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_风闻

为什么中国很多大学会盲目地招收留学生？

为什么中国大学的双一流建设正误入歧途、陷入无脑的鲦鱼现象？

本文将给出源头的解答。

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积极探索

2021年8月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系到我，问是否可对他们社刚刚出版的几本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的新书写一些书评。这三本新书分别是：

1. [加]伊夫斯.金格拉斯（Yves Gingras）著，刘莉  董彦邦  王琪 译，《大学的新衣——对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科研评价的反思》(Bibliometrics and Research Evaluation)。

2. 冯倬琳  刘念才 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蓝皮书（2020-2021）》。

3. 顾建民等著，《大学何以有效治理——模式、机制与路径》。

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并感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也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与其他我曾写过的书评非常不同，在上海交大出版社寄给我这三本新书之后，同样认真地先阅读了这三本新书。但我并没有马上开始写书评，而是对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程重新进行了一遍梳理，尤其对“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一严肃课题，从我建立的第三代科学视角进行了资料收集、研究思考之后，才来构思如何写书评。现状之危急的确使人心绪难以平复。

二、陷入迷途的世界一流大学工程建设

中国渴望自己的大学在世界上占据一流的地位，这个想法出现已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11”和“985工程”。“211工程”是指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它于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启动。“985工程”是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建设工程。1998年5月4日，原国家主席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告：“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由此，中国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国内部分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教育部领导在庆典上建议，今后连续3年，政府每年拿出中央财政收入的1%，作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资金。建议得到了原则上的肯定，这是“985工程”的名称由来。以当年财政收入测算，“985工程”总投入将在300亿以上。

2011年12月30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时表示，“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规模已经稳定，不再新设这两个工程的学校。2016年06月7日，教育部宣布《“211工程”建设实施管理办法》《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等一批规范性文件失效。相当于停止了211和985工程。2017年1月24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这就是“双一流”建设。2019年11月28日，教育部发布声明：将“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统筹为“双一流”建设。

以上工作当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这些“一流”建设上的努力，就可以发现其建议思路存在的问题之处：

将一些大学排名作为工作目标的定位。问题是：谁来确定和保证这些排名标准的鬼影数据，就是合适的建设一流大学与学科的正确目标？

这些工作过度地变成类似“限量版会员证”。能否拿到这个会员证显然是各个大学最为关心的事情，因为这直接涉及到政府投入、大学名声、招生名额和其他资源等核心的问题。因此，一旦相关的标准建立，各个大学根本无暇关心标准本身是否合理，而是会拼尽全力去使自己的学校能够拿到这个“限量版会员证”。为此不惜进行不同学校的合并、专业的调整、花费巨大的金钱和时间精力做工作等。甚至一些好不容易申请到的博士点，因为进入考核评分较低不得不大量关掉。国家以此方式投入的资金是否获得了最大投入产出，对此该如何评价呢？来自国内外的多个世界大学排名榜成了核心的评价依据。但是，这种评价依据合适吗？因为这些大学排名评价指标成为是否能拿到“限量版会员证”的关键依据，各大学负责人只能低头与制定这些标准的商业机构去做工作，把自己的排名尽可能提升一下。

三、大学排名的合理性问题

大学排名由来已久，它可以追溯到1870年开始的美国联邦教育局的年度报告根据其掌握的数据信息对大学进行的排名。这算是一个官方性质的大学排名工作。但是，在非常长的时间内，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大学，对大学的排名都远没今天这么看重，因为它在各个大学获取资源方面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排名是直到1983年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就是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的源头）所发布的。其目的是评价美国大专院校的办学质量和影响力。它把美国的大专院校及其院系分成了六类分别进行排名：

全国性大学排名（National Universities），即美国最佳大学排名。位于这类排名下的大学都能提供充足的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文理学院排名（Liberal Arts Colleges），即美国最佳文理学院排名。位于这类排名下的文理学院都能提供充足的学士学位，且这些大学授与的学位至少有一半是文理学科（Liberal Arts）的学位。

地区性大学排名（Regional Universities）

地区性学院排名（Regional Colleges）

商科类项目排名（Business Programs）

工程类项目排名（Engineering Programs）

以上大学排名只是针对美国国内的学校。以后其他各国纷纷仿效，出现了以新闻媒体为发布主体的各种大学排名，例如：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德国《明镜》、加拿大《麦克林》(Maclean’s)及日本《钻石》周刊等。这些大学排名主要也都是面向各国内部的大学。

中国的第一个大学排名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于1987年9月发布。此后，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网大教育、中国校友会网、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等十多个机构发布了30多个不同类型的大学排行榜。

将全世界的大学放在一起，进行世界大学排名，其源头却正是来自中国。这个工作显然受到211和985工程的巨大影响。由于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那么马上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评价世界一流大学，最重要的是如何确定哪个学校、哪个学科专业有资格拿到“一流”的“限量会员证”。因此，就在985工程确定的同年，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2007年12月26日成立“高等教育研究院”，2020年11月23日成立“教育学院”）就着手研究一套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方法，并于2003年推出了第一个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Shanghai Ranking’s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简称ARWU）。

此后，这个工作由上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每年持续进行下来。但是，随着这个排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增，以及对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具有了裁判员的角色，而上交大自身也是运动员之一。因此，2009年，此工作就交由独立的商业企业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即“上海软科”）发布并保留所有权利。

2003年第一个ARWU发布之后，因为这个工作高度影响世界上各个大学的学术话语权，因此迅速引爆了全球开展世界大学排名的热潮。

2004年， 英国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简称QS）联合泰晤士高等教育（简称THE）合作，共同推出自己的第一个《THE-QS世界大学排名》。200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独立出去之后，从2010年开始QS也自己独立做这个工作，每年独立发布自己的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04年，隶属于西班牙的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网络计量研究室（Cybermetrics Lab），开始发布世界大学网络排名（Webometrics排名）。

200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UNECSO-CEPES）和一组关注学术排名质量的国际排名专家，在华沙共同发起成立“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IREG)”。2009年将原来非正式的IREG正式注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秘书处位于波兰华沙。正式名称为“IREG学术排名与卓越国际协会(IREG Observatory on Academic Ranking and Excellence）”。2006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IREG讨论通过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排名的质量标准和操作范例，即高等教育机构排名的“柏林原则”。该原则共有16 项，从排名的目的、指标设计与权重、数据收集与处理和结果公布4 个方面进行了规定，以作为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排名需遵守的共同准则。网上对此组织的表述有很多差异，有关该组织发展的官方渠道资料参见本文最后的官网链接（参考资料5）。

201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与QS分手，并开始与汤森路透集团（现称为科睿唯安）合作推出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又称“THE世界大学排名”。

2014年，欧盟发布了自己的第一版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Multi-dimensional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 U-Multirank）。

2014年底，美国老牌杂志，也是最早于1983年推出美国国内大学排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也跟风推出了自己的第一个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 & World Report Best Global Universities）。

QS、THE、U.S. News等国外的世界大学排名，以及中国的ARWU对中国大学双一流的评估有非常大的影响。同时，因为这些排名在实际大学的考核评估，获得资源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各种新的排名也不断涌现，鱼龙混杂。由于这些排名所起到的重大实际作用，他们深刻地决定了大学建设的方向。因此，如果其存在问题的话，将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四、科学的指标设定问题

1. 广义测不准原理与循环因果

无论大学排名选取的指标是什么，其各个单项指标是一个对相关对象的测量数据。这些测量数据首先必须要符合测量学的基本规律。《大学的新衣——对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科研评价的反思》一书充分证明了我在《实验、测量与科学》一书中的基本观点：文献计量学以及其他6个以“计量”为名的学科名称本质上是错误的。这本书中谈到文献计量以及科学计量时，都是将其解释为“测量”。例如，内容提要中说到“文献计量指标是一种更有价值的定量测量方法”。在引言中有如下说法：“一篇论文的被引频次往往被认为是对论文质量和科学影响的直观测量”“这些指标被认为是对研究成果价值的‘客观’测量”……这本书中谈到的很多问题，例如论文被引频次并不能完全代表论文质量等问题，从测量学的一般规律来说，就是测量的误差问题。对误差来源的分析方法，完全可以直接应用于文献和科学评价中。因此，伊夫斯.金格拉斯《大学的新衣——对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科研评价的反思》这本书，事实上就是文献测量的误差分析。如果具备测量学的一般常识，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就会一目了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蓝皮书（2020-2021）》这本书，是对评价大学建设的各种测量指标或指数的方法介绍及相关的研究。

在一般情况下，对某个对象的测量数据应当是反映被测对象的客观情况。但是，无论在微观领域还是社会领域，测量过程本身就会对被测对象产生严重的影响，这可以称为广义测不准原理。一旦对大学建设的某个工作进行一个测量，并且以考核指标的形式存在，那么，测量指标的选择本身就会对被测对象产生非常重大的不同影响。这样，选择什么样的测量指标就变得非常关键了。一般情况下，任何社会组织管理中都会选择可以最大程度促进工作进展的指标，以此作为考核依据，而不仅仅是一个指标本身的纯技术性问题。这样，对所选择指标的测量，与改变被测对象之间就会形成严重的循环因果过程。

例如，假设将设定的很多学科综合分数作为考核指标，那么，就会促使大学必须要补齐缺少的学科。因为缺少一门或几门学科的话，这几门学科的分数就为零，会严重影响总分。这会使大学权衡是将资源充分投入在自己有优势的部分学科上，还是分散一些资源补齐其他要求的学科上。

2. 大学负责人的核心地位

补齐学科对于这个大学真的是有价值的吗？它是这个大学的负责人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但如果存在一个外部强加的考核指标，这个大学负责人就没有思考的余地了。

大学如何才能建成世界一流，这个问题难道不应该是各个大学的负责人最需要研究和考虑的问题吗？但是，现在的大学排名，并不是在帮助各个大学负责人思考如何建设一流大学，而是代替大学负责人把这个活干完了，各个大学负责人“只要”并且“只能”照办。要想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负责人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对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人才培养等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在这些问题上研究的程度、研究工作的投入程度有多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因为设定了这个考核指标，学术界对一流大学建设的著作，论文以及其他研究成果，那些大学负责人才有兴趣去看，去研究。如果他们不去研究这个问题，其他人研究还有意义吗？

因此，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工作来说，考核指标中如何充分体现大学负责人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和思考，就是最为重要的大学排名指标。而这个指标完全不在现有各个大学排名的指标选择中。如果大学排名的考核指标不把大学负责人放在核心和首位，这种排名是不可能有正确指导价值的。独立的商业咨询机构可以赚钱，但他们要做的一切工作目的必须是首先要体现各大学负责人和各个学科的负责人的核心作用和地位，帮助他们获得各个单项的准确测量数据，而不是替代大学和学科的负责人思考，将他们变成完全被动的执行人。因此，测量指标的选择和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客观性，而且要更多地从一旦选择了这一指标，会造成什么实际影响的角度来考虑。

具体这一项如何进行评分的细节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作深入讨论，只是指出一点：这个评价指标可以形成各个大学的负责人以及学科负责人比、学、赶、帮、超的局面，只有这样的局面，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发展。

3. 成才能力

大学是培养学生的成才的地方，那么，它的成才能力就是一个核心的能力之一。如果一个大学通过获得垄断的资源，能够招收到一流学生，有最好的教授，它当然可以获得最终的多项评价结果的考核高分。但是，仅仅以相同的结果分数就足以评价这个大学的能力了吗？并不是，如果一个大学A，它能够将一个三、四流的学生培养成二流甚至一流的人才，它对学生的成才提升度很高。而另一所大学B有资源获得一流的学生，却只是培养成一流的人才，甚至二流的人才，而不是大量培养成超一流的人才。即使其毕业生一流人才很多，绝对数量远超过A大学，也不能证明其成才能力就比前一所大学更好。如果A大学能够招收到一流的学生，它可能会大量培养出超一流的人才。那为什么不将更好的生源送到这个成才能力更强的大学？

大学不仅要成才能力强，而且要能更多地为自己的祖国培养一流的人才。如果通过垄断资源大量招收一流和超一流的学生，最终却将毕业生都送到国外去了，其成才能力同样不能得高分。

4. 坚决清除一切国外商业机构大学排名作用

在大学双一流建设的问题上，我们不仅丝毫不反对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大学经验，甚至都不反对一定程度的崇洋媚外。但是，如果去崇拜公认世界一流的斯坦福、剑桥、哈佛等大学的校长，诺奖获得者，国外知名教授等，请他们来指导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工作，甚至花比请足球外教还多的钱我们都没意见，而事实情况是什么呢？

现任QS全球教育集团中国总监张巘（Yan Christina ZHANG），2006年毕业于2000年从专科升为二本的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后进入英国拉夫堡大学读硕士。目前网上展示的个人资料为“在读博士”。英雄可以不问出处，但在科学和学术上无任何成就、来自三流甚至四流大学的学生，现在居然成为中国“双一流”建设战略发展方向上，其实际影响力不亚于中国教育部长的人，频频成为中国各个大学负责人的座上宾，并全面指导中国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怎么可能是正常的事情？

      百度百科上对拉夫堡大学在读博士生张巘女士的介绍

不同世界大学排名的指标选取、权重等差异巨大，不同大学因其学科差异的问题，如何建设得更好也必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大学发展战略方向，大量受国外商业机构的“指导”，会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安全问题。举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如果中国军队建设的考核指标是由国外商业机构确定的，一旦形成这种局面，他们把士兵的酒量作为军队建设的评价考核指标，中国的将军们能怎么办？只能整天把士兵们灌得酩酊大醉以满足考核要求。这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假设吗？并不是。例如，QS、THE都将国际学生与国内学生比率作为一个排名指标，其权重分别为5%和2%。ARWU的评价指标中就没有这一项，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的指标中也没有这一项。QS和THE只管数量不管质量的国际学生比率指标设计，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大学越演越烈地完全不顾及国际生源质量、没有任何门槛地盲目吸引国外留学生。QS与THE国际学生相关指标中都只有数量，没有国际学生的生源质量考核指标，也就是只要国际学生数量上达标了，那怕是文盲和罪犯都没关系。这与国外机构将士兵酒量作为军队建设的考核指标，以此操纵中国军队的发展方向有多大区别？尤其QS的评价指标中，高达40%权重指标是所谓的“学术声誉”（Academic reputation），详见本文后面参考资料9。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QS大学排名40%的权重取决于QS公司选择的，高达13万全球学者们的主观评价。如果QS公司选择的评价者们认为中国的某个大学学术声誉分数比较低，你以后该怎么改进呢？花钱请中国三流大学毕业的一个在读博士，给你们的校党委书记、校长、院长、副校长、副院长、党政办、宣传部、发展规划处、教务处、人事处、研究生院、财务处、国交处、学工处等单位负责人多指导指导就可以了。如此可以说是“荒谬绝伦”的机制，怎么可能让中国的大学向一流的方向发展？

比中国教育部长对大学建设指导活动还频繁、影响力还大的张巘女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在中国双一流大学的建设方向。

有一种群居的鱼类，叫鲦鱼。因个体弱小而常常群居，并以强健者为自然首领，形成整个鱼群同步游动的现象。德国动物行为学家霍斯特做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将一只稍强的鲦鱼脑后控制行为的部分切除，此鱼便失去自制和判断能力，行动也发生紊乱，但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其他鲦鱼却仍像从前一样盲目追随。

在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出现无脑的鲦鱼现象是一个双向作用形成的过程。一方面，只要具备领头鱼的地位，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另一方面，很多大学也极力想要摆脱自己现实中的不利地位，因此选择尽可能容易操作并改变自身地位的大学排名就有内在的动力。这样，越是只要花钱就可简单调整的大学排名指标，就越是容易受到市场欢迎。受欢迎越多，反过来又会强化这类容易操控的大学排名。

因此，应当尽快设立一票否决制，对于中国的大学，只要采纳任何国外商业机构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作为大学建设工作指南的，一律将所有考核分数清零，彻底清除国外商业机构对中国大学建设方向上已经形成的事实操控地位。否则，中国大学建设不是走向世界一流，而是越来越被无脑的鲦鱼所领导，大量中国的大学却不得不盲目去跟随那些无脑的鲦鱼。

5. 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能力

虽然大学里教育传授和研究的知识并非都是科学的学科，但科学是最核心的标准和能力，因此，大学应当按照科学的内在规律来进行建设。对科学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普及、以科学的方式建设学科的能力等，就是大学建设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工作。我在钱学森的科学观、传统的科学学、科学哲学、科学史、自然辩证法等基础上创立的微观科学学（第三代科学、纯科学等），可以说是一流大学和卓越学科建设最有价值的指南。例如，一切科学的学科建设中必须遵守的共轭标准（理论学科与对应的专业测量学同时存在）等。这些科学的方法和学科建设标准，应当成为一种达标性质的指标。

6.不同类型指标的效果差别：结果、过程、原因

选择的测量指标可以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指标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非常不同的。

结果指标

表面看来，一切工作都应以结果为导向。因此，选择结果指标似乎是最公平的。例如，在企业里，销售人员的销售业绩当然是最重要的考核KPI指标。但是，简单地以结果指标作为考核导向未必意味着公平，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因果关系往往是多因多果的。产生同一个结果的原因一般都有很多个。这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以结果指标作为核心考核依据，很可能产生一种自我锁定效果。例如，以大学毕业生的知识水平、研究水平或工作水平作为大学工作的结果指标，如果这个指标测量结果更高，就给予更高的评分。这带来的后续影响是：它使这个大学获得了更多的资源，更好的生源。而更好的生源和更多的资源本身就会反过来锁定其毕业生的结果指标在更高水平。大学本身所做的工作和提升程度在其中的影响即使是负面的，也不足以打破这种锁定效应。这样，并不是这个大学本身做得有多好，而是已经形成的锁定状态，加上过多的结果指标，就足以使这个大学更加锁定在优先的位置上。

因为导致同一个结果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本来我们采纳某个结果指标是期待被考核者通过正常的努力提升这个指标，但实际工作中却常常并非如此。因为通过正常努力来实现这个结果往往是投入巨大，收效很慢的。但却很可能存在其他的捷径来直接达成这个结果指标，尤其结果指标的选择不合适的时候更会如此。例如，我们前面举的将酒量作为军队建设考核指标的例子表面看来似乎很荒唐，但却并非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依据的。一个单位建设得更好，工作中有更多成就，就可能更多举办庆功会，更多庆功会导致饮酒更多，从而使士兵酒量提升更大。这是一个军队建设更好的附带结果。但是，提升酒量并非只有通过开更多庆功会一个途径，直接地多喝酒可以更快达成这个结果，甚至比仅通过开庆功会提升酒量更大。

国际学生占比就是一个附带性的结果指标。因为一个学校声誉在世界上有更卓越的地位，因此就会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来就学。但这只是一个学校建设得更好的附带结果，甚至都不是直接结果。如果把它作为考核指标来评价一个学校的国际声誉不能说没道理。但如果把它作为具有实际影响的考核指标，带来的后果就是学校可以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国际声誉，拿更为优厚的留学条件也可以招收到更多的国际学生，甚至远比国际声誉更高的大学还要多。只要留学条件足够优厚，门槛足够低，想实现多少比率的国际学生都可以。这样一来，国际学生占比这个指标对一个大学的国际声誉就没有任何测量意义和价值了。况且，大学的国际声誉是一个对实际工作评价的客观测量数据，但它也是有误差的。因为国际声誉可以通过实际工作获得，也可能因为宣传到位或符合评价者的特定口味。

过程指标

过程指标可以更好地反映实际做的工作。例如，组织召开了多少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过多少次关于大学建设的培训，博导给本科生带课的次数等。过程指标的优点是可以进行相对比较精确的测量，但过程指标本身一旦设定，就不再管是否应该做这些工作，也不管做了这些是否一定就会有好的结果。因此，做这些工作是不是一定有效，是不是应该做，需要在设定相关指标的时候进行论证。对科学规律研究得越充分，对微观的因果关系理解得充分，在此前提下越是更精确地控制过程，就可以使过程的效率和效益更大。无论大学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的过程、企业生产过程、农作物生产等都是类似的。因此，以过程指标为主的过程控制，是对规律研究更为充分和精确的表现。微观科学学（第三代科学和纯科学）目标就是通过对科学研究内在微观规律的深入研究，更多建立在过程指标管理上，实现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创新活动接近工业化的过程控制程度。

原因指标

导致一个好的结果会有非常多的原因，有很多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都可能带来同样好的结果。我们希望测量和管理的当然是内在的原因。对于规律研究得极为充分的过程，都应当是直接的原因。因此，过程指标从本质上说就应当是对于规律研究和把握得更为充分的原因。因此，我们此处所说的原因指标，除了规律性的过程指标外，更多指相关的主观努力、能力提升等方面。例如，大学领导对于如何建设世界一流高校学习和研究的活动测量指标等。原因指标评分更高未必一定就有好的结果，但将此作为考核依据，会更全面地使工作朝向良好方向发展，这是根本的途径。

五、双一流不能以“限量版会员证”形式存在

中国彩电行业发展历程是一个很好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电子工业部圈定了大约50多个可以生产彩电的企业名单，只有他们有资格生产彩电。但是，到今天，当年的名单中只有极少企业生存下来，绝大部分品牌都消失了。并且今天还在辉煌的大多是最后一批进入的。2019年世界市场份额第三的彩电生产企业TCL更是不在当年的名单中。这个案例并不一定完全适合用来描述大学建设，但它多少给我们一些启示。如果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工作最终结果只是固定了一批大学的地位，其结果就只是阻止了真正有竞争力的新兴大学的崛起，尤其是严重阻碍整个教育事业的进步。这不仅不能使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而且是走向反面：阻止中国出现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汪涛

“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理论体系创始人，历经30多年研究和实践形成科学经济学体系

中国原创技术天使投资人

云铝股份（000807）独立董事

浙江宇视科技 顾问

作品：

《科学经济学原理——看见看不见的手》

《实验、测量与科学》

《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

《即将来临的粮食世界大战》

《纯电动：一统天下》

《生态社会人口论》

《通播网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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