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中国的历史认知与宏观经济理论（眉山学苑）_风闻

我认为，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要能够称为理论最基本的要素有两个，第一是实践性，你的理论要经得起实践或者经验验证，这种验证是历史性的，也就是理论可以解释历史现象。第二是逻辑自洽。任何理论都是一个逻辑分析的过程，没有逻辑自洽的理论也不成其为理论。最好这个理论能够指导或者预测某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发生。在自然科学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通过预测了光受引力偏转而获得了证明。在社会科学里，马克思的理论总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证明自己的科学性。

通常在经济学理论上，对历史的解读是一个理论死穴，许多理论根本无法通过历史现象的一致解释来证实自己的理论价值。

新中国的经济史是对现在流行经济学理论的最有力的批判。

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认知，林毅夫，张维迎，许成钢包括杨晓凯都是错误的。

这里给出两张图，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麦迪森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

这是美国与中国从1700年到1998年人均GDP的水平比较，

这是英国与中国从1700年到1998年人均GDP的比较。因为中国与这两个国家曾经的差距非常之大，所以数据采用了对数处理。

从这两张图上任何有正常智识的人都不会得出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是失败的结论。

我们看到，在拉长的历史中，1950年在中国发生了一个转折，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人均GDP是零增长，从1840年前后，中国的人均GDP进入负增长，到20世纪30年代加速下滑直到1950年突然发生了转折进入增长。这里安迪森教授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近现代社会的关键标志之一就是人均购买力GDP的指数式增长，而中世纪社会或者前现代社会的标志是人均购买力GDP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1950年以后的中国人均GDP实现了持续的增长，而且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和英国这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的增长速度。这样的增长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实现近代化国家的发展形态，没有实现人均GDP的持续增长。二战以后的新兴国家进入近代化和现代化发展形态的国家更是屈指可数。世界上190多个国家，真正能够实现近代化和现代化发展形态的国家不过是30几个。实际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许多国际上的经济学家想知道的是中国做对了什么才能实现从中世纪社会形态一步跨越到近代化社会形态？这种跨越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因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无不希望自己能发生这样的跨越。

当然我们知道这种跨越是与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关联的，那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的建立导致了中国从中世纪形态的社会一越进入了近代化社会形态。

林毅夫，张维迎，许成钢还有杨晓凯的错误是意识形态导致的认知错误，他们拿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的唯一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就是有问题的。首先是经济体制的评价标准错了；因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不同导致了不同经济体制国家的GDP内涵是不一样的，用GDP这个标准衡量不同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作为国家发展定性标准，人均GDP的增速则是比较科学的标准，第一这个标准区分了两个不同社会形态的定性；第二人均GDP增速更好地衡量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优劣。因为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是因为长期人均GDP指数增长的结果，所以一个经济体持续的指数式增长是一个经济体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所以对中国经济史正确的问题是下面的几个。

第一，中国做对了什么才一步完成从中世纪社会到近代化社会的跨越？

第二，西方在300年前形成了近代化发展社会形态，他们与中国近代化社会形成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是什么？近代化社会和现代化社会形成的规律性因素是什么？或者说形成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充分性条件是什么？

第三，中国今年几乎可以肯定达到人均GDP12500美元，跨越中等收入，进入中高收入社会，或者说中高发展水平社会，那么中国做对了什么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中国能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按照当前标准的人均30000美元？需要做好什么事情才能实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这个应该是中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

第五，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什么？中国道路能不能形成普适性的原理从而让发展中国家跟随走出贫困的泥潭？

第六，中国道路与苏联道路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中国做了什么避免了苏联失败的前途？而导致苏联失败的具体因素是什么？经济因素是什么？

再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台湾、韩国的现代化道路的分析。

这些问题既是对于历史认识的问题，其实也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找到造成中国经济成功的一般性规律就是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

我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思想，这些思想的核心就是组织结构，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符合历史经验和能够逻辑自洽的解释。

我认为是先有近代化的组织结构后有近代化的经济发展，这一点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我们看麦迪森教授的中国与英国人均GDP的比较。英国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之前，在1700年之前就已经进入到近代化社会形态，它的人均GDP已经是指数式增长了。中国在1949年之前，尽管通过“洋务运动”有了工业，后来的中华民国建立了共和体制，但是并没有进入近代化社会形态，没有工业化，没有人均GDP的增长，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社会形态。

那么造成近代化的条件是什么？我认为是分工，分工是造成近代化的决定性条件，充分性条件。对于分工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是经济学一个基本概念，分工的价值亚当斯密已经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给予了说明。但是对于分工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说清楚，如何才能造成分工？如果说分工的价值对于一个经济学学生是一个常识的话，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实现分工这个组织结构？旧中国不论是帝制还是民国都不能实现？至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然不能实现？这些国家的经济领导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他们难道连这个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吗？

我认为有一个误区，现代经济学过度地强调所有制的作用，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中第一要素就是所有制，而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都非常强调所有制的作用，而西方的现代经济学更是把私有制作为“神谕”不容怀疑。

但是我们从历史经验看到，英国和欧洲用私有制完成了分工这个组织结构的构建，中国用公有制也完成了分工这个组织结构的构建并且取得了比英美更高的经济效率。大概也是因为中国用公有制完成了近代化社会的建设，所以遭到了主流经济学界的抹黑吧？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分工这么难？实际上分工确实非常难，它是世界历史上最困难的组织结构变革。

让我们再回到亚当斯密的时代，分工造成了工场，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同时，由于劳动分工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分离，就产生了市场体系的需求，而这个市场体系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公共品”，昂贵到自然经济的国家无法负担的程度。生产与消费的分离，造成生产的过程如果持续需要社会组织的支持，工场需要原材料，而工场本身不能生产原材料，所以需要大批量原材料的供应。生产的产品变成商品需要送到消费者手中，需要商业，物流，大批量运输。由于从生产到消费需要相当的时间，因此需要金融提供服务保障生产，流通的货币。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是背靠背，所以需要中介，需要契约管理，因此需要民法体系，法官和律师成为必需。这还是在工业化之前的市场体系，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公共品。一个自然经济体对于公共品的负担能力是多少呢？英国的我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战争的期间调查了中国农村的负担能力，因为根据地的政府和军队都需要农民负担，而农民的承受能力决定了军队和政府的规模。调查的结果是每100个农民可以负担2个脱产人员，这就是说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有5亿农民只能负担1000万脱产人员，这其中包括军政教医等所有脱产人口。以传统农业这样的负担能力根本无法承担一个近代化的社会组织结构，所以对所有从中世纪向近代化转型的经济体财政困难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坎。第二个极其难以克服的困难是对于近代化经济的管理。我们从亚当斯密那里就知道，分工是一个比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效率更高的组织结构，但是它也是一个更高级，更复杂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的管理需要高度的技能，传统社会无法培养这样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人才，这种人才也不是学校里可以教育出来的。这种管理能力的差距也是中世纪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困难。黄仁宇把近代化社会的管理称为“数目字管理”，而传统经济是一种习惯性管理。他举例说税赋问题，英国在18世纪就已经对土地的面积，产出，投入等事项有了定量计算，据此确定税赋标准，而中国，直到民国时期，大量的土地的税赋是根据明朝的习惯沿袭下来的。仅仅财政和管理就构成了中世纪社会到近代化社会的“鸿沟”，更不要说工业化之后，近代化同时与工业化相联系带来工业投资的巨大资本需求和管理工厂的技术需求。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跨越这个近代化的鸿沟是通过战争，殖民掠夺和扩张，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海盗劫掠获得的巨额财富支持了政府的财政完成市场体系的建设；用“重商主义”，像什么《海商法》，《谷物法》之类的法律保护市场和拓展海外市场；用“羊吃人”为工业提供原料，造成了爱尔兰大饥荒；用《流民法》强制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为资本家工厂的廉价劳动力。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又不得不说这些罪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之恶”。

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通过计划经济完成了近代化的跨越具有世界的普适价值和历史意义，它宣告了资本主义的近代化道路不再是唯一的道路，苏联的社会主义尚不具备这种的价值，因为苏联的近代化是在沙俄时代就启动了，彼得大帝时代。

那么中国是如何不用经过资本主义早期的血腥道路，而且比英美更快更好地完成了近代化的跨越呢？这个中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是怎样的？

教科书上通常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归功于党的领导，这本没有问题，但是没有详细地解释党是如何领导才赢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怎么就失败了呢？世界上有许多的共产党，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能胜利呢？

我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历史性创造性地完成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跨越，毛泽东居功至伟，是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超级现代化的组织结构才造就了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跨越和崛起。

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决定到乡下去领导武装斗争，并且说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开始了他独立探索和领导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实践。毛泽东通过一系列的组织建设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组织结构，这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创造之一。首先是“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然后是井冈山上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和“三大民主”制度；最后在古田会议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样基本完成了红军的组织结构建设。这个组织结构具有两大特点，第一超强的学习能力，现在说法是“学习曲线优势”，第二个是超强的执行力。首先是“支部建在连上”，把党的组织延伸到基层，这就保证了党的政策和方针能够直接贯彻到基层，形成了自上而下贯穿到基层的组织结构，这是超级执行力的组织保证。但是仅有自上而下的领导是不够的，还要用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反馈才能形成对事物的反复认识过程，所以在井冈山上又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实行“三大民主”，建立了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反馈机制；这个新的组织结构又产生了“绝对民主化”和“自由主义”问题，直到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在一个主要由小资产阶级和流民组成的军队中和党员中进行思想建党，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至此中共的组织结构和新型军队的组织结构基本建成。这个新型结构具有特别高的学习效率和执行力，用现代学术语言是学习曲线优势。这个组织结构是怎么造成学习曲线优势的呢？除了在学校学习战争之外，毛主席更强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与其它军队不一样的地方。红军发展到后来的解放军，每一次作战前一定要开准备会，这种战前准备会是从上到下，一直到最基层都要做作战方案，要对侦察得到的情报，敌人的兵力部署，工事火力布置，军队组成，士气和援兵等情报进行分析制定作战方案。战斗后还要进行一次总结会，把战前的准备情况和作战中的实际情况作对比分析，找出作战方案的缺陷，找出作战中部队战术和组织的缺陷以利今后的改进。这种作战准备在最新的电视剧《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里有非常形象的展示。这个作战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因为有这个组织结构造成了解放军特别的学习曲线优势，这个学习曲线优势是解放军胜利的基本因素之一。这个学习曲线有多厉害呢？1947年的的时候，陈毅评价解放军的战术素养，基层连营干部的战术水平不如国民党军，当然越往上层，解放军的指挥水准越超过国民党军。然后经过解放战争的锻炼，到1年多以后，1948年的下半年，解放军的基层战术素养就超过国民党军了，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解放军主力部队的基层战术素养远超美军，是志愿军能够获得战场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到了朝鲜战争的中后期，志愿军的二流部队也表现出超过美军的战术素养。

说过解放军的学习曲线优势，再说一下解放军的军事家的培养。军迷谈军事喜欢谈将帅指挥的战役，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近现代的军事家为什么都出现在解放军？抗战前和抗战中，不仅是外国对中国军人很瞧不起，就连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军人很瞧不起，比如段祺瑞就说中国没有一流的军事家，就连三流的都没有，对蒋中正客气一点，说他在二流的边边上，实际上也不是二流的。就连蒋介石和李宗仁也认为中国的高级军官诸般不如日本军官，而日本高级军官在世界上也就是二流三流角色。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志愿军涌现出一批世界一流的军事家，这是怎么造成的现象？要说解放军的军官养成，都是山沟里的学校，几乎没有留洋军官，绝大多数都是穷人，许多人文化水平很低，怎么就成长出一批军事家？这与一般人印象里人才成长的规律相悖。一般我们印象里人才的成长都是学霸，成绩优异，智商高，然后循一般成长路径自小学到大学，然后留学成才。解放军里的军事家基本上都不是这种人才成长过程，学习往往一般，通常经过初级军事学校有的甚至没有军事学校的经历，通过战争学习完成初步军事知识积累，成为中高级军官，然后进入红大和抗大学习，成长为战略家，比如张爱萍将军回忆自己抗大前后的状况，说：自己在上抗大之前充其量可以算一个战术家，结束抗大的学习就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家了。（张胜《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这又是一个高级军事家的培养结构。把经过艰苦战争锻炼的中高级军官送入军事学院，系统地加以培养。培养的过程首先是建立战略思维，毛泽东把自己的战争认识和思维方法总结成几篇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这都是在抗大讲课的讲义，是他10年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的哲学思考。当然其他的高级领导也讲课，比如林彪就讲战役，李德讲战术，张闻天讲政治经济学等。通过系统地学习让学员建立战略思维，开阔知识和视野，结合自己的战争实践进一步提升自己打仗的本事。然后在解放战争中，这些高级军官被派往各个战区指挥作战。在他们指挥作战的过程中还是同样的组织结构造成高学习曲线优势。

通常战区的指挥员在作作战计划前要按照程序作敌情我情分析，情报分析，敌人战略目标和行动意图，战役组织分析，然后根据敌情制定我方的战略和战役部署，通常这个作战计划根据敌人可能的行动有若干方案，这些情况要向军委和相关友邻汇报和通报，比如华东战争的作战计划经常通报给刘邓。然后上级军委根据对战区作战方案的分析给出相应的指导，友邻战区通常也会给出自己的建议。因为毛泽东是那种不世出的大军事家，往往能看出战区指挥员方案中的疏漏和缺点，给以纠正和指导。战区指挥员在对比自己的作战方案与军委的指示建议之后，如果有不同意见进一步申明，通常毛泽东的意见是比战区指挥员更高明，所以通过这种交流能快速提高战区指挥员的作战指挥水平和作战艺术。

说这些是因为要说明一个问题，即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因为说不清企业家成长规律，所以用神秘主义的”企业家精神“来解释企业家现象。世界上没有什么神秘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成长与军事家的成长一样是有规律可寻的，企业家的比军事家容易的多。企业家和军事家一样是一个组织结构的成果。西方最推崇的军事家应该是拿破仑了，拿破仑的特点是他不但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他创造了许多的新的组织结构，比如国民兵制，师级编制，打破了贵族对军官职业的垄断等等，创造了许多军事奇迹。但是当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在德军中建立了参谋部制度，把分工这种组织结构带入到军事指挥领域之后，战场就永远地驱逐了拿破仑这种天才指挥家。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胜利的真正密码就是总参谋部和参谋体制，而拿破仑那种天才军事家的指挥体制对军队是有害的。

同理，企业家的成长也一样是一个组织结构的结果，企业的管理也应该是一个组织结构，这是分工的必然逻辑，只不过现在的企业制度的发育还远不如军队的发展而已。

说完学习曲线优势，再说一下执行力优势。举一个案例，志愿军在朝鲜多次实施大部队在敌阵地前的大潜伏，数千人潜伏在敌人阵地前的开阔地一天一夜而不被敌人发现，邱少云就是一次敌前潜伏时被火烧死的，这种执行力是世界无人匹敌的。

我前面说的毛泽东建立的这个组织结构具有超强的学习曲线优势和执行力优势，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世界历史上最为困难的从中世纪到近代化发展形态的跨越那么顺利地在中国跨越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然后几乎是波澜不惊地进入了近代化的经济发展形态，这个情况让人们包括学者感觉这个近代化也不是非常难。但是这是一个错觉。

中国在建国之后，立即进行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抗美援朝，另一件是恢复经济，然后就是接受苏联的工业转移，进行工业化建设。这两件事都是大事，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这两件事的结果都是非常理想的结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了，把美国推回到38线，逼迫美国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不但没有拖累国内的经济恢复，还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的经济恢复，1952年中国的主要产品的产量都达到或者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然后是接受苏联的工业化转移，因为中国在朝鲜取得了胜利，极大地帮助了苏联，因此苏联也对中国提供援助积极起来，156项目就是这时敲定的。有了苏联的援助，中国也确定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切的目标都是为了工业化服务。具体成果在“一五”计划中获得了巨大成功，经济高速增长。对于毛泽东建立的这个高效的组织结构，学习苏联的工业技术和工业组织结构比起战争来说是容易的多的事情，所以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一个苏联式的工业体系这个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并不算难，所以中国的近代化也显得非常顺利。

但是这个近代化对于其他国家可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这样一个组织结构，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村上，贯穿整个社会组织的政党，没有上下正反馈的机制，接受外国的生产力转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像一个肠胃消化不良的人吃“山珍海味”会闹肚子一样，绝大多数的国家在接受先进生产力转移的时候都发生了“水土不服”，组织结构与生产力不相容。我们的近邻印度就处于这种情况，他们接受的苏联，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绝对超过中国，但是它并没有发生工业化。

中国的改革和中国道路的探索

这是要认真探索的问题。我的观点与教科书不一样，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从1956年开始的，同时中国开始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教科书上都是说中国的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

说中国的改革是从1956年开始的我是有根据的，这一年毛泽东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另一篇是《论十大关系》。这两篇著作在新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是中国从苏联式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摆脱出来，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标志。既然是对苏联式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当然中国改革的起点是1956年而不是1978年。

只有认识到中国的改革从1956年开始才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没有从1956年开始进行的20多年新的经济组织结构的探索和试错从而让新的经济组织结构孕育发展起来，而是从1978年开始才改革，改革大概率会与苏联的改革一个下场。

中国改革发生的逻辑是这样的。中国革命从农村发展起来，经过20多年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农村建立了一个组织结构，所以在建国之后的农村发展有争论，有一派意见是土地国有化，这个意见很快被否定了，理由很简单，国家不能把农民的生活包下来就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他们要靠土地生存和生活。另一派意见是农村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维持农村的原先的土地制度和经济结构，让农村的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等到工业化完成之后在实行土地的国有化。这种方案是对农民搞“二次革命”，后果难测，而且维持农村原先的经济形态与工业化要求的农业支持存在矛盾。第三个方案就是在农村通过合作化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条路线是毛泽东主张的，他的根据就是英国在工业化之前有一个“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过程，这也是亚当斯密《国富论》里对分工的描述，通过分工造成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毛泽东用《国富论》说服党内同志走合作化发展的农村道路。这条道路与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完全不同的组织结构。

在城市经济则是基本接受了苏联模式，伴随这苏联工业化的转移，中国必然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宏观经济的管理结构。所以“一五”计划不但是全班照搬苏联，而且是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

但是苏联模式在执行之初就显现出它的内在的结构性矛盾，那就是条块分割，条块之间的矛盾，条条之间的矛盾。比如王震在新疆，新疆在解放前经济十分落后，没有任何工业。王震兵团10万大军加上陶峙岳起义的5万大军完全要靠内地运输补给，代价十分沉重。王震一方面把部队转为农垦部队，开荒种地解决吃粮问题，但是生活补给仍然困难。王震就用从马步芳家里抄来的几千两黄金到香港购买了纺织机械，准备运到新疆建立工厂，就地转化棉花。但是这些新机器也是其他地方稀缺的物资，所以西北局在路上就把这批机器给没收了，以打击投机倒把的名义。当然王震建纺织厂是没有通过国家计委的批准。后来王震把官司打到中南海。再一个叶飞主政福建，因为福建属于前线地区，所以“一五”计划了整个福建一个工厂项目都没有，叶飞想利用福建丰富的林竹资源搞一个造纸厂，计委就是不批。后来叶飞为此大闹南宁会议。块块上的领导要求中央放权，条条上部委也一样要求放权。大跃进时期有一个案例很著名，我在陶鲁笳的回忆录里看到的首钢的一个案例。当时国家计委计划扩建石景山钢铁厂，计划投资2.4亿元，建设60万吨钢，100万吨铁的产能，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但是这个扩产计划由工厂自己做，同样的投资，结果是仅用2年半的时间，建成了120万吨钢，200万吨铁的生产能力。实践提出了由中央计划的组织结构并不是先进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妨碍了资源的更高效地利用。

结构性矛盾的冲突和中国革命经验，中国革命时期各个根据地是有非常大自主权的，同时他们的问题也要靠自己解决，中央就是给大政方针和建议，钱肯定是没有的，东西也是没有了；导致1956年开始个改革自然导向分权，放权的方向。

1948年年末到1950年，中共中央有一个收权的加强组织纪律性的过程。因为全国解放在即，之前各个解放区在政治，经济，财政上自行一套，建立全国统一政权之后，在政治，政策，财经问题上的统一是必要的，防止各个战略区各行其是，成为“节度使”。在全国建政基本完成之后，在财经权力上适度放权，放水养鱼，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决策。

放权导致了“大跃进”的挫折。现在的经济学教科书都没有说清楚“大跃进”的逻辑，而把“大跃进”简单地归结为领导人头脑发热，违反经济规律造成的失败。这种解释不但是过于简单，而且是错误的，无益于对经济规律和历史的认识。

我不认为“大跃进”是错误，而只能认为是“挫折：，是探索中国道路中难以避免的试错。”大跃进“的发生有其逻辑。中央计划经济有许多弊病，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结构性矛盾，所以放权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决策，也是正确改革方向。但是放权给地方政权之后，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对地方政府的权力约束也减弱了，地方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普遍地采取突破底线的方法加速积累这是导致”大跃进“挫折的根本原因。

地方政府要加速经济发展，当然要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多建工厂，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钱和物资从哪里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地方政府增加投资的资金和物资还是要从农村和农民身上来，所以”大跃进“导致了地方政府强化了对农民的”索取“，所谓”共产风“和”浮夸风“都是强化索取的表象。比如”浮夸风“的出现是因为国家政策有明确规定国家对农民收购的比例，夸大了产量就可以增加国家收购的数量，也就增加了政府对农业的索取。那么地方政府不知道这种索取已经把农民口粮都索取了吗？大概率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出于地方利益，地方政府仍然加大对农民的索取力度。这是因为所谓的“经济人”逻辑。我们知道在当时有工农业“剪刀差”这个事情，为了国家工业化所以国家的积累采取用工农业“剪刀差”加强工业积累，这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办法，也是不得已的办法，这种方法比强制高农业税的方法要温和一些。但是这种办法造成了工业品与农业品的交换中农业部门是吃亏的，也就是农业调出地区吃亏，所以地方政府愿意增加工业投入不愿意调出农产品。因为中国政府对人民的责任当然不允许出现大规模饥荒，中央有饥荒救济。所以地方政府有中央政策垫底强化对农村的索取，而当饥荒发生的时候，地方政府指望中央政府的救济，这样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就占了便宜，地方政府靠占中央的便宜加速了本地的经济发展。问题是这种“经济人”理性所有人都知道，所以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过度向农民索取的情况，谁不这样干谁“吃亏”，所以个体“经济人”理性的结果就是全国性的缺粮，中央无粮可调造成全国性的饥荒。这才是“大跃进”后的全国饥荒的根本原因。然后中央接受教训制定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强化了制度约束。

尽管“大跃进”遭受了严重地挫折，但是不能认为是一个错误，因为“大跃进”留下了两个关键的组织结构改革，这两个组织结构是后来中国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一个就是分权，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经济学界总结中国成功的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分权，而且对于这个结论没有质疑。第二个组织结构的创新是“社队企业”，后来改称“乡镇企业”，但是“社队企业”更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这些企业主要是以生产大队和村这一级经济体发展起来的，不是公社或者乡。

因为“大跃进”留下了放权和农村工业化这两个决定后来改革成功的组织结构，所以“大跃进”不能认定为错误，也不是失败，而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典型。我认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历史价值是由它造成的组织结构决定的，如果单纯地破坏而没有造成新的先进的组织结构那就是一个破坏运动。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核心不是破坏，而是破坏之后留下的组织结构，如果留下了新的更先进的组织结构，这种社会运动就符合“创造性破坏”。

中国农村从解放以后开始走农村合作化道路，从“互助组”到初级社这是合作化，然后到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这是由合作化到集体化的发展。这一发展实现了中国农村和农业从自然经济到分工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世界上还没有比中国的合作化集体化更好的从自然经济到分工的近代化发展模式。西方的农村发展都是农民农村贫困破产流向城市，而城市无法接纳这些失地农民，造成城市中心的贫民窟，英国和法国利用殖民扩张将这些失地农民转移到海外殖民地或者去打仗以“消耗”这些剩余人口，没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就造成城市大面积的贫民窟。西方的现代农村是在农村人口大量地流向城市之后，经济发展之后，农民变成了农场主，人均土地成规模化以后，通过国家财政补贴农业保证了农民和农业。这种模式怎么能跟中国的合作化集体化的模式相比呢？苏联的集体农庄它的基础比中国要好的多，苏联在沙俄时期农村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又土地资源丰富，地多人少，人均土地资源充足。但是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长期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它这个模式把农业作为工业的附属产业而不是独立的产业，农民被限制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一方面工农业剪刀差让农业成为无利产业，依靠国家补贴生产，造成农业缺乏自生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国家又拿不出足够消费品与农民交换，这造成苏联时期农业长期的不发展，很长时间苏联农业产量达不到沙俄时期。

新中国农村组织结构的发展，“土改”是一个自然经济的恢复过程，因为解放前中国人口的增长和长期战争的破坏，农村的社会经济矛盾已经急剧恶化，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肥沃的土壤。这就必然要求农村生产关系有一个强烈的恢复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土改”，但是“土改”仍然是自然经济的恢复，平均分配土地，缓解农村人地矛盾的激化和社会关心的对抗。但是这种自然经济的恢复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它不能导致分工的发生，所以社会的发展，工业化的要求都决定自然经济平分土地的农村组织结构必然是一个短暂的过渡，农村土地制度和组织结构必然要求导向分工，这种分工或者是社会主义方向或者是资本主义方向。毛泽东决心是社会主义方向，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的组织结构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路线。这个路线上，初级社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它是分工形成的关键组织结构，互助组仍然是自然经济的组织结构，而初级社由于是股份制，实行土地生产资料和劳动分配的结合分配形式，实行集体劳动就形成了分工的初级形式。高级社是扩大了合作社的规模，实行土地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和按劳分配，但是从组织结构的角度看，初级社是决定性第一步。从后来的合作化争议看，对于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争议很大，但是初级社的争议很少，普遍认为初级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普遍地改善。

因为初级社的组织结构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在合作化的初期坚持要搞初级社，要普及，他在合作化引起党内和社会严重争议的情况下，同意“退”，同意不愿意参加合作社的农民退出合作社，但是坚决不同意解散合作社，坚持要保留合作社这个“壳”；他认为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有了“壳”就有分工这个组织结构，没有了“壳”就没有分工了。

至于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在1950年代价值不大，这种更大规模的组织结构在后来农村工业化中有着重大价值，但是在分工形成的初期阶段，这种更大规模的组织结构带来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和组织成本高的弊病，经过磨合，在1959年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组织结构，再后来这个队为基础确定为生产小队为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基础，这个组织基本上就是当初的初级社，这个结构兼顾了分工的基础结构和组织成本的平衡。

现在为流行历史陈述所病诟的农村集体经济的现象，所谓的”大锅饭“，干活”大拨哄“是不懂经济规律的表现。早先的农村种地是自然经济，是一种经验性的生产形式，农民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延续上千年的方式生产，各人种地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到了合作化这种近代化的生产方式，生产的内容和生产的方式都要进入分工这种近代化的组织结构中，这就产生了不适感，农民必须改变自己已经上千年的生产方式，接受近代化的组织结构，种什么，怎么种都要改变，收入分配的方式也要改变，这种深刻的历史性改变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而必然出现历史跨越的不适感。分工要求生产的计划性，否则不能与社会需求相匹配，所以生产的内容不再是随意的。为了达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生产方式必须要以科学的结论为依据而不是经验为依据，所以生产方式必须改变，比如种植的行距株距，锄地的深度，浇水的时间和量，施肥，这种农业基本的工作都要标准化，这就要改变农民个人的生产习惯服从新的生产方式。分工造成了生产管理问题，各种不同的工作要根据其技术含量，劳动强度，精细程度给以量化，计算出劳动量，任何根据个体的劳动量决定分配。这就是分工带来的组织成本。这种生产组织结构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它更靠近工业化的生产方式。

因为分工这种生产方式带来的劳动力更高的使用效率，所以有种地用不了那么多人，更多的人被”挤出“农业，这就产生了富余劳动力的更有效利用问题，这一方面可以开垦土地，增加农田；兴修水利增加农业产出，这些有组织的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的近代化管理。更多的劳动力富余提出农业发展的出路问题，这自然就提出了农村副业和农村发展工业化的问题。这个农村发展工业化是中国特色，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也没有，欧洲资本主义也是在城市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起源于”大跃进“，最早河南省七里营公社小刘庄的史来贺最先搞起来的。对于农村发展工业化这个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中共领导人中只有毛泽东最先发现了它的意义，在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给以高度的评价”中国农民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中国农村的工业化的肇始是一种荒诞的大炼钢铁的方式爆发，但是却是荒诞中蕴含着真理的光辉，多数人只看到了荒诞，却缺乏发现真理的慧眼。农村的工业化是中国创造的自下而上的工业化道路，它与计划经济造成的自上而下的工业化结合造成了中国道路的成功，为世界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这个历史意义至今还不为多数人所认识。但是有意思的是对于”大跃进“中”大炼钢铁“运动的价值有一个外国人倒是看出来了。1964年，《纽约时报》记者到中国大陆采访，这个人是英国人。他在中国大陆进行了几乎完全自由的采访，回到美国后他把这次采访写成了书《腾飞的巨龙》，后来翻译成中文，我在图书馆看到过。在访问中也涉及到了”大炼钢铁运动“，他的结论是从创造的财产的意义上”大炼钢铁“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这个运动最重要的意义是破除了工业在农民心理上的神秘感，它给农民一个信心，就是农民也可以搞工业。

中国在”大跃进“之后不断地探索计划经济的合理结构，总是陷入”一分就乱，一统就死“的循环。这其实是供给不足的自然表现。这个时期中国处于新的组织结构的磨合阶段，同时这一阶段的组织结构创新并没有停止，创建了伟大的”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是世界性的伟大的组织结构创新。苏联的组织结构都是一元化的，企业，军队，政府，党都是一长制，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西方的政治组织结构是二元化的，企业组织结构是一元的，由产权决定权力。西方的政治组织结构看英国电视剧《是，大臣》，它是由精英官僚体系，都是毕业于牛津的精英组成的行政官僚和政客的二元结构组成。这种精英官僚成为了所谓的”深层政府“，他们通过博弈和勾结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治的运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这种全新的组织结构将”一元“的和”二元“权力结构改为”三元“结构，增加了群众加入权力结构，这在理论上体现了井冈山上”士兵委员会“所代表的民主精神，也代表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现，人民群众直接参与企业和政府的管理。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把管理由生产的过程之外转到生产的过程之中，这是管理的一个飞跃式的进步。在高技术研发中，“研究所，生产厂和相关部门的三结合”把设计和生产两个环节打通，过去设计院所与生产厂是分开的，设计院所做完设计交给生产厂试制和生产。因为设计院所往往不了解工厂的技术能力和加工技术，往往设计出来的东西工厂无法加工，必须拿回设计院所做修改设计，往往这种修改需要往返多次。打通制造厂与设计的环节之后，工厂的高级工人直接参加到设计团队之中，这样在设计的初始阶段就已经把制造的环节考虑在内，极大地减少了工程研发的时间，提高了研发效率。

这一时期中国还创新了“两弹一星”的研发组织结构，复杂工程管理模式。这个组织结构领先于美国的组织结构。对于这个组织结构，钱学森和彭桓武都讲过，周总理和聂帅他们把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方法用于组织“两弹一星”的研发工作，钱学森还亲自参与了这个组织的建设。这个组织的特点就是以总体部为核心的系统工程的组织结构。这个总体部就像军队中的参谋部，统管整个项目的研发，负总责。美国的模式是私营企业研发，私营企业的利润导向决定了它在项目结束以后立即解散项目组以节省成本，这样造成技术积累的流失。因为技术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技术的迭代发展积累的，美国模式必然造成人才的流失和技术能力散失。中国在国有体制下，保留总体部，这个部门规模不大，但是掌握着一个产业和行业最核心的技术机密，能最大限度地保留技术能力。美国现在在航天领域已经比中国力所不逮，决定性的因素就是组织结构的差异。

教育组织结构的创新，对工人提供了继续教育的机会，开办“721大学”，对在职职工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半工半读，在国家财政有限的条件下最大程度低降低办学成本，提供以职业技能为主的基础教育的中高等教育，像江西的“共产主义大学”。

当然农村已合作化和集体化的组织结构经过磨合一部分社队发展的相当不错。杜润生在文革期间付出工作后作了农村经济情况调查，他发现当时好的，一般的和差的生产队各占1/3。农村已经普及了初级教育，1971年前后就已经普及的小学教育，小学不出村队。1978年初中入学率已经超过90%，进入普及初中教育阶段。

在农村中合作医疗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这个组织被联合国、世界银行和WHO都评价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之今在世界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合作医疗的最大特点是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 主导的基层合作医疗，为人民群众以最低的成本提供可承受，直达家庭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础医疗服务，大幅度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1966年到1979年，中国人的死亡率快速下降，预期寿命快速增加。

最后就是“社队企业”快速发展。经过“大跃进”的挫折之后，中国农村的“社队企业”沉寂了一段时间，随着集体经济的稳定恢复和发展，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有了一定的积累，劳动力富余需要寻求新的生产门路，“社队企业”的发展再次获得动力。根据柳随年主编的《中国乡镇企业史》，中国的乡镇企业在1970年代不到10年时间，产值增长了20倍，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乡镇企业的崛起真正造成中国道路的成功，就是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的工业化与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工业化相结合，造成强大的工业化的能力。

这些组织结构的创新都离不开一个人毛泽东，对于这些结构性的创新他都给予了批示和指示，支持这些创新。像合作医疗有“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把培养农村留得住，农民用得起的土医生，这就是“赤脚医生”。

教育组织结构的批示更多，年龄大的人都还记得。

社队企业的批示和指示我所知即有3次，分别是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1969年对湖南蔡家岗公社发展工业的批示，1975年对浙江金华人民银行职工来信的批示，同意《人民日报》转发《河南日报》发表的介绍巩义县回锅镇大办“社队企业”的经验。

这一时期的组织结构的缺陷。这一时期由于摆脱苏联模式的组织结构导致了一些企业管理的混乱，这严格说不上缺陷，而是结构转型中必然的混乱。这一时期的缺陷是缺乏一个像日本学习“戴明制”的科学管理过程。科学管理这个事情是从美国的泰勒制开始，可以说是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的管理革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典型的组织结构。从形式上生产线，标准化是它的特征，在本质上是把生产的过程同过解析分析，找出影响生产成本和质量、产量的因素，通过数学方法得出解决办法，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个科学管理不但深刻地影响到经济，它使得美国经济一跃而世界领先，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战争，影响到军队的组织结构。举一例，战斗机的空战编队在一战时都是三机编队，到了西班牙内战时期，德国首先采取双机编队的基本队形。二战爆发后，英国在英伦空战中还是三机编队，后来各个主要的国家都采用了双机编队。美国的陈纳德在作为中国空军顾问的时候，观察了在中国上空的空战，总结出双机空战的优越性，在他领导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时候，传授给美国飞行员空战技巧和组织方式就使用了双机编队。但是他并没有向中国空军提出这个建议。日本直到1945年仍然采用三机的空战编队。双机编队与三机编队的优劣，双机编队在少一架飞机的情况下攻击力与三机编队相同，机动性更强，防御力相当。结论是双机编队比三机编队的作战效率高许多。

新中国在前30年的建设中从苏联引进的工业组织结构中有生产线和标准化，但是没有这个生产过程的解析分析方法，所以没有形成科学管理的体系。中国的半导体技术，集成电路技术开发要比韩国和台湾早的多，但是没有形成产业能力，关键的问题就是集成电路的成品率太低，无法形成规模生产，只能停留在实验室。这个成品率低的问题看上去是技术问题，实际上是管理问题，就是对生产过程的解析分析，找出造成成品率过低，质量不稳定的根源，然后加以解决。这种问题困扰中国的工业很长时间，质量不稳定是中国制造长期的老大难问题，根源是管理技术的落后。

第二个结构缺陷是苏联式公有制的结构性缺陷，名义上的公有制在实际运行中变成了部门所有制和官僚所有制。在运10下马的案例中，民航部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航是坚决反对运10工程的。这是典型的部门利益压倒公共利益。因为采购飞机是民航部门的权力，如果采购进口飞机，民航部门的人都能获得利益，接机可以出国，飞行和机械可以出国接受培训，大笔采购还有某种回馈。所以民航从部门利益出发是反对客机国产化。这是公有制企业权力的部门化，是苏联公有制的结构性缺陷，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有“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说法。这个问题在航空公司市场化以后反而得到解决了，1990年代民航局分成若干航空公司以后，航空公司转而支持国内发展民航客机了。这个转变的原因是利益转变带来立场转变。过去的民航局采购客机是财政拨款，没有经营盈亏的问题，所以采购和运维成本不在领导主要视野之中，员工福利更影响决策。市场化之后，航司自然关注企业成本，这样采购和运维成本就严重影响相关领导的决策。因为进口民航客机的运维成本畸高，一次D级检测费用达到采购价的1/4，而且因为安全原因，航司必须使用原厂的运维。因为成本压力，所以航司转向大力支持国产民航飞机的发展。这样推动国产民航客机的动力从主要是科技界增加了市场的力量。

国有企业的“部门所有制”影响到现在，国内已经造出了数字PET-CT，但是进入国内的公立医院非常困难，现在一方面说科技仪器卡脖子另一方面是国产仪器难以进入大学和科研机构；大学和科研机构把设备当成“私有财产”又影响这些设备的使用效率。这种问题应该是第三方平台介入采购，打破部门权力垄断。 

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有问题，但是绝大部分是发展中的问题，而且改革的探索已经创造了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结构乡镇企业，因此所谓的“短缺经济”也自然是一种过渡阶段的现象，而不是结构问题的结果。因为有新供给侧的结构的引入也必然要提出市场的问题，因为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交换必然提出交易平台的要求，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自主经营的主体性企业也已经具备，这些新的组织结构必定会根据需求提供商品，这些市场经济的要素是苏联改革的时候不具备的，这些要素的具备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