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中的“联想”们_风闻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本文是笔者针对前几天本号刘老师讨论张杰明一文，联想到最近又引起广泛讨论的联想集团的问题，又联想到更普遍性的长期以来在我国广泛存在的中间层套利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讨论下现象背后的历史原因。

信息差导致委托-代理关系的极致情况

一直以来，笔者有个惯熟于运用的中国社会和中国行政治理分析工具，就是周黎安和周雪光所构建的“行政发包制”。而行政发包制本身，就是我们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形下决策这个约束条件下产生的向现实妥协的唯一解。

笔者小时候读一些调查报告、社会深度调查时，时常会想一个问题：明明应该这样，为什么决策者指向了那样；明明A是对的，只要稍微去了解一下就可以否定B方案，可为什么会选B？后来我才发现，实际上真实的活动过程远比调查所呈现的更为复杂。

前几天笔者和一个朋友讨论秦汉政制、隋唐政制之间的变化，就发现其实从小政府到大政府之间的更替，不仅仅是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演进规律，我国古典时期的国家政制，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

秦统一天下后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稳固的国家体系便为农民起义所倾覆，汉初确立了黄老之治、休养生息的基本方针，到文景之治后汉代开始了政府职能与职权不断扩张的历史进程，黄老之治逐渐为儒皮法骨所取代。而在内里的，就是有效治理和集中统一之间深刻矛盾。调节这对矛盾的关键点，在于信息差，以及为缩小信息差所投入的资源。

对比汉初，黄老之术治国的源起，恐怕和秦国法制过度使用民力进而导致的民间疲敝有深刻关联。更进一步的追溯，是战国以降数百年的天下征战，早已使得天下间生灵涂炭而百姓疲惫不堪。秦国以十年时间征伐天下、一统中国，从古代的治理尺度来看，仍然属于极快的进度。这使得秦统天下的进程快于社会秩序和社会意识的形成，最终强而有力的秦国以其法制兼并天下，严酷的秦法制在六国灭亡后，由推动国家开拓、兼并的动力变成了导致社会秩序崩溃、国家灭亡的本质原因。

无论是陈胜吴广起义，还是其他地方的揭竿而起，根本上是秦制的存在已经变成了国家机器对百姓民力的过度役使、残酷压榨和严重浪费。

汉初修正秦代政治，转移黄老之术修养民力，但这是不得不为之，并非是统治者不渴望“赫赫武功”。及至汉武帝，无为而治迅速转向有为，而最后，固然北击匈奴、凿空西域，但也落得“海内虚耗”的结果。以至昭、宣时期不得不再度转向休养民力。而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中一再上演。其核心则与农业手工业社会的技术条件和“黄宗羲定律”深刻绑定，即一切面向社会的剩余产品索取，在前现代化的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下，通过转嫁，必定会演变成向贫下中农的横征暴敛。

因为社会的“正义裁决者”不掌握信息。所谓“皇权不下县”，“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所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因为信息传递的成本和边际，使得古代的中华帝国，其等级官僚制和理性只存在于县级以上层级，而往下，自然是古典的封建社会。

从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与历史上的情况当然不同。但相同的地方在于，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政策，抢占有利战略机遇窗口期的外部约束，导致必须由各地方各显神通、充分放权，才能最有效率的利用要素、发展经济。于是上层为避免信息差，通过分权和放权，干脆的将决策层级更大幅度的下移，**这就导致了实质性的“诸侯经济”，以及与这一经济现象所交织的、经济权力的中层板结。**考虑到我国并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诸侯”之间的独立性和差异性，甚至大于许多联邦制国家，这种中央-地方关系是在单一制国家中，一种推演到极致的“委托-代理”关系。

中间层的无风险套利

八九月份的时候，笔者还曾讨论过关于“双控限电”的情形。从现在来看，国家能源局的确是要控制高能耗行业的，但之所以出了岔子，一个因素是上半年广东、江苏、福建等外贸大省和陕西、宁夏、青海、新疆、云南等能源大省过度上马高能耗项目，超出了国家能源局的掌握；而另一个因素，则是由于内蒙古严查煤炭市场的结构性腐败，导致煤炭的“计划外”市场整体消失，每年实际产量减少了约5亿吨煤炭。

无论是2009年的关停小煤窑，还是2011年的减少煤矿50%，亦或者是进入新时代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也未触及煤炭生产供给领域的放任式结构，这种“计划与计划外并存”的市场结构，导致决策者严重的信息不足。当开始认真倒查，落实制度后，计划外市场直接消失，这自然导致了能源供给的严重不足。

其实这几年，类似内蒙古在煤炭领域“倒查20年”的情况比比皆是，总书记对内蒙古煤炭领域的问题是这样说，“当共产党的官,当人民的公仆,拿着国家资源去搞行贿受贿、去搞权钱交易,这个账总是要算的”。再就如陕西的秦岭北麓违建，当清算来临之时，同样是倒查15年。这样的案例一再发生，这表明，虽然说对违纪违法的查纠，多数情况下会区分更早之前和“十八大以来”，但对某些结构性问题，则就不是轻易放手了。其所指向的，大抵就是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对中间层持续分权放权后，中间层肆意进行的“无风险套利”。

无风险套利是一个金融市场的名词，它是一种利用金融工具获得无风险收益的方法。因为在金融市场中，定价的参照是风险，即风险越高、利息越高。最开始无风险套利多是基于外汇市场的，把资金投资于外汇中，规定远期汇率，取得外汇的存款收益后按既定的汇率将外汇换回本币，从而获得高于国内存款利率的收益。也就是套利的同时进行保值，锁定了汇率，这就称为无风险套利。

例如：我国年利率为7%，美国为10%，一年期美元长期汇率比即期汇率低4%时，可以10%利率借入美元，经外汇市场兑换为人民币，投资于我国，同时卖出远期人民币，则可无风险净赚1%的差额。后来，凡是存在无风险获得利润的结构，即称为无风险套利。譬如说，某些企业以LPR利率获得贷款，然后将自有资金以市场利率（高于LPR利率）拆借给自己的供销伙伴企业，这里实际上就是利用政策优势在进行无风险套利。

笔者之所以借用“无风险套利”这个概念，来描述九十年代末期以来的经济和金融活动中的乱象，大抵也是因为，许多这时期富起来的一代人，实际上既非“勤劳致富”，也不是“冒了风险进而获得风险收益”，更和互联网发家这代人的技术获利和依靠资本集中快速放大不同，他们的成功，大抵都是“无风险套利”，也就是我们过去在谈论改革和改制中所说的“原罪”。

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类似这几天舆论场所关注的“联想”。实际上联想的改制，是上世纪末到新时代前，这近20年间国企改制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一个代表。联想的所有制变化过程，实际上很多年前就已经不是秘密了，他是通过内部管理人团队对公司的实际掌握，利用九十年代期间的“改制”、“股改”的流行风潮，以及直接上级对股权等概念的不熟悉，一步步将八十年代流行的“利润分配权利”（是厂长负责制逻辑下的产物）包装和替代为职工股份，又通过缩小“职工”的概念范畴，将职工的范围缩小为联想的管理层，最后再引入外部的“帮手”，引入“社会资本”购买联想股份，而后倒手分发给管理层等人。

一通操作下来，中科院股份和员工股份被稀释了，管理层反倒持有42.5%的股份，成了大股东，压倒了国有资本和员工持股。整个过程自然是充分玩溜了“信息差”，对上层来说，起初的“职工持股”怎么看怎么像是姓“公”的，再加上还有中科院的持股，批准机关估计是怎么也没想到持股的职工就只是一个“羊头”。

另一个案例，则是张明杰案发的过程，根据检方指控：2009年7月，哈尔滨产权交易中心发布有关原种场整体产权转让公告，公布标的底价为6160万人民币，且转让不包含国有土地使用权（3.5亿就是指这块地）。之后东江公司提出受让申请，拟合同阶段，张明杰在转让合同中加入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内容。8月，在其主持下，东江公司、原种场及其上级主管单位举行产权转让签字仪式，仪式上的张明杰蒙蔽原种场及其上级主管单位有关人员在已被加入包含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内容的“转让合同”上签字。

这样就完成了利用职务之便，以6160万转让国企并且把市场价值3.5亿的国有土地白送给了私人公司。还有就是6160万按规定应由转让方（原种场及其上级主管单位）负责发放职工安置款，但操作中由东江公司实际发放，结果11467218.50元人民币没给。

从本质上说，联想与内蒙古的煤炭企业，与陕西的秦岭北麓违建别墅，甚至与罪犯张明杰，是具有相同之处的。这个相同之处，就是利用上层不掌握实际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有时明知不对却只能放任，下层虽然受害但只要还能忍受就无所作为，中间层全部被收买、被压制或干脆是一丘之貉，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肆意妄为。几个案例之间所不同的是，有些考虑一下外部观感，尽量包装的漂亮一点，比如联想；有的则“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以瞒天过海，比如内蒙的煤炭企业，秦岭的别墅批文；还有的则干脆大大咧咧，吃相难看到极致，“反正你奈我何”，“笑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

这些“地头蛇”之所以如此任性，因为有效信息“被我截留了”，而且出于稳定、大局和其他的考量，在当时的情形下不会对他进行认真查纠。由于信息传递的极高成本，使得自建国以来，**我国行政体制的运行，一直在控制—放权中反复横跳，所谓的“一放就乱、一放就死”，大抵就是这样。**决策权力可以上收，但信息无法有效上收，因此一旦决策上移，不但会导致臃肿、低效，甚至还会养肥“条”的部门中上传下达的部门。而一旦决策权力下移，又由于存在信息差，这里就存在类似于金融市场的无风险套利那样的结构性套利空间。

新技术的契机

中国政制一直以来是“条块结合”的，即如果将国家政制视作一栋巨型宏伟建筑，一栋史上空前、古今中外所无法相比的巨大建筑的话，那么这栋建筑是靠直达顶层的承重架（垂直的“条”）和因地制宜、充分尊重具体构造构型的承重墙（分级管理的“块”）组合而成的。更进一步深究，如财政、发改、工商、工信等部门和各级党委的工作部门，都是完全统属于本机党委政府的机构，而如公安等部门则既要服从本级的领导，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上级汇报，而税务、海关等则由中央完全垂直；在省界内，则有环保、质检、国土等部门属于省内垂直，公安等部门在市界内垂直。如此萦绕而庞杂的关系，构筑起了中国政制的大厦。

在过去，由于各级政府权力运行的有界性，使得“各守本分”成为一种官场潜规则，理论上上级对下级的临时打断几乎很难发生，这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无风险套利”的来源。这种有界的根本性逻辑，是各级政权获取信息的成本，必须控制在一个限度之内，那么具体分配到每件事务上的投入，就变得有限了。但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有界性”出现了被打破的契机。

当然，对信息的要求，也同样需要画出边界线，但决策的底线在哪里明确，获取信息的边界如何划分，则可能还需要更深一步的明确与探索。这也是目前治理中亟需关注的问题。

下篇，笔者想来探讨信息技术的进步与直接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