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 | 由史学转型看新文科视野下的学科建设_风闻

张越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新文科是当今变革时代事关人文社会科学转型与发展方向的系统性前沿理念。如何在新文科浪潮中寻找变革方向、调整学科布局、确定学科定位，是关乎历史学能否立时代之潮头、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健康发展的大事。

近代中国史学转型与嬗变

回顾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时代变革时常成为影响史学发展的关键因素，也往往成为史学转型的重要节点。历史学在不同时期的学术地位或学科位置都在不断变化，其本身结构部类和研究内容也随之调整和完善。

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从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部类，到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反映了历史学自身体量及学术影响力从小变大、由弱至盛的过程。史学从《七略》中的六艺之下的春秋类，发展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乙部之书的15大类。虽然这是基于图书分类的古代学术体系，却反映出两千余年里史学在古代学术中的发展。

大约在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建立“新史学”的号召后，中国史学随着传统学术壁垒被打破而开始了近代转型，最初的表现是史学作为“国故”“国学”的组成部分面对西学的冲击与植入。近代以来西学的涌入，使得特指“吾国固有之学术”的“国故”一词流行开来，“国故”中的史学仍然属于传统学术中的史学之义，然而清末学人已经有使旧式学术体系向西式学科分类靠拢的意识。如1905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连载的《周末学术史序》，尝试分述心理学史、伦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哲理学史、文字学史、法律学史等16种学科史在中国古代形成发展的大致情形。但是，彼时对国粹（国故）的保守和依恋情结，仍难掩中国人在西方文化面前缺乏自信的心态，局限于颂古常谈中的“古学复兴”的期盼和经学的羁绊，均使上述意向难以进一步发展。不过，废除科举制后，新式学堂的出现及新式历史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已经使旧式学术体系在“体制”上失去生存空间。

新文化运动使“科学”观念强势冲击了旧式学术体系。以胡适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等文章为标志，“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思潮”纲领的提出，不仅引发了“整理国故”运动，诠释了用“科学方法”融通中西史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而打破了新旧学术界限，而且形塑了近代意义上的“国故”观念，即改“国故”为“国学”，“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胡适将他设想的“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视为“中国文化史”，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思想学术史等10个方面，“国学”范畴中的史学就此向西式学科分类体系转型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近代历史学学科独立创造了条件。胡适等人的所谓“中国文化史”未必能够涵盖并取代新的历史学的整体，那些具体的专史分类也未见得合理。1923年胡适为清华学生开列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仅有工具书、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等三部分，思想史和文学史书目却达164种之多，清华学生既疑惑此书目“国学范围太窄”，实际仅含思想史和文学史两类，不符合胡适自己说的10个方面，又质询部帙如此浩繁之书目“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胡适答复说思想与文学之外“无从下手”，而为使读者不至“没有伸缩的余地”，便将所列国学书目的程度与范围“不知不觉的放高了，放宽了”。此事说明了史学转型在学科建设上的操作难度，但胡适要求用一种全新的观念即“文化史”来统整“国学”，希求以各种近代意义的专史研究充实历史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通过“整理国故”，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逐渐用现代学术体系取代“国故”以构建中国史学新体系的实质性努力。近代中国历史学由“国故”中的史学过渡到“国学”中的史学，进而脱离“国学”的外衣，形成独立的史学学科，已成必然之势。

胡适

概而言之，经过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否定，再到新文化运动期间“整理国故”运动变“国故”为“国学”，直到明确提出做成“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目标，实际上是在学术体系方面实现了新旧史学的转换。从学科分类角度明确了由传统学术到近代史学的转变，这既是“整理国故”运动的重要收获，也克服了之前“新史学”思潮简单否定传统史学的弊端，勾勒出中国史学“学科化”的新面貌。在五四时期及以后的史学发展中，近代学术分类体系在历史研究和教学领域均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学术分类体系，“国故”“国学”这类词汇的使用率愈来愈低，一些高校相继建立的“国学院”也基本上是有“国学”之名而行新式研究体制之实。学科分类与学科重建成为近代中国史学转型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当代中国史学的学科调整与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史学一度受到苏联学科分类的较大影响，但在总体上还是以我为主地调整着学科发展方向、充实着学科建设，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世界史和考古学学科体系日渐完备。与民国时期最大的不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于主流地位，唯物史观贯彻于史学各个研究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注重社会经济史研究，同时在运用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历史理论方面，有着多层面的、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讨，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历史叙事模式，也明确了现代史学学科分类体系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这是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又一次重要学术转型。

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应与世界接轨的呼声更为强烈，其客观态势也更加明显，面对国外各种学术理念的冲击和全球化趋势，中国史学迎来了又一个更新观念、反思自我、调整学科体系、改变研究范式的节点。与此相关，过去二十余年间出现的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与思考：一是“国学”的重提与再倡，二是历史学门类的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的确定。

对于前者，国学的“复兴”固然是特定时代氛围所致，但是，回顾当年“整理国故”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收获，借鉴以往人们对国学的争论及结论，重温王国维所说的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以及“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的不刊之论，加之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形象与清末民国时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重提国学未必是强化学术自信的有效途径，对优化历史学学科学术体系亦缺乏说服力。文化复兴不等于国学复兴，弘扬传统文化也非重提国学所能做到。振兴国学不是复古，诸如民间流行的青少年机械式诵读经书、举办仿古成人礼等做法，多属表面形式的“装扮”，而一些高等院校成立的各类国学教研机构也引发了学界的诸多议论。致力于中西融通的五四时期学人，希望以西式学科分类体系整合传统的治学格局，这在今天不仅显见成效且操作日益成熟，若再期冀以所谓“国学”“国故”研究或弘扬国学，不仅在学理层面难以说得通，而且对于“国学”如何契合当下的学科体系以及解决由此引出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系列问题，恐怕都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答。

对于后者，世界史学科独立为一级学科，是中国史学的世界史研究不断发展的客观结果，也是面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努力提升世界史研究水平的举措，是历史学学科设置的重大变化。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至今已经过去十多年，其学科建设成绩有目共睹，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各自独立为一级学科的情况下，在世界史人才培养体系中，中国史部分是否需要格外重视？世界史和中国史虽形式上分科而治，然而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中国和世界必然紧密相连，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必定是突出中国话语权的世界史研究。

以上两个现象可以看作当下中国学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中、中国史学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张力中尝试求变求新的实际反映。当代中国史学需要在新语境中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模式，这一需求显得尤为急迫，而新文科建设思路的提出，则为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打开了新的视野。

新文科视野下的史学学科建设方向

与中国史学转型之初相比，新文科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学科建设，已经全然不同于当初那种被动接受和学习西式学科分类体系、过分摒弃传统学术资源的做法，而是在塑造时代精神、彰显中国价值、迎接全球化挑战、培养新时代人才的大环境中，主动创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当前中国史学界的基本共识，这是在总结百年来中国史学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认识。“三大体系”中，历史学学科体系居首，现有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无论是历史学门类的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还是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其中有相当部分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后不断充实或创建的，继续健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体系和探索新文科发展路径，应是构建新文科视野下中国史学学科体系的主要思路之一。当代中国史学学科建设是以历史学学术体系为基础的，中国特色史学理论是构建中国史学学术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历史学学科体系与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话语体系是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展现系统，是中国特色历史学面向世界的有效表达，涵盖了掌握学术话语权、展示研究前沿和学术特色、传播历史知识和普及历史教育等多种功能。历史学话语体系是通过历史学学科体系下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模式反映出来的。

以新文科视角审视历史学学科建设方向，需要注意的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在现有的三个一级学科框架下，需要强化三者内在沟通，打破人为设置的学科屏障。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等问题的探索中，考古学学者已经愈来愈意识到考古学需与历史学结合，共享资料、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上的成果，才可能获得更大的突破，而历史学尚缺乏主动深入考古学研究场域的意识；中国史和世界史目前在形式上虽分科而立，但这不应成为中国史研究弱化外国史因素、世界史研究忽视中国史内容的理由，应该在加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融中国史于世界史的“大历史”研究格局。在沟通一级学科的思路下，重视在二级学科层面优化学科设置、明确学科概念且泛化学科界限也十分关键。如目前在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中都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二级学科，前者通常被表述为“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后者通常被表述为“外国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实际上史学史确有中外之分，而史学理论以概括、抽象历史发展和历史学研究的理论认识为主，虽存在中国人总结的史学理论和外国人总结的史学理论，但“史学理论”本身未必有明确的中外之分。

其二，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应该是新文科思路下中国史学学科建设的主要目标。“三大体系”中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都与学科体系建设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才培养效果有密切关系，而学科体系的构建则是再一次检视近代中国史学转型中形成的以西式学科分类为主体的历史学学科体系的机会。构建面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需要在总结百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汲取传统文化、传统史学积累下来的学术遗产，以我为主，调整体用关系，在更深层面践行陈寅恪所说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为此，学科设置的内在逻辑、中西体认、结构安排等尚需慎重思考。

其三，需要重视探索新文科的人才培养模式。目下高校“强基班”“实验班”等本科教学模式，也是新文科视野下的新举措，这种模式不能止于招生方面的操作，更重要的是培养方面的规划。笔者在文科教学中发现，“强基班”的整体课程设置尚缺乏系统论证和有效实施，往往想当然地把文史哲各科课程拼凑在一起，几个学期下来，“强基班”学生掌握的知识甚至不及普通班学生更为“专业”和系统。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环环相扣，当务之急是加强相关培养模式的探索力度。

总之，新文科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学科建设，必须遵循历史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要总结学术史和学科史的经验教训，避免一味趋新、政绩为本、好大喜功。新文科视野下的历史学提倡学科交叉、学科融合，强调培养跨学科研究人才，但是学科交叉和科际融合应该理解为优化学科而不是弱化学科，没有经过扎实的专门学科的人才培养过程，跨学科研究人才培养终归是纸上谈兵。新文科视野下的历史学强调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然而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就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的过程中发展而来的，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之一也是构建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简单提倡复兴国学难言面向世界和走向世界，一味复古也无法真正展现新时代中国学术风貌，只有承继传统、敞开胸怀、海纳百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走出自己的学术发展之路。新文科视野下的历史学更加重视发挥史学的现实功能、致用功能，这对于纠正此前一段时期片面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以至史学研究出现“碎片化”现象有着积极作用，但是如何处理好史学的学术性与致用性的关系，怎样在历史学学科建设中兼顾学术研究的科学品质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立场，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将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结合到“如春在花”“如盐在水”的程度，都需要不断探索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