就向以色列朋友问起了此事。他们告诉我，取得义士资格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个人行为；二是冒着生命危险。我就想：“难道就没有符合条件的中国人吗？”直到1998年，我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举办的一次活动中遇到定居美国旧金山的何曼礼女士，这个问题才有了初步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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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女士告诉我，她的父亲何凤山在1938年至1940年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曾向大批奥地利的犹太人发放了赴上海的签证。当时，上海尽管不需要签证即可入境，但犹太人必须持有前往目的地的签证才能获准离开奥地利。1938年8月，纳粹当局在奥地利成立了“犹太人外移办公室”。很快，第一批犹太人被押往达豪和布森沃尔德集中营。纳粹当局下了命令，说犹太人只要马上离开奥地利，即可获释。许多犹太人想去美国避难，但美国接收奥地利移民的名额已满，而英国和其他国家也不给他们签证。

何凤山亲笔签发的中国签证

这时，何凤山勇敢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始向所有提出申请的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的签证。两年内，他共发放了数千份“生命签证”，帮助犹太人逃离了虎口。许多犹太人幸存者回忆这段往事时，都深深怀念和感谢这位“中国恩人”，并说上海是他们“最后的求生之地”、“拯救他们生命的方舟”。何凤山自己谈起这些事时，则很平淡地说：“对犹太人的厄运深感同情是自然的，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帮助他们也是应该的。”

其实，何凤山很清楚自己的行动可能产生的风险。德奥合并以后，他就把妻子和女儿送往美国避难。他的行动受到了上司和纳粹当局的刁难。当时，中华民国驻柏林大使陈介曾要求他停止发放签证。中华民国的外交部还给他记过处分。纳粹当局则以领馆房产属犹太人所有为由，强行将楼房没收。这些都没有吓退何凤山。在向国内申请迁移经费遭到拒绝后，他就自费租下一间较小的公寓继续工作，直到1940年5月被调职。

何女士告诉我，何凤山已于1997年病逝。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她已向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讲述了父亲的事，要求追认何凤山为“义士”。以色列方面已同意对此事进行调查。

何凤山儿子何曼德先生和女儿何曼礼女士

2000年7月，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正式授予何凤山“义士”称号，并在纪念馆义士园的纪念碑上刻上了他的名字。2000年1月，何曼礼在大屠杀纪念馆代表父亲接受了这个荣誉。

“二战”胜利后，上海的一部分犹太难民回到了以色列。他们为了纪念在上海的生活，特地在特拉维夫市郊建了一座房子，名字就叫“上海居民区”。我曾应邀前去参观过这座建筑物，它实际上就是见证犹太人同中国人友好交往的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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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生命签证”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位医生，他来到中国后投身抗战，成为中国第二个“白求恩”。

这位医生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中文名叫罗生特。他特别厌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1938年5月，德国吞并奥地利8天后，盖世太保即将他送往达豪和布森沃尔德集中营。一年后，他得以获释并被告知：必须在14天内离开奥地利。当时，他的父亲已亡故，一家人四散逃离。几经周折，他从中国领事馆取得了赴上海的签证。

罗生特（前排右3）黄农（前排左3）

1939年6月，罗生特到达上海。不久，他在上海开了诊所。通过朋友的介绍，他认识了在上海生活的德国籍犹太人汉斯·希伯。希伯是著名记者和政治家，曾是德共党员，同中共上海地下党有秘密联系。当时，希伯在上海联络了一些外国进步人士，经常请他们到家里聚会，罗生特就是其中之一。在希伯的影响下，加上自己的耳闻目睹，罗生特更加憎恨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同情和钦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941年初，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遭到上海外国友人的一致谴责。罗生特义愤填膺地表示，他要去苏北参加新四军。1941年3月，在有关方面的周密安排下，罗生特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受到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的热情接待。

黄农（王雨田 时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 一排右1）罗生特（ 卫生部顾问 二排右1）白备武（卫生部原部长 二排左1）谷广善（卫生部政委 后排左1）刘放（卫生部副部长一排左1）（康矛召 摄）

此后，罗生特全身心地投入医务工作之中。他不计较生活环境差、医疗条件简陋，也不考虑个人安危，既给人看病，还培训医护人员。当时，部队驻地分散，交通不便，但只要需要，他随时出诊。对老百姓求医，他也热情接待。他经常说：“我来这里不是游客，而是白衣战士。”因此，大家都称赞他是“新四军中的白求恩”、“当代华佗”，还送了他一个昵称——“长鼻子”。

1942年，罗生特通过陈毅和新四军政治宣传部长钱俊瑞的介绍，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名特别党员。

1943年春，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患严重肾病，经罗生特治疗后，病情好转。此后，罗生特被调往山东军区工作。

1945年，罗生特同中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至1948年，罗生特随罗荣桓的部队到达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卫生部顾问兼第一纵队卫生部长。他很尊重传统的中医，鼓励工作人员用中药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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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以后，罗生特随军进入北京。因患心脏病，他申请回奥地利探亲。1949年10月，他动身返回维也纳，后来去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家医院工作。但是，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1952年4月22日，罗生特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葬在特拉维夫附近的墓地里。当时，以色列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中国的经历。

山东莒县举行纪念罗生特90诞辰活动

（《中东散记》图）

然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1992年，中国有关方面在罗生特90诞辰时组织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在他工作过的山东莒县为他竖了一座汉白玉塑像；当地医学院的一个系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上海和其他地方播放了有关他生平的纪录片等。

作者（右二）出席罗生特的生平图片展

（《中东散记》图）

中以建交后，罗生特的墓地被重新修整。1996年初，我第一次拜会以中友协会长考夫曼时，他就向我谈起罗生特，并安排我去拜谒罗生特墓。1999年10月，以中友协与特拉维夫大学的犹太人大流散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次活动，主题是“一个维也纳医生的中国传奇”，详细介绍了罗生特的生平。

应该说，“中国恩人”和犹太战友体现了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相互同情和支持的传统友谊。他们都为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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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东散记》

作者 | 王昌义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