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全稿44第四章千锤万凿出深山09_风闻

2、明朝——没有资本主义的命，却得了资本的病

   明朝海上丝路实践历史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命运。如果说得更直接一些，中国近现代落后西方，根源在于明朝资本（尤其是商业资本）的失控。

纵观明朝整个历史，有一条历史主线非常明晰，那就是禁海。

从明太祖开始禁海，禁了又开，开了又禁，禁了再开…反复多次。其实这反映的是在明朝大部分时期，针对谁来主导海上丝路的活动，并主导控制分润海上利益，明朝内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了长期激烈的博弈。让人遗憾的是，这个博弈造成最大的历史结果，就是作为海上丝路源头及开启者，作为人类海洋时代开启者，具备海洋时代巨大领先地位的中国，因为明朝汉人不同利益集团的内部斗争，使得中国自己主动放弃领先地位，走上一条在海洋时代自我脱离海洋活动的反时代、反历史大势之路。作为“回报”，历史残忍地将中华民族推出持久先进者行列。使华夏文明在近现代出现一个多世纪大幅落后于西方的局面。

因此我们有必要看清明朝围绕海禁，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明朝的命运，从其建国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作为灭元建明时期的几股主要势力之一，并最终赢得胜利的朱元璋，在对付张士诚的时候，犯下了一个重大政治错误：

在平江城（今苏州）围歼张士诚的决战中，朱元璋的部队在战场击杀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张战败城破后，张士诚的妻妾子女纵火自尽。张士诚被俘后自杀。张士诚一家几乎被灭门。

“最后丞相士信中礮死，城中汹汹无固志。”

“方士诚之被围也，语其妻刘曰：“吾败且死矣，若曹何为？”刘答曰：“君无忧，妾必不负君。”积薪齐云楼下。城破，驱群妾登楼，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亦自缢。有二幼子匿民间，不知所终。”[143] 

张士诚当时起家和活动范围就在江浙一带，说更直白点，就是当时华夏做外贸海商的核心地区。张起事后在该地推行休养生息之策，民众得益颇多，故在当地张士诚民望很高。所以张被灭门，该地区对朱元璋的反抗情绪非常大。至今苏州还有“讲张”一说，就是起源于明初。由于该地区海商集团长期支持张士诚，这让朱元璋很反感。

然后朱元璋犯了第二个错误，就是明朝建国后，与江浙一带的海商集团彻底决裂，为此实行了海禁。《明史》记录这么一件事，当时江浙海商集团里最有钱的沈万三，出大钱给朱元璋修城墙。老朱对此很忌讳，对海商集团就没好脸。下力气打压了沈万三为代表的江浙海商集团。

“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之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乃释秀，戍云南。“ [144]

【这段典故，今人有考为假。顾诚先生在《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中 指出，“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考出，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有人以此认为编撰明史的清政府故意黑朱元璋。但是以禁海为主线，把明朝历史捋一遍。说沈万三这段记录抹黑朱元璋的结论是不恰当的。因为**明史记录的沈万三这段历史，人物细节固然有假，但是这故事的所表达意思，与历史事实确实再契合不过。**我们就以证伪者论证过程中，引用的沈万三儿女亲家莫旦编撰的《吴江县志》对沈万三的描述：“沈万三秀有宅在吴江廿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秘从海道运米至燕京。[145]”这段被引用证伪明史沈万三的资料，实际证实了沈万三的两件事是事实：**1沈家富甲天下，可以称为当时天下的首富2沈家的财富“相传”是通番而得。**用‘相传’一词证明沈家通番非光明正大之举，如果正大光明，那必然尽人皆知，何必用‘相传’？所以作为亲戚，用“相传”一词来解释沈万三家族财富来源。直接证明沈万三是私自出海与外番通商，成就当时华夏首富的地位的。**因此，当朱元璋发布禁海令时，受损最大的是谁？不就是海商集团吗？禁海令，主要禁止的就是海商私自出海通商，禁海作为历史事实就是说明明朝政府与沈万三为代表的江浙海商集团的矛盾彻底激化。**因此，虽然明史里沈万三这段记录为伪，但是这段记录的历史轮廓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朱元璋南京城筑城21载，沈家富甲天下，周庄距离南京仅二百多里地，其一定会出钱表示心意。崇祯亡国前还在募捐呢，何况朱元璋在南京锲而不舍筑城这么久，就在南京不远的天下首富，不带头捐最多的钱，那简直不可想象，因此合理猜测，江浙一带有头有脸的海商当时都应该捐过钱。而明政府与海商集团后来两面矛盾激化，明朝政府的措施就是禁海，而海商集团的应对方式，一边继续私自出海行商，一边与倭寇，张士诚等残余势力勾结，海上海盗劫掠，陆上倭寇侵扰。那么基于这些历史事实，怎么可能朱元璋后来会对海商集团客客气气呢？对海商该打击一定会打击。历史上，一定会有类似事件，朱元璋借机敲打海商里一些挑头不配合的人。历史也有类似记录朱元璋与吴地人的不合，如朱元璋加重江浙税赋，迁出其人口。民间相传是为了报复该地区对张士诚等人的支持。但是明史为什么写错沈万三的事？笔者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编撰明史的人没有明朝开国此事的一手记录，只凭基于市井传言以及记忆来写了这段，海商捐款挨罚这种民间新闻，官方不可能有太多公开正式的官方记录，当时又没有报纸广播记录这些事，明朝两百七十多年历史，这么久之后，开国之初处罚的到底是谁？估计清初谁都不知道了，但是市面上一直有流传明初首富沈万三的传说。估计能想起来的开国初期的有名海商就是沈万三了。反正沈家本来就是海商这批人里的人，索性就拿沈万三出来说事，这是很高概率的可能。其实，说明史沈万三是清朝故意黑朱元璋最大的逻辑错误就是：相对与朱元璋靠禁海来对付江浙海商，清朝为了解决这个明朝始终没有解决掉的麻烦，在建国南下时，是直接使用钢刀来处理问题的。相比较清朝对付海商集团的腥风血雨的手段，明史写朱元璋对付沈万三为代表的海商集团，只用流放、禁海的手段，那简直不是在黑明，而是夸明而黑清！（有没有可能编撰明史的人故意在这里写错，以对比明清处理相同问题的手段差异，来讥讽清初在江南的行径？这个还是交给历史学家深入求证吧）】

所以在灭元建明战争中，朱元璋针对张士诚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彻底决裂，导致其残余力量与明朝的关系不可挽回。而明朝立国后，明朝政府在处理与一直支持张士诚的江浙海商集团（浙商）的关系中，也没有与之达成和解，双方矛盾逐步激化。

明朝开国本没有海禁的，一开始还建立了市舶司的。“洪武二年九月，定朝贡附至番货。预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146]”但是由于跟张士诚残余势力及江浙海商集团的矛盾无法调和，一大批不服朱家的海商出海当海盗，有钱自己捞，就是不给朱家政权缴税。这导致朱元璋随即在洪武四年颁布禁海令。于洪武七年撤掉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之后十数年间不断下令强化禁海。

我们看到朱元璋当政时期，一开始是开通市舶司想继续维持海上丝路的通商的。毕竟有这么大的海上丝路利益在。但是我们也看到，随即，朱元璋就开始禁海，禁止海商私自出海，随即没几年，连市舶司都取消了，意味着海商公开合法出海都停止了。我们看到朱元璋的禁海措施，不是一开始就有，更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加强。很显然，明朝政府和当时海商集团的矛盾是不断加深的，到最后进入完全不可调和的状态。

所以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海禁这个事件，就是明朝政府和海商集团基于海商丝路庞大利益的主导权，利益分配产生的矛盾激化。海商集团经过南宋，元朝数百年发展，尤其是元朝，在元朝政府行政掌控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海商集团养成了长期的私利自肥的行为习惯。且船出了码头，政府的管辖力就趋近于无。长期海外行船通商，与海盗、倭寇、海外番邦的交流摩擦，使得海商集团的行事手段无所顾忌。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性格刚烈，意志力强大，掌控欲望强烈，其成功打下天下，自然不能容忍海商集团继续垄断巨大丝路利益的状态持续。于是，两家必然对此争得你死我活。这应该就是我们看到的市舶司先开后关，禁海层层加码的真实历史背景。

明朝政府与海商集团都不想放弃海上丝路利益的主导权，是明朝海禁发生的直接原因。

所以明朝大半个朝代，江浙地区的海商集团是跟朱家长期作对的。两边其实都有问题，明朝的问题就是开国朱元璋在处理与张士诚以及江浙海商集团的矛盾时，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成熟的政治手腕，导致处理矛盾太粗糙，直接激化了矛盾。而江浙一带的海商集团的问题也非常大，基本从元开始，江浙海商基本就垄断了外贸商路，而且他们吃独食。这个独食吃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从朱棣当权后的历史可以管窥一二。

朱棣夺权成功，江浙海商背后有助一臂之力

朱棣在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起兵，打到三年十月，基本没啥进展，《明史》记朱棣当时说，‘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仅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然后朱棣在建文三年十二月再次出兵后就突然开挂了，建文四年五月攻到盱贻后，在军事会议上朱棣直接说“不若乘胜直趋扬州，指仪真，则淮、凤自震。我耀兵江上，京师孤危，必有内变。”然后就如朱棣所言，随后一路文官武将倒戈，建文四年6月就被人打开南京城门。

朱棣起兵打了两年多，都没有太大进展，但是最后一次出兵，不到半年就渡过淮河，并信誓旦旦，公开说“必有内变”，随后便摧枯拉朽，在江淮一带如入无人之境。这里必然有大量的政治说服收买。

这就像2021年7月初，美国宣布完全撤出阿富汗，本以为阿富汗政府军能多撑几个月，没想到阿富汗塔利班仅仅月余就彻底击溃政府军，占领了首都喀布尔。这里是战争的功劳还是政治的胜利呢？答案是很明确的。江淮一带进军如此顺利，当地人的配合甚至支持功不可没。

之所以笔者确定江浙海商在朱棣夺权过程中立有大功的判断，就是在郑和下西洋历史事件中。

朱棣夺权后，当年就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明显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打算。这等于明朝朱元璋时期与海商集团的极端激化的矛盾，在朱棣夺权当时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种转变，要么是海商向朱棣服软，要么就是朱棣向海商集团让步。如果是海商向明政府让步。那么意味着明政府主导海外丝绸之路商贸，并且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但是我们看之后历史怎么发展的——

永乐三年六月，就命郑和指挥2万余人的庞大舰队，第一次下西洋。朱棣当权仅两年多就急匆匆派出庞大舰队，顺着海上丝路航道，一路清扫。其后七下西洋。将从中国、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到北非、东非、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整个海上丝路的海上商道不断清扫，剿灭盘踞马来半岛上的海盗陈祖义，在东南亚调和诸国之间纷争，在斯里兰卡击败企图袭击舰队的锡兰山军队，在苏门答腊，擒袭击舰队的篡位”伪王”苏干剌…这一系列不断的行动，事实将海上丝路沿线，尤其是，东南亚、印度洋整理了一番，为海上丝路建立的稳定、安全的商路环境。这一系列的行动，得利最大就是明朝江浙的海商集团。更让人疑惑的是，朱棣的下西洋持续不断，成本消耗巨大，每次舰队出发，都有官兵2万余，舰船两百余艘，其中宝船62艘。“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147]”

朱棣派遣舰队下西洋的壮举，具体消耗多少成本，现在没有确切数据，但是看一些大臣的意见，就知道是巨大消耗。严重收支不抵，比如朱棣朝负责财政的户部尚书夏原吉就一直反对包括下西洋这类巨大消耗财政、国力的行动。比如几十年后成化时期的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反对再下西洋时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148]。

相反，我们看那些海商的获利，就不说在没有国家舰队清理航路的前提下就能诞生了沈万三这样的海商全球首富。我们看明末郑芝龙"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舶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自给饷，不取于官"[149]。当然明末海外贸易随着欧洲航路开通，繁盛很多。但是朱棣一朝，如果是海商让步，服从明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制，怎么也不可能将下西洋的开支变成明政府吞金兽之一。

明政府没有从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严重收不抵支。但是当时在郑和舰队的反复扫荡下，整个丝路的航路通畅，安全稳定，海商航运安全成本必然大减，收益必然增加。但是这些增加的收益怎么没进明政府的口袋呢？如果明政府主导，海商让步，如何能变成这种地步？

可见，朱棣登基后立即改变海洋国策，是明政府向海商让利。

海商开国即与朱元璋严重不对付，这是历史事实，如何一夜之间让朱棣改变的？**这个转变就发生在建文3年底到建文四年短短一年左右时间内。这个时间段里，只有江浙海商出力协助朱棣夺权这一件事上可能，帮朱棣夺权让朱棣以疏通海路进行利益交换。**某种程度而言，**下西洋单方向让海商的经济利益就是回报海商集团对朱棣夺权的支持。**这种回报，在明朝是有传统的。比如明朝开国，商税就极低的国策，某种程度就是回报徽商。有人说，朱元璋出身贫寒，讨厌富人，所以国策重农抑商。但是抑商应该是高商税才对，低商税是扶助商业。

为什么明初会低商税？

我们回到明初，分析其国内形成的几大利益集团就清楚了：明初形成了三大商帮和两大皇族。

三大商帮：徽商、浙商（海商为主）、晋商，浙商财富最多（有沈万三这种富甲天下的标杆），但以海外贸易为主；晋商主要在北方，是随着北方防线建立后，依靠提供军需供应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明初其还不很强大。当时居首的商帮是遍布南方的徽商，他们不仅有财富，还有汉人长期南下，长期经营徽州形成了历史积淀的巨大财富、人才、人脉。徽商在外生意成功，就会回家乡捐出大量资财资助族人读书，培养出大量人才。时代安定就科举求官，时代混乱，就会出去辅佐主公夺取天下，形成了广泛的政商人脉。朱元璋夺权时，徽商不仅对其有捐助，还有不少徽州籍的人才出山辅佐朱元璋夺取天下。比如那个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的朱升就是徽州人。

明朝开国初期，禁海打压了浙商；北方防线还没有完整建立起来，晋商的利益规模还并不大；**因此当时徽商明朝头把交椅、是占主导地位的商帮，所以低商税，最大得利方就是徽商。**这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报徽商。在政治上徽商代表的利益集团获益也很大，明朝首辅和内阁成员人数，徽州人基本排一排二。明朝的官僚，尤其中央那批士大夫，大都有利益背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朱元璋开国把公务员薪水设那么低的主因。因为朱元璋看到的大小官员，大都是有利益集团背景的。通俗的说法就是大部分的官员家里不差钱。朱元璋已经降低商税便宜你们背后的金主了，怎么可能再给你开高薪？

除了三大商帮，还有两大皇族：一个是京城称帝的皇帝一族，另一个发配到各地就食圈养的皇族。

皇帝与政府基本一体，合法向国民征收税赋，又通过科举选士，给予士人阶层大量经济优惠，这等于增加了社会负担；另外明朝将朱家子孙大量赶到各地圈养起来就食当地，这些朱家子孙，在各地不纳税，还参与当地经济活动之中，相当于额外多出来一个给予全国人民承担的隐形的负担。明初建立的体制内有如此多的隐形负担，如果还高商税，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因此制定低商税的其中原因很可能考虑到这些隐形负担。

所以经过上面的分析，笔者总结认为朱棣夺权后，在其永乐一朝，明朝政府基本缓和了与江浙海商集团的关系，为了回报海商集团在他夺权最后阶段给予的巨大支持，朱棣发动了郑和下西洋的大运动，把从南海到印度洋、阿拉伯半岛，波斯、非洲整条海上丝路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反复清理（其性质等于汉武帝打匈奴，然后攻占河西走廊、西域，把整个路上丝路的大半通道清理干净）。但是朱棣维持海上丝路的巨大代价，并没有给当时明朝朝廷带来巨大的利益。重开的市舶司的收入非常有限。显示当时维护海上丝路的成本大部分明朝政府承担，考虑到海上丝路的利益如此巨大，显然收益的绝大部分还是落在海商手里。

因此，朱棣一朝，海商集团从龙有功，让明政府出资清理维护海路通畅。而海商吃独食将海上丝路的庞大利益大部自己吃了下去。试想如果当时海商集团能分享海外贸易利润，让明政府在下西洋行动中整体获利。怎么可能让明政府在朱棣死后，因为财政亏空严重，而停掉了下西洋！

朱棣一朝，中国海上丝路贸易呈现出，朝廷出成本维护商路，海外利益海商大部独享的畸形状态。

明朝围绕海禁的反复，就是海商以吃独食为底线与明政府博弈的过程。他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永乐朝这种状态，朝廷用一国之力来帮助他们获得巨大利益。如果做不到，退而求其次他们期望明朝给予他们官方身份，他们不用朝廷出钱，他们以官方身份展开海洋活动，去实现更大的海外贸易利益。比如海盗汪直想被明朝招安，就是企图获得官身以便更好地进行海洋活动。到明朝后期，欧洲殖民者基本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其商队和军事前沿力量进入中国沿海，给这些海商极大的竞争压力。争取官身的目的更迫切了。明末郑家就是典型。欧洲殖民者在南海与中国民间武装组织（海盗）抗衡，荷兰人已经北上占据台湾岛。但是就算如此明朝海商集团也基本不考虑让朝廷从中获得赢利。笔者估计是海商们担心，一旦朝廷从海外贸易中实现赢利，就会让国家力量涌进海外贸易中，强大的政府力量会将这些商人的大部分利益吞掉。

但是明朝海商这种拒绝朝廷参与海外分利的强硬态度。形成了明朝大部分时间，海商集团和明政府的严重内耗。

这种长期内耗，促使明朝内部几大利益集团，日益走向以自身集团利益为最高利益导向的内斗局面。明末后的党争，隐隐约约之间都是前面说的三大商帮两大皇族为核心的，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纠缠争斗，以商帮为核心的资本利益集团，尤其是海商集团（海洋活动的商业资本）将自身利益超越国家利益（当然在世袭朝代，作为家天下的执政模式，这些利益集团可以说，这天下是朱家天下，又非这些权贵富商的天下。所以除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天下安危关他们何事。他们可以勾结倭寇祸乱华夏百姓，只为了反对明朝禁海，阻止官府参与分利。他们也可以勾结北方游牧民族，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朝廷国家利益之上。这种以私利凌驾国家利益之上社会氛围在明末成就社会普遍状态。他们可以为了反对征收商税，将税负大量转嫁到全国农民身上。他们在李自成围城时，面对崇祯给守城军士的募捐，京城内部所有高官巨商表现出让人吃惊地惜财：城破国亡那也是你朱家的事，与我们何干！估计他们当时想的就是，你家天下都整不明白还想碰我钱？你逗我呢？"）

明朝一朝最大的问题**，就是以资本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和王权之间的持续僵持对抗。形成了内部持续的国力消耗。并最终把华夏文明推出了海洋时代！**

明朝的资本或王权无论哪一方如果能快速获得胜利，都能极大改变之后近现代中国的命运。

资本胜，那就很大概率走类似英国君主立宪这类模式。但是华夏文明持久的世俗倾向，造就了强势王权的固有传统，因此更大的可能是王权获得胜利（因此资本，尤其商业资本战胜王权获得主导政治的权力，在中国强势王权的文明之下，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海上丝路开通后，在明朝显示，这些主导海外贸易的商业资本，表现出资本死盯着利润，资本没有祖国等等特性，与华夏文明气质不容。因此中国原则上不太可能出现欧洲意义上的那种资本主义形式。中国的资本不是不强，而是资本在中国天然没法强）。

如果那时明朝政府能主导海外贸易，并从海上丝路获得巨大利益，从而持续维持下西洋的行动。从朱棣朝明朝海军的规模和能力，即便不发展，雄霸天下一百年不成问题。更何况，如果持续推进海洋活动，参与新领域的实践必然产生和分享到新的知识技术，中国在海洋时代的表现就不会到永乐朝，形成实践高峰后戛然而止。

明朝政府退出海洋活动，不仅最终断送明朝国运，更将最先进入海洋时代的中国人，从海洋上硬生生拖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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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明史》列传第十一

[144]《明史·后妃传》

[145]《吴江县志》

[146]《续通考》

[147]《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148]严从简写成于万历二年的《殊域周咨录》（此书很多观点为孤证） 

[149]《明季遗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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