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史》连载51——王安石与天变不足畏_风闻

**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十一章 宋元时代的无神论思想

二、王安石与天变不足畏

王安石被认为是主张“天变不足畏”的。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主持变法。就在这一月，宰相富弼上书论天人之际。《宋史·富弼传》载，富弼任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的职位，他听说有人对神宗皇帝说“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富弼感叹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如果不畏惧上天，什么事他不敢干呢！这必然是有奸人进献的邪说，扰乱君主的心思。这是治乱的转机，不可不赶快救治。于是他向神宗上《论灾变而非时数》奏章，批判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天论，认为这三人所说“皆不得其要”。因为“天地人本是一气。善恶动静必然相应，合若符契，间不容发。”切不可把天变“归之于时数”（《宋名臣奏议》卷四二）。

这个“有为帝言”者，指的就是刚刚升任副宰相的王安石。富弼的上书表明，变法一开始，关于变法是否合乎天意，王安石对待天命、天意的态度问题，就发生了严重的斗争。

第二年，即熙宁三年，宋神宗正式提出了王安石对天意的态度问题。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十八载：

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其问意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

这个“备要”还特意指出，学士院这个考试的题目，是司马光出的：“策问，光所为也”。

把外界的传言作为比科考更为重要的制科考试的策问题目，要应试者对此一问题作出答复，事实上是让应试者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就不仅是一般的传言，而是已经成为严重的宗教－政治问题。据《宋史全文》卷十一，王安石的回答如下：

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惧天变也；陛下采纳人言，事无大小，唯是之从，岂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何恤乎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矣。

外界传言说是“朝廷以为”，这就不是专指王安石，所以王安石首先说明神宗是畏天变的，实际上也是为自己辩白。

这三条指责中，“天变不足惧”是最严重的一条。所以王安石对于第二条可以有条件地承认，对于第三条则可以毫无顾忌的承认，但对于第一条，则决不能有半点承认。否则他就将成为名教罪人，他的一切言论就都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的一切变改措施都将付诸东流。

实际上，王安石也不是不畏天变。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易传》说：“天垂象，见吉凶”。作为一个儒者，不畏天变，也就是不畏天命，那就是一个小人，就不配做一个儒者。王安石也不是这样的人。在王安石所著的《周官新义》中，他就明白表示，天的吉凶之变，是人所感召。若遇这种情况，人就应修政，来回答天变。这是传统的因天变修德、修刑思想。在《洪范传》中，王安石明确表示反对两种对待天变的极端倾向：

况天者，固人君之所当法象也。则质诸彼以验此，固其宜也。然则世之言灾异者，非乎？曰：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

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予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

说某个天变，就是为某人、某事而生，这是汉代儒者的普遍意见，也为后代的不少儒者所坚持。然而即使在汉代，就如欧阳修所说，其事应与天变难以符合，甚至父子之间的说法也互相矛盾。王安石主张“我知修人事而已”，和欧阳修的主张，可说是完全一致。

司马光借考试，出题把王安石作为“天变不足畏”的主张者，并没有全面、正确反映王安石关于天人之际的主张或观点。司马光之所以要这样说，不过是借个敏感话题抵制王安石的变法而已。而司马光之所以要借、和能够借这个话题掀起政治风浪，也足见当时神学气氛的浓重。

王安石反对“蔽而葸”者，不过是当时大家都具有的意识。反对者也未必就认为天变一定是为某事而发。他们之所以制造这样的传言，不过是对王安石的蓄意诋毁罢了。正如司马光所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三不足”说，特别是其中“天变不足畏”，就是这种毁之太过的表现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宗教气氛的浓重。

就在这次政治风波的第二年，即熙宁三年年底，河北大风成灾。神宗皇帝指示，要求“省事安静”以应天变，王安石坚持不向下发。又过了两年，熙宁五年，“司天监灵台郎”，也就是天文官员尤瑛上言，说“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续资治通鉴》卷六九）这一年，实行保马法和方田均税等法令。元老重臣文彦博上书，认为这些法令是为官兴利，所以导致了华山山崩。这次王安石没有否认华山山崩是天意，但认为不是因为新法：

王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文彦博辞去朝廷的职务，放了外任。

熙宁七年春天，久旱不雨。宋神宗下罪己诏书，说是自己“政失厥中”，导致阴阳失和，并要求臣下直言朝政得失。而所谓朝政，主要就是实行新法。宋神宗长吁短叹，忧形于色，准备废除新法，来回应上天的惩戒。王安石劝慰神宗说，水旱灾害，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即使尧和汤这样的圣人统治时期，也无法避免。只要努力搞好人事，就是对天意的回应。但宋神宗说，我所害怕的，正是人事没有搞好啊！现在对新法的怨恨太多。从皇亲到近臣，没有不怨恨新法的。（见：《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宋史．王安石传》）在上天的警告面前，宋神宗准备退缩了。

旱灾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光州司法参军郑侠把农民背井离乡的悲惨情景画成图，送给了皇帝。要求废除新法，以“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百姓垂死之命”。并且断言：“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宋史·王安石传》记载此事说，郑侠上书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郑侠的上书，充满了一个儒者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也表现了一个儒者对天命、上帝的充分信任。他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把旱灾归咎于新法违背了天意。

宋神宗接到郑侠的上书，寝不能寐。于是下令废除新法。据《续资治通鉴》卷七十记载，当天就下了雨。不过由于吕惠卿等人坚持，这次只废除了方田法。

这时，司马光又向神宗上奏折，要求废除所有新法，说只有这样，才能解除上帝的愤怒。但神宗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意见，于是，皇太后、太皇太后出面了，要求废除新法。于是王安石辞职。《宋史·王安石传》说是“以旱引去”。

不过这次王安石被解职，新法还没有被废除。将近一年之后，王安石被重新启用。就在被重新启用的熙宁八年十月，天上出现了彗星。这一次，神宗皇帝依惯例避殿减膳，下诏求言，王安石和神宗发生了直接冲突。

王安石率领自己的“同列”，向神宗上书。说晋武帝五年，出现彗星，十年，又出现彗星。《乙巳占》预测武帝在位的年数，和实际的十八年并不符合。“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不无偶合。”像古代禆灶那样优秀的天文官，说话尚且未必准确，今天那些搞天文的，怎么能完全相信。那些占星的书籍，是国家所禁止的，因为其中荒谬的地方太多。臣子们这些话，希望能使皇帝感到宽慰。

不过皇帝并未感到宽慰，而是直接指出，百姓们抱怨新法。王安石说，百姓们抱怨的事多了，不必太过重视。皇帝说，总是不如没有抱怨的好啊！

王安石知道皇帝不能再把变法坚持下去，就称病退却了。

这时候，臣子又纷纷上书，包括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都认为，只有罢免王安石，废除新法，才可以使天变消除。虽然十二天后，彗星消失，但张方平仍然上书，认为是新法的可恶，召致了天变。一年以后，王安石被第二次解除了宰相职务。

北宋灭亡后，围绕新法和天意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到了南宋，对王安石的指责就逐渐集中到“三不畏”上来了。

宋高宗建炎三年，司勋员外郎赵鼎上言，说王安石随意更改祖宗法度，以致酿成今日大祸，只有罢去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的资格，才能收拾人心，感召天地和气。

数十年后，理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淳佑元年正月，宋理宗下诏，将王安石逐出孔庙：

寻以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宋史．理宗本纪》）

这是对王安石一案的最后判决。其判词说明，王安石最大的罪过，是不畏天命。

说王安石不畏天命或不畏天变，并不准确。他只是和欧阳修一样，不认为天变一定是为某事而现。然而这一点，在那些坚持从董仲舒以来的天人感应理论的皇帝和儒者们看来，就是不畏天变。而从我们后人看来，双方从各自立场出发，都有自己的道理。从这里我们看到的，一面是宋代儒教天人感应思想的浓重，一面是王安石“知修人事而已”思想的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