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法律的形成模式_风闻

   西方人潜意识应该有一个情节就是，有一个天堂制度教条，这个制度是抽象于具体的人类，绝对完美的，而且是绝对永恒不变的静态的教条。所以，人类只要慢慢摸索，无限逼近这些神圣教条，就能得到永恒幸福的天堂社会。

    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中国从老子开始就告诉中国人，人类社会没有绝对可以”列写“的真理教条，所以”道可道也，非恒道也“。说出来的教条都不真理。只有合适当下社会情况的教条法条，没有绝对永恒正确的法条。当然这里不是说中国的法律可以随便改动，改动的门槛也很高，但是在哲学层面，教条没有绝对神圣性，在一些极端的社会环境，教条就可以变更。西方教条有绝对神圣性，变动教条就类似宗教改信。类似天崩地裂。西人要么会觉得惶惶不可终日，要么就”膏帝死了“，开始为所欲为。

   而中国改变教条，也并不是瞎搞，乱改，依据是人的”仁心“，众人推举 “有道德的贤人能人”（选贤与能），授权“贤能”依据 “仁心"，编撰适合当前环境的法律，风俗。以此疏导教化社会（讲信修睦）。以达到一个善治的结果（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 为啥要推举“贤能”，而不是让众人自己依据自己的仁心，产生一个合适法律呢？ 

     虽然”仁心“本来人人都有，但是贤者对仁心体悟会更深，而”能人“ 术业专攻，对制定社会法律风俗有更高的专业技术能力，这些是普通人所不足。

    可以看出，这个流程，是在社会法律形成之前，当时并没有法律去规制这些。如何保证成功呢？这个时刻，虽然没有法律，但是 ”人心“，”人性“却在法律之前。你只要，或者必须对人性的善有信心，对”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有信心。就算有少数次是失败，但是多数时刻 人类可以自发自然形成这个流程，然后贤能者，把人类社会成功导入善治的常态。而中国历史表明这个判断是对的。中国大乱后社会导入常态治理，哲学上并没有一个所谓先验”神“的介入，都是”人“在运作。于是中国一直都坚持着”人文社会“，文化中拒绝有一个所谓”神“对人类社会的绝对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