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一个只穿裤衩的美国》的 作者后记_风闻

   人类的痛苦至少有一半来自愚昧，有土愚昧，也有洋愚昧，道理自明，不必多说。

    近二十年来，去过美国的人也许要以百万计，各有各的印象，我只占其中的百万份之一，就算是过路人匆匆留下的一点痕迹，被后人的脚一踩也就没有了，

    但对于我自己，却像一串断了线的珠链，总希望把那些烁烁滚落的珍珠一颗一颗地再拾起来，让它重新闪烁出当年的光彩。

    谈论美国的书已经多过牛毛，要写出些新意也实在不容易。如果说本书有那么一点儿新意，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写，别人是去美国寻梦，我却在美国寻找上海的旧梦。

    从猿到人，少了一条尾巴都要花几十万年。人可以创造出稀奇古怪的物质和形成不同的社会文明，但基本的人性和兽性却不会变化或很少变化。不论哪个国家的人，真的接触了，嗨，不也就是这么回事！明白了这一点，所谓异国他乡的新鲜感，个把月也就消失了，该谋生还得谋生，该苦难的还得苦难。

    其他的道理，我也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清楚。因为我经历过六种社会模式：殖民地，日伪统治，国民党统治，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与现代的美国社会。只要不是白痴，总会有个比较，如此复杂的社会现象也决不是可以用非好即坏来表达的，这本小册子就算是一种粗线的比较吧。

    在佛罗里达迪士尼世界旁边，那座建于美国 - 西班牙战争期间的小客栈，更多地唤起了我在上海法租界渡过的童年与少年时代的回忆。那些进进出出的房客，其实和我当时在法国公园附近见到的那些外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也许是父亲曾经在上海当过洋行小买办的缘故，又在四川路安利大楼开设过进出口公司，家里来往的各种外国人都有：德国，法国，美国，英国，印度，日本，瑞士，白俄 （并非指地理上的白俄罗斯，而是上海人把留在苏联的俄罗斯人称‘红俄‘，  逃亡去各国的通称为‘白俄’），还有马路上随处可见的白俄或吉普赛人中的潦倒者，喝起60度以上可以燃烧的高粱酒，咕咕咕，就像喝白开水一样。所有的这些外国人，他们的七情六欲，孤独感和苦恼与中国人都是大同小异，甚至是一模一样的。

    禅臣洋行大班瑞士籍犹太人斯德美耐不得异乡的孤独，曾把我父亲当作干儿子，要我们一家人经常去陪伴他。他居住在环龙路（南昌路）的一栋有花园的小洋房里，离杨虎公馆不远（杨虎为1927年427大屠杀的主要凶手，解放后被枪毙）。他喜欢给我看他收集的邮票和早年爬遍欧洲高山的照片，也喜欢穿蓝色的中国长衫和布鞋，七十几岁，满脸红光。

    祥茂洋行二班英国人麦特是家里的常客，自集中营放出来后已五十几岁，似乎更加珍惜有限的生命，常常在蒙蒙的细雨中，和一个也穿着风雨衣的白人女子来回地在我家附近的马路上散步，不拿雨伞，也不戴帽子。

    德国宝隆洋行的职员戈斯基借了我父亲一大笔钱，以贝当路的高级公寓作抵押。后来病死上海，遗下妻儿三人。父亲就当众将抵押书烧掉，表示对亡友的悼念。这大概也算是小人物之间的一种国际情谊！

    日本兵占领上海后，英美人都进了集中营。那个在霞飞路（淮海中路）DDS咖啡馆当杂工的，我叫他切戈哥哥的葡萄牙年轻人，经常骑着送货的三轮车，将他收集到的一些木柴送给我家，用这种木柴燃起的火，几十年后，还能感受到那种带有木柴香味的温暖。

    与父亲结交最深的是一家白俄家庭，户主曾在霞飞路开设过皮货店，是个典型的俄罗斯贵族。他死后，女儿在上海教授芭蕾舞与钢琴谋生，我叫她外国阿姨，我经常用当时在震旦大学附中学来的蹩脚法语和她母亲，一位瘫痪的巴黎老太太，说几句她的家乡话，在冬日融融的火炉旁，她开心极了。上门女婿也是个很有教养的俄罗斯贵族后裔，专业无线电，并在金神父路（瑞金路）的住家门堂里出租外文书刊贴补家用。外国阿姨有时带着我去普希金的铜像前献一束鲜花，那时候，我总是偷偷地看着他脸上留下来的眼泪。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深信，世界上不论什么民族，人性都是差不多的。大概在1952年他们全家被联合国难民组织安排去巴西亚马孙河的原始森林开荒伐木。

    抗日胜利后，我在辣菲剧院看过一个由苦干剧团演出的话剧，名字叫《夜店》，导演是（黄）佐临，演员是石挥等人。这是一出从高尔基原作《夜店》改变成中国剧情的戏。当时，我年纪不大，只是觉得挺新鲜挺好看，但不会想到，几十年后，我会在美国帮人管理一家类似的“夜店”。

    因此，这次美国之行，与其说去美国寻梦，还不如说在美国寻找我在上海的旧梦。在上海本地是寻找不到这种梦了。一是没有那些外国人当背景，二是通过几十年硬邦邦的政治运动，哪里还有当年法租界环龙路，霞飞路一带特有的情调。留点回忆让后人去遐想，或给历史添加些调味的作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