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以掌握木工、车工的技术人群比例来看，我国这块真的没有别人强_风闻》_风闻

      这位先生的感受很真实：什么代造就什么人。要说根本原因，那还得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问题。

       1、“士农工商”是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士人”地位最高，做了官的士人就是士大夫。古代“公务员”的起点就是从“士”开始。世人经过“国考”才能中榜（其实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也还是这个路子）。所以中国历来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信条。而西方文化中就不这么明显。

       2、中国的士人就像陈嘉映所言：“ 士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只是统治者的工具，他们富有理性，但这个理性，相当于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比如说我有一个小县城，不愿封给我的宗族，但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去管理，我就在士里选一个能干的去管理。”“无论从社会身份上还是从思想内容上说，中国的士人都不大像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在学问上在知识上首先有的都是政治关怀。他们的研究、他们的思考方式始终都是高度的政治化、社会化或者是说伦理化的。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很难设想他会去从事纯粹智性上的追求，而和政治伦理无关。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如果一个读书人那么做了，大家会觉得你是太古怪了，几乎要把你当做一个异类。不管是尊德性一派还是道问学一派，两派的基础都是尊德性，任何知识上的追求都是要跟齐家治国平天下连在一起，否则大家就会认为那只是低劣的知识，甚至是带有破坏性的知识。我从这一点想讲到另外一点，也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我写过一本小书叫做《哲学科学常识》，在里头谈到过这一问题。我在那里说，这个问题，所谓李约瑟问题的问法不太对，要问的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而是西方为什么发展出了近代科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是常态，除了欧洲，其他文明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只有针对例外的情况我们才能问为什么。”

       陈嘉映认为：“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纯粹智性的追求，对无关利害的真理的追求。”“ 中国文化传统不像西方传统中那样富于纯智性追求，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性精神，中国人不科学。我想说中国在“理性”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不比西方人缺少理性。我刚才讲到中国人跟欧洲人有很多共同点，重理性就是一个突出的共同点。要说，欧洲还有宗教，还有长期的中世纪等等，不如说中国人是更加重理性的。中国人当然更不缺聪明和技术，在两千年中中国的技术不说比欧洲更发达，至少是不差。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理论兴趣，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不但历史上是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从阴阳五行理论到宋明新儒学的理论，一直到今天高喊的理论创新，没有当过真。中国人在理论建设上是最没有成就的。我们这一两代人给世界文明增添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要问理论，我敢说的确是没有增添什么。人家有一个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我们去做田野研究，给人家的理论作例证。”（陈嘉映  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异中国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

    “鸦片战争中英国人派出来区区几艘军舰，我们大清帝国动用了全国的军队跟英国人作战，可以说在英国人的一方，原则上没有什么伤亡。把中华帝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帝国打败的战争，对方没有什么伤亡，大多数所谓伤亡是非战斗的伤亡，因为长途的海航得了痢疾，水土不服等等。”中国的士人不会看不到这个情景，但是中国士人没有自然科学的常识，只能斥之为“奇技淫巧。”

      3、中国的士人自誉为知晓“天人合一，四书五经，”的读书人。全不像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那样追寻物理的世界的那些”客观现象“的道理是什么。也不像瓦特、爱迪生和马可尼那样钟情于发明”科学器物“。即使是造纸术和火药以及指南针，也不过被看做”工匠劳作之物“而已。所以根本就想想不到这些都是未来工业革命的奠基之物。当然这也和封闭的农耕经济历史有关——四大文明古国中，以农耕经济为特征的都没有演化成为现代工业型国家。

      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工匠”，工指做工。匠，即匠人，有手艺做工之人，现代被称为大师傅。铁匠、木匠、鞋匠、染匠、泥瓦匠等等。他们的手艺也就是士人说的“奇技淫巧”，不成体统。至于百度百科解释中不加了一个“技术员”称谓，那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就没有这个说法。而且中国工程职称序列中的技术员岗位也没有明确包括工匠之说（学历限制）。计划时代的人事局是不管“工匠职务”的。所以一直到现在，“工匠”仍然归属工人序列。

      5、再从西方文化说起，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发端于古希腊时期。中西文化差异太多了，可以描述，也可以分析。但是，文化的历史性和完整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历史性规定的，所以讲文化要多从历史方面来讲。现在讲文化规划，其实规划就是一个非历史性的词，文化靠生长、培养，没法靠规划。讲到中西文化问题的时候，普遍性作为哲学问题肯定一直是在背后放着的。

       文化比较作为一个概念虽然比较新，但回过头去看，可以说人们早就在1000年前、2000年前就开始做文化比较。中国比较早的时候的文化比较一般是用“夷夏之辨”这样的说法来进行的。什么是华夏文化，什么是蛮夷？某种意义上蛮夷就是没文化，华夏就是有文化，文化就是用华夏去化蛮夷。一般说来在鸦片战争之前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基本上中国人都认为中华文明、华夏文化是文化，是最高的文化，最好的文化。 

      陈嘉映认为：“西方不完全是这样。比如希腊人也跟中国的古人一样，把自己看作是文明人，把周边的民族看作是barbarians。但是比如希罗多德（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的作者），他在《历史》，也叫《希波战争史》这本书里头，也说到希腊的文明、文化是最好的，但是他这个最好很大程度是在跟别的文化比较了之后得出的。这跟中国有点不一样，中国人不是在比较了之后觉得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而根本就是把中国文化是最好的当做不言自明的，当然这种心态和看法，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强烈地改变了。”虽然中国古代哲学很早就有“扬弃”的意识，但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上却往往不见了“扬弃”的踪影，直到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四运动，知识界才有了一点醒悟——科学救国。尽管如此，中国的人才培养之初，“天演论”——中国科普启蒙之作也并没有进入大学课堂。如果说从规模角度看，开启中国科学人才的始端，那还是“庚子赔款”之后的“公派学童留美”开始。算是“借助外力”，中国有了培养科学人才的渠道。中国现代物理奠基人叶企孙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在叶企孙的推荐下李政道也进入了公派留学生的行列。进入公派留学生行列的还有胡适（文化），梅贻琦（教育），胡明复、姜立夫、陈省身（数学），周仁（冶金），孙学悟、侯德榜（化学），龚祖同（光学）杨振宁、李政道（物理），钱学森（导弹系统）、童第周（生物）、汪德昭（声学）·······就是这些公派留学生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的人才基础。

      6、科学与工程、职业培养与理论研究原本都是科学研究与应用“两架马车的两个轮子，是缺一不可的“同一目标的两个方面”。理论者可以想象“给我一个支点可以翘起地球”，但工程实践给与否定回答：“不可能”；设计者画出的图纸如果没有工艺技术和制造装备的基础支持，永远只能是“虚拟之作”。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告诉我们：没有适当的激励机制，人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抑制。中国教育的最大失败是把职业教育当成“解决饭碗”的抵层次教育。

       没有意识到培养一个技能型的工艺技术人才的耗费往往要高于普通学历教育的投入。患有渐冻症的霍金可以成为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但不会成为技能型的工艺技术人才。技能型的工艺技术人才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理论研究可以采用预先假设的简化模型进行，但技能型的工艺技术人才很难行得通——他们只能在限定的条件下厘清问题找到解决的实际方法。这就是当代“大国工匠”的智慧、学识和能力。**“你只告诉他要打开一扇门，如何开启就看他的造化”。或者企业里的一句行话：“工程师画了一只眼睛，技师要点上一个点。眼神如何就看技师的造化”。**这里我用黑体标出来，就是在提醒，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节点。这个过程类似于产业链的“枝杈”结构。在这个“枝杈”结构上的每个树叶就是一个节点。工程师只是画出了树的枝杈结构，那些“树叶”表面上是随机分布的，其实都存在内部联系。技能型的工艺技术人才就要具备对每个”树叶“（即工艺节点）做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这才能完整实现创新的目标任务。

      7、人才的培养和尊重。

       ①培养：职业教育师资和硬件投入与普通学历教育的不同。职业教育师资除了常规教育的师资以外还需要配备有长期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现场培训教育：产品的生产流程安排及生产组织流程，工艺路线及工艺规范试验和标准化规范质量控制策略和技术验证，安全生产规范及应急措施处理，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攻关和提高、费效比的控制策略等等。这都是复杂系统的控制问题。也就是说， 技能型的工艺技术人才不仅要成为技能专家，还要具有管理生产过程的“杂家”，知识面要宽。其岗位职系决定了 技能型的工艺技术人才要具备“全才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讲：技能型的工艺技术人才是企业内生动力的基础性资源禀赋。

       ② 技术诀窍本身就隐含了对理论的补充或修正。经验来自于实践，成功的实践就是对理论的完善。若干路径求其优，而这个”优“又从何来？只有实践对经验的验证。所以你读了几年本科，由于缺乏实践，所以对经验的验证还缺乏基本能力。所以德国一直坚持”师傅带徒弟“。中国也有这样的例子：”师傅支个招胜读三天书“。中国的在基业教育何时能做到这一点我不好说，但这个方向还是要坚持——从实践发现问题，从解决问题找回理论。

       ③技师制度在发达国家已经多年，50年代中国企业里的技师大多是旧社会企业里保存下来的。些苏联时期，技师制度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是经过“扫盲”，企业工人的技术素养在技师的管理下班组技术水平提升很明显（比如倪志富创造的“倪钻技术”后来经过大学学习完成了“群钻”系列成果受到世界很多国家企业的重视和借鉴）。其实，技师制度有些像军队里的军士长制度：士兵的管理和作战技能都是军士长的职责，军官并不直接过问这些事。军士长在部队基层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关键。

      中国的职称制度现在有点乱，自打实行工人8级工资制，干部实行24级工资制以后，工人和干部的管理就分开了。尽管后来又有“以工代干”，实际上不过是“计划外”的特例而已。“8级工”就成了工人的“天花板”。所以脱离实际、背离人才使用规律的做法不利于激发人的积极性。恢复技师制度，冲破“8级工”的天花板，是倡导“劳动致富”的体制新路径。也让学生、家长和职业教育看到新希望。这才能推动“中国制造”走向更高的层次。  

最后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要提高技师的收入。技师的工作性质与设计师有明显的不同：一是培养技师

的难度要比设计师难度大，技师要解决的很多是随机性的。即遇到什么问题就要解决什么问题。也就是及时解决不能影响生产。根底就是现场脑子要灵活，知识面要宽。下意识拿出办法全靠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二是问题出现的随机性大，相关经验也都需要经过验证的保证才能实施。所以逆向思维和空间思维要有快速反应。三是设计师有充分的思考时间，而技师没有那么多思考判断的时间。四是设计师有预先确定的设计目标和任务。技师则主要是根据生产流程的状态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五是一个称职的技师岗位成熟期至少5-6年以上，并且动手能力要很强。

     由于字数的原因不能回帖，故在此作答。

     原文参见观网《以掌握木工、车工的技术人群比例来看，我国这块真的没有别人强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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