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与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来龙去脉(2)_风闻

直到1978年12月塔拉基访问苏联之前，两人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塔拉基把阿明当成自己“杰出的学生、得力的助手和亲密的战友”。阿明也是对“伟大领袖”毕恭毕敬，除了在大清洗和任人唯亲这两件事上做的过了点，让塔拉基不那么高兴之外，别的都还好。

但是到了1979年，塔拉基对阿明就不那么放心了。他发现国家的总体局势并没有因为阿明推行大清洗而好转。反而是他身边熟悉的党内老同志、老战友逐个消逝。阿明提拔的那些干部水平太次，各地的叛乱就像韭菜一样，才割掉一茬，又长出一茬，始终无法扑灭。

而阿明呢，假手大清洗，在党政军各部门安插他自己的亲信，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员应有的党性，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1979年2月14日，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阿道夫?达布斯被阿富汗恐怖分子劫持到一家饭店当人质，作为释放大使的交换条件，后者胁迫阿富汗政府释放该组织领导人白斯及其两名同伙。美国政府收到消息后，呼吁阿富汗政府保持冷静，和平解决，并请苏联政府帮着说话。塔拉基倾向同意，阿明还是坚持强硬，派部队强攻饭店。导致大使重伤身亡。

美国政府一气之下，断绝了对阿富汗新政权的所有援助，横下一条心，去扶持阿富汗反政府武装。

这件事让塔拉基坐立不安，他担心这位连美苏两大国都不放在眼里的部下早晚会造反。

在随后的赫拉特事件中，塔拉基对阿明留了个心眼。塔拉基交出了总理的职务，却没有交出国防部长的职务。仅仅让阿明以总理身份率军平叛，同时命令自己的亲信将领瓦塔拉詹担任总参谋长，监视阿明在军内的活动。

阿明何其聪明之人，岂会觉察不到塔拉基对自己的戒备？他果断采取行动，在塔拉基身边安插眼线，暗地里继续扩充自己在各部门的力量，时刻准备应对最后的摊牌。

阿明千算万算，还是少算了一步，那就是苏联的分量。

在苏联人看来，阿明远没有塔拉基听话。苏联人不喜欢阿明，除了怀疑他的美国留学经历外，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老人们十分厌恶阿明的那些斯大林手段。正是他的大清洗才使得阿富汗政府和军队人心惶惶，各地的人民起义风起云涌。

1979年4月底，驻贾拉拉巴德的第11步兵师出现哗变，师长被叛军击毙；5月中旬，第5步兵师一个团倒戈，加入反政府武装；6月初，驻帕克蒂亚省的第25步兵师出现哗变……

军队倒戈只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全国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爆发起义，人民民主党已经对大部分农村地区丧失控制，只能勉强守住那些省会城市，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在中小城市展开了拉锯战。

情势已经万分危急。7月11日，塔拉基和阿明再度致电莫斯科，强烈要求苏联出兵支援。再次遭到拒绝后，阿富汗提出哪怕是派出几个营的部队驻防喀布尔，保卫党政军首脑机关也好。

对于第二个要求，苏联政府勉强表示同意。如果说，《苏阿友好合作条约》挖好了苏军入侵的坑。那么，呼吁苏军驻兵喀布尔可谓是堆好了埋葬阿明的土。

正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国内各省的战局依旧在恶化。7月27日，万般无奈的塔拉基只好任命阿明兼任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各省平叛事宜。可是这一次，别说是阿明，神仙都救不了人民民主党了。

进入1979年8月，阿富汗国内局势进一步崩溃。人民民主党、确切的说是人民派内部的分裂愈演愈烈。一种舆论埋怨阿明手段残忍，搞乱了四月革命后的大好形势；一种舆论攻击塔拉基无所作为，沉迷个人崇拜治国无方。在这两种舆论对立交织的氛围下，塔拉基和阿明的关系高度紧张。虽未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也好似一触即发。

在塔拉基身边，除了亲信们要他对阿明采取果断措施，还有苏联人对他的隔三差五的建议：剥夺阿明的权力，停止大清洗；召回旗帜派党员，实现党内和解；改变宗教政策，缓和与宗教界的关系。

1979年9月3日至9日，不结盟国家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第六次首脑会议，阿富汗受到邀请。克格勃敏锐地意识到，在火药味越来越浓的喀布尔，无论是国家元首塔拉基还是政府总理阿明，谁在这个关键时候离开国内，谁就会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政变中下台。因而苏联方面竭力劝阻塔拉基去古巴。

文人气息浓郁的塔拉基缺少果断权谋。或许，此时的塔拉基已经对阿明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可他仍然无法相信，建党开始就忠实追随自己长达十四年的老部下会对自己痛下杀手。难道不是阿明多年以来竭忠尽智地为自己发展人民派的力量，对抗反对自己的旗帜派吗？又是谁，在去年那个生死之夜带领全党起死回生，营救自己于牢狱之中，又拥护自己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这还不到一年半，就要听苏联人的话，把十四年的信任抛诸脑后，将他置于死地？

阿明也知道，自己得罪了苏联人。自己的领袖和老师塔拉基先生是个耳根子极软的人，他会听苏联的话吗？十四年来对自己关爱犹如父兄，革命成功后几乎把党政军各部门所有工作都委以重任的领袖，会对自己痛下杀手吗？自己非要和塔拉基拔剑相向吗？

阿明决定赌一把，建议塔拉基去古巴出席会议，只要他同意去，那就证明大家还可以继续愉快地玩耍。

塔拉基不顾苏联人的反对，登上了去古巴哈瓦那的专机。

苏联人不放心，为了防止阿明在塔拉基出国期间发动政变，或趁塔拉基返回喀布尔时实施暗杀。苏联政府建议塔拉基秘密更改归国行程，先停留土耳其，再“顺道”访问莫斯科，最后由苏联派部队护送回国。这支部队以“应阿富汗政府的邀请，协助保卫中央政府首脑机关”的名义进驻喀布尔。

安德罗波夫向勃列日涅夫汇报，并请他转告塔拉基：暂时不需要苏联军队介入，驻喀布尔的克格勃准备以自己的方式消灭阿明，巩固塔拉基的权力基础。

塔拉基果然耳根子软，听从了苏联的所有建议，并且做好了回国给阿明开追悼会的准备。

然而，当塔拉基回到喀布尔后，阿明仍然如期去迎接他。原来，阿明改变了日常出行路程，从另一条路去机场迎接塔拉基。埋伏在“官道”上的克格勃特工扑空了。

塔拉基不知道，自己的警卫队队长塔伦同志已经被阿明收买，在自己身边24小时为阿明搜集情报。

9月13日，阿明获悉内阁有四名部长向塔拉基建议解除阿明的总理职务。9月14日，阿明先下手为强，以内阁总理身份通过官方通讯社宣布罢免该四名部长职务，并宣布喀布尔卫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以防不测。

塔拉基再次慌了神，找来苏联大使和苏联国防部、克格勃驻喀布尔的代表商议对策。苏联人建议塔拉基打电话召阿明来总统府开会研究人事任免，然后在总统府枪毙他。

这时的阿明同志很可爱，居然在电话里公开说这是鸿门宴，自己绝不会送肉上砧板。

这时的塔拉基同志也很可爱，居然说：“你不相信我难道不相信苏联同志吗？是他们要咱俩坐下来聊聊内阁的人事变动。”

阿明还没有与苏联人公开决裂的底气，只好去总统府赴鸿门宴。14日下午15时，阿明刚刚踏进总统府，塔拉基的警卫队长塔伦就提前鸣枪，暗示阿明快跑。总统府卫队总算有明白人，立即朝叛徒塔伦和阿明开枪。

阿明被击中受伤后，果断开枪还击，边打边撤，成功脱险后，又于16时20分调集亲信部队进攻总统府，活捉塔拉基。17点50分，喀布尔电台宣布塔拉基下台。

短短六年后，阿富汗政府爆发了第三次政变。

　1979年9月14日的事件对于阿富汗的国内形势影响不大。在阿富汗民众和各地起义军看来，也就是那个无神论政党的高层人物权力内斗。他们不信仰真主，没有道德和操守，所以天天清洗自己的领导、同事和战友。一号人物和二号人物相互倾轧不足为怪。

但在苏联人看来可就是大事了。那个倍儿听话的塔拉基太实诚了，居然和阿明说是苏联人要他来开会。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不是拖苏联政府下水嘛。

阿明上台没多久，就通过外交部长对外公开宣称，苏联驻喀布尔的军政外交人员参与了人民民主党党内的反革命势力对他的刺杀行动。

1979年3月的赫拉特事件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由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组成的阿富汗问题委员会，专职应对日益恶化的阿富汗形势。

阿富汗问题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9月14日事件之后，阿富汗国内已经没有人可以取代阿明，必须“面对现实”。9月底至10月初，苏联先后召回苏联驻阿富汗大使，和国防部、克格勃和苏共中央国际部驻喀布尔的代表，向阿明示好。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呼吁阿明保证塔拉基的人身安全。

阿明对苏联丝毫不买账，于10月8日下令秘密处决塔拉基。同一天，阿富汗外交部长会见社会主义国家驻阿富汗大使，再次公开宣称正是之前在喀布尔的苏联外交官、军官和克格勃策划了对阿明同志的刺杀。

10月10日，阿富汗官方宣布塔拉基“因病逝世”。在同一天，安德罗波夫命令克格勃将卡尔迈勒等流亡各国的人民民主党旗帜派领袖人物接到莫斯科。苏联政府意识到，阿明已经决定和莫斯科分道扬镳，甚至可能会投向西方国家或是伊斯兰国家的怀抱。

苏联政府想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误判了两个问题。

第一，阿明在国内已经被认为是大清洗的头号罪魁祸首，是旗帜派、党内第三势力、塔拉基派的死敌，是阿富汗宗教界认定的所有阿富汗穆斯林的公敌，是各地起义军夺取政权的必杀之人。

第二，阿明在国外更是得罪了一大片国家，且不说苏联人不满意；美国人也把1979年2月14日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遇难事件归咎于阿明的蛮横无理；伊斯兰各国对阿明不尊重阿富汗伊斯兰宗教界人士也是极为不满；当然，还少不了巴基斯坦对阿明在边界问题上强硬态度的愤懑。

此刻，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阿富汗委员会头头们盘算着，废掉阿明应该会不会树敌太多。

苏联高层犹豫不决之时，也是阿明同志焦头烂额之时。

1979年9月以后，阿富汗政府已经对80%的人口和70%的国土失去控制，拥有美国和伊斯兰背景的反政府武装愈战愈勇。阿明所面对的局势相对塔拉基时代可谓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内外交困之际，阿明首先想到的还是对塔拉基的亲信实施大清洗，尽快铲除异己。对于军事问题，阿明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答应的那几个营的援军，帮他防守喀布尔的战略要地，确保首都安全。

阿明怎么样都没想到，苏联人居然想废了他。

1979年11月4日，伊朗爆发德黑兰人质危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外交官们顿时成了全世界最忙的人，为和平解决该事件奔走穿梭。相比波斯湾第一大国伊朗的人质事件，阿富汗的九月政变几乎毫无国际影响力。

苏联政府的如意算盘是，趁着时下国际舆论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伊朗，而且美国马上要总统大选无暇东顾，让苏军干上一票，在喀布尔换人，重新建立一个稳固亲苏的政府。等来年美国新总统确定了，强迫美国政府接受既定事实。

苏联人决定，让阿明同志再过一年的圣诞节。过完节马上就送他去马克思同志那里，接受伟大导师和恩格斯的再教育。

对于勃列日涅夫来说，决定出兵阿富汗的过程比当年决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更加复杂。几乎每当阿富汗形势恶化，勃列日涅夫都会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有时候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勃列日涅夫都会授权基里连科主持会议，免得大家在会场看领袖的眼色说话。

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出兵阿富汗。会议中途，外交部和克格勃的驻外机构同时向各自在国内的最高领导报告了一个坏消息。

就在当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在布鲁塞尔召开各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联席会议。美国在会上提出的“从1983年开始，在西德、英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部署572枚美国潘兴Ⅱ式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的建议获得通过。这就意味着苏联自1977年后在其欧洲地区部署能够覆盖西欧的SS—20中程导弹后所取得的欧洲地区中程核力量战略优势完全丧失。

勃列日涅夫很伤心。几个月之前的1979年6月18日，他才和美国的卡特总统在维也纳签署了《关于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条约》和一系列附件。双方好不容易就实现新一轮缓和达成共识，卡特总统就朝他背后下刀子了。

大国外交好似下围棋。在欧洲丧失的东西，就要从亚洲拿回来。可是，勃列日涅夫放眼亚洲，真是不让他省心。亚洲不仅只有一个阿富汗，还有与苏共反目的中共。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交。1月29日，邓小平访问美国，标志中美两国正式进入外交蜜月期。2月17日，中国军队出兵越南，十八天后逼近河内。

根据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规定的“一旦双方中之一方成为进攻或进攻威胁的目标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苏联必须拿出点实际手段对付中国，给越南一个交代。

那就出兵阿富汗吧，将战略纵深向南推进，震慑中国和美国、以及既亲美又亲华的巴基斯坦，跟越南和印度遥相呼应，重新显示苏联在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的战略存在。

12月12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一致通过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关于出兵阿富汗的提议，并责成三位同志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所制定措施的执行情况。

为什么是这三个人提出建议，又是这三个人提出实施？

这是勃列日涅夫真正的用人风格，尽管勃列日涅夫偏爱第聂伯帮的干部，但是事关大事之际，他优先听从的还是非第聂伯帮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

安德罗波夫原则性强，在匈牙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敢于坚持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国内不结党营私，值得信任。葛罗米柯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扛起了对西方缓和的全部工作，能力强悍自不必说，对苏联那些冷战对手们的了解无出其右。乌斯季诺夫是国防部长，是否出兵必须征求他的意见。

这三个人都是凭借真本事获得领导赏识的。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后，三人向领袖建议：做两手准备，要么通过克格勃特工发动政变，要么通过派兵进入喀布尔，干掉阿明，扶卡尔迈勒上台。

克格勃的特工行动直接被阿明政府的大清洗成功规避。接下来就只能靠军队了。

国防部的备战工作并非进入12月才开始。早在1979年3月的赫拉特事件中，乌斯季诺夫为了防止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向苏联中亚地区渗透，就已经下令在苏阿边境增加兵力部署，并让总参谋部准备空降兵部队和空军部队随时增援。

1979年7月，应塔拉基和阿明的要求，苏联派出一些营级部队进驻喀布尔巴格拉姆机场和苏联驻阿使馆等地。九月政变后，应阿明的要求，苏军在11月又派出一个营的特种兵守卫阿明的新总统府达鲁拉曼宫。

当然，仅仅靠这几个营的部队是拿不下阿富汗的。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同志预计要八万人的兵力才能搞定。可是，总参谋部却不这样认为。

一场源于外行指导内行的争吵爆发了。

12月10日上午，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召见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告知他政治局已经要求总参谋部尽快在中亚准备七八万人的部队，用于月底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奥加尔科夫听完之后大吃一惊。他表示这么点兵力根本无济于事，他反对这样的草率行动。

乌斯季诺夫训斥道：“怎么搞的，你想教训政治局吗？你必须服从命令。”

奥加尔科夫明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他听出来，政治局对备战工作很着急，因为乌斯季诺夫告诉他，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稍后会召见他，听取总参谋部初步的军事计划。

奥加尔科夫回到总参谋部后立即找来副总参谋长瓦连尼科夫商量。瓦连尼科夫也认为出兵阿富汗一事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存在诸多不利因素，除此以外，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七八万人的兵力根本无法有效控制阿富汗。两人商定之后认为，奥加尔科夫必须在克里姆林宫向领袖和政治局委员们坚持原则，说明出兵的不利因素，让政治局委员们收回成命。

当天晚些时候，奥加尔科夫列席政治局会议。他不顾在场的乌斯季诺夫的面子，直言无讳地向政治局提出，出兵阿富汗会招致西方国家和穆斯林世界的一致反对，在国际社会会造成广泛的不利影响；以阿富汗的民族传统和当前该国的军事形势，七八万人的兵力简直杯水车薪，苏军会陷入反政府武装的游击战争无力自拔……

政治局委员们颇为不悦，在那些非军事专业的领导们看来，阿明的亲信部队和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看到苏军将会一触即溃，不足为虑，七八万人的部队出兵占领阿富汗绰绰有余。

勃列日涅夫同志是出了名的好脾气，根本不屑于和部下的部下争执。首先打断奥加尔科夫陈述的是安德罗波夫。作为力主出兵的主要人物，他果断的说道：“你去做那些军事方面的事情吧，政治方面的事情有我们、党和勃列日涅夫同志来做。”

就这样，专家的意见被抛却了。类似的事件出现在十一年前，可那时的政治局却做出了不一样的决策。

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勃列日涅夫指示军方，捷克斯洛伐克巴掌大的地方，派五个师就够了。时任国防部长的格列奇科元帅坚持认为必须投入二十五个师，而且要拉上华约国家一同出兵，才有必胜的把握。最后，勃列日涅夫听从了军方的意见。阿富汗事件中，勃列日涅夫没有格列奇科元帅那样的国防部长，又对总参谋长这样专业人士的意见置若罔闻。

备战的工作随后开始。国防部在土库曼军区准了备两个机械化步兵师，一个空降师，一个空降运输师，并准备一个舟桥团。12月13日，国防部成立作战指挥组，临时由副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同志主持工作。12月14日，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索科洛夫元帅接到命令取消休假，来到苏阿边境的捷尓梅兹市，负责领导作战指挥组。由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来指挥阿富汗战争，充分体现了苏联对阿富汗战争的重视。

在备战工作中，各部队被陆续编入第40集团军。12月16日，原土库曼军区第一副司令图哈里诺夫中将被任命为第40集团军司令员。

与此同时，在驻喀布尔的苏军原有兵力基础上，克格勃又先后派出两支特种部队“协助”阿富汗政府军戍卫首都。

12月22日，苏联政府驻阿富汗大使通报阿明，苏联政府将从12月25日开始派出一到两个师的部队协助阿富汗政府军作战。阿明听了很高兴。当年塔拉基可是再三请求都没喊来苏联援军。自己上台没多久，苏联就派兵来保护新政权了。他不知道，苏军来不是保他命的，而是要他命的。

12月25日，苏军正式出兵，第108机械化步兵师迅速越过边境。第103空降师在喀布尔着陆。其他少量侦查部队和空降兵部队也陆续进入阿富汗。同一天，阿明派出阿富汗军队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巴巴占将军和自己的弟弟阿卜杜勒与苏军第40集团军司令员图哈里诺夫中将在昆都士市接洽，商议双方的协作内容和驻防区域。

苏阿友好再一次升温，各地陆续出现欢迎苏军的盛大仪式。

　1979年12月27日14时30分，苏军第103空降师在历经47小时之后，终于完成在喀布尔的巴格拉姆机场的空降行动。在此之前，103空降师各部着陆之后没有集结，而是着陆一部，开拔一部，迅速往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驻地、国防部、内务部、外交部、邮电部、电话总局，广播电视中心等党政军中央机关的关键部门周边开进，协助阿富汗军警对上述据点“协防”。

中间发生了一个不祥之兆，仿佛预示着苏军此次出征阿富汗必败。12月25日19时33分，103空降师伊尔-62型运输机在喀布尔即将降落时触山爆炸，44名官兵遇难。

苏联的陆军特遣队和克格勃别动队或许没有第一时间听到这个噩耗。他们只知道主力部队已经越过边界，空降兵正在陆续抢占喀布尔的战略要地，发起斩首行动的条件已经成熟。12月24日，他们接到莫斯科命令，进攻总统府的时间定于27日中午，代号“进攻——333”行动。

苏军特遣队中一支部队叫做“穆斯林营”，由中亚各加盟国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士兵构成。12月25日晚上，穆斯林营的军官们请阿明新总统府达鲁拉曼宫的警卫队的军官们吃饭。宴席上，充当服务人员的苏军士兵往自己长官杯中倒水。苏军军官频频举杯，狂灌阿富汗军官。后者寡不敌众，很快出现酒后吐真言。警卫队副政委居然告诉苏军阿明害死塔拉基的真相：塔拉基是被摁进枕头窒息死亡。

要知道，阿明政府当时对外宣称，尤其是对苏联信誓旦旦的保证：绝对保证了塔拉基同志的人身安全，他本人是因病逝世。警卫队队长占达特一看情况不对，赶忙叫人把副政委抬回去。然后带着其他人继续和苏军喝酒。双方很快就混熟了。

12月26日一大早，克格勃别动队部分军官趁着总统府警卫队的军官们酒还没醒，在警卫队苏联顾问的带领下，在达鲁拉曼宫“逛”了一圈。夜晚回去之后，绘制了接近全貌的地形图，并标注阿军兵力部署。

貌似一切都在苏联掌握之中，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7日中午，阿明在达鲁拉曼宫宴请党政军高官，庆祝自己新官邸的落成。席间，阿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苏联军队已经踏上路途，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我不断和葛罗米柯同志联系，共同商讨一个最佳口径方案，向世界宣布苏联给予的军事援助。”

阿明的重要讲话生动地指出了苏联援助对于人民民主党执政地位的重大意义。宴会上，大家全神贯注地聆听了阿明同志的重要讲话，并在推杯把盏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接下来的事情可谓乐极生悲。席间，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事件，连阿明也失去知觉，生死不明。尽管没有人去调查这件事的罪魁祸首，但是全世界人民都从后来的历史猜到了幕后元凶。

更奇怪的事情在后面！几乎同时，莫斯科不知为何，突然下令将进攻行动推迟至下午15点，接着又改为晚上22点。

接着，又发生了更更奇怪的事，驻喀布尔的两名苏联籍高级军医在阿方要求下进入达鲁拉曼宫，救治阿明。在采取颔骨复位、人工呼吸、洗胃和导尿等医疗手段后，阿明仍然昏迷。苏联军医仍不放弃，先后采取注射和打吊瓶，终于把阿明救活。

与此同时，达鲁拉曼宫的阿富汗警卫部队加强了警戒。19时多，阿明同志在苏联军医的注视下醒来。他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听见外面枪声大作。接着，部下向他报告，部分军队哗变，和反革命匪帮一起攻进来了。

其实，攻进来的不是叛军，而是苏军。

部分克格勃军官向上级要求提前行动，不能等到22时，晚了要坏事。

阿明听到的枪声越来越密，他的警卫部队打得很顽强。一些阿富汗军官有过留学苏联的经历，精通指挥。他们看见对面穿着阿军军装的敌人开始说俄语脏话，才反应过来，原来进攻的是苏军。他们是在迷惑阿富汗友军，这是一场精心组织的突袭。

12月27日傍晚，克格勃特工切断了达鲁拉曼宫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同样，驻喀布尔的克格勃特工也切断了首都与外省的联系。阿富汗军队各部的苏联军事顾问制造种种借口，诸如检查武器装备、请阿军军官聚餐等等，防范阿军军官们集结部队。同时，苏军第103空降师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反抗的阿富汗军队。

在达鲁拉曼宫，数百名苏联陆军特遣队员和克格勃别动队员兵分多路，向阿明官邸各警卫部队同时发起突袭。尽管阿明的近卫军人数众多，有两千多人。但仅有核心卫队的100余人进行了顽强抵抗。苏联特种部队在进攻中显示出强悍的战斗力，仅47分钟就结束战斗。阿明卫队除战死者外，全部投降。苏军以10人死亡，受伤不足百人的代价拿下了达鲁拉曼宫，击毙了阿明。

关于阿明被击毙的过程，各种版本众说纷纭。鉴于他被击毙的真相与本帖主题关系不大，我们还是聊聊他生前死后和本帖主题有关的事情吧。

阿明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大多数领导人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众不同的是，阿明最早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与擅长著述的塔拉基和擅长演讲的卡尔迈勒不同，阿明更加擅长军事斗争和政治权谋。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个性他一点也没有沾染，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果敢而富有主见。面对孱弱、贫穷和一盘散沙的国家，他知道只能通过军事手段才能推翻旧制度。从这方面来说，他懂阿富汗的国情，知道怎样带领全党革命成功。

然而，阿明有一块短板，也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人的通病，暨在经济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上欠缺经验。这个崇拜斯大林、迷信枪杆子的人以为经济、民族和宗教这些社会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一样，比的是谁更强硬，谁更有凝聚力，谁在铁和血的领域更占据优势。从这方面来说，他不懂阿富汗的国情，不知道怎样带领全国走向民主富强。

阿明可以凭一己之力逆转四月革命的危险形势，可以逼走卡尔迈勒扩充自己，可以麻痹在先、毒手在后干掉塔拉基。这种军事政治才能是足够他掌权的。当他采取连苏联人都已然抛弃的斯大林手段建设国家，处理经济、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时候。人民民主党政权就岌岌可危了。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可谓成也阿明，败也阿明。

阿明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害死塔拉基之后继续相信苏联。他一定没有研究过阿富汗的“伟大北方邻国”的历史。否则，他就不会坐以待毙。

阿明以为苏联人可以被利用。所以阿明事败身死。

苏联人以为干掉阿明就可以控制阿富汗，所以苏联会在阿富汗一败涂地。

根据苏共的思维定势，匈牙利事件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经验已然表明：只要干掉一个兄弟党的领袖，再换一个人当这个兄弟党的领袖，这个兄弟党就可以江山永固，这个国家就会留在社会主义阵营，拱卫苏联。

仿佛一切都像以往那样顺利。但是这次不同，阿富汗会给苏联人好好上一课，让苏联在两年之后不敢再在波兰上演同样的节目。

阿明遇害时年仅50岁。苏联人扶植与他同龄的卡尔迈勒执掌阿富汗，并挑选人民派党员干部萨尔瓦里担任他的副手。

克里姆林宫的如意算盘是：阿明最大的罪过是搞大清洗，破坏党的统一，分裂党。他不仅清洗了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党员，还清洗了塔拉基及其追随者以及那些抵制阿明路线的人民派党员。

只有建立以旗帜派为主，人民派为副的领导班子，才能重新维护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团结，清除阿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好了，旗帜派的“地主还乡团”回来了，他们要夺回党政权力。这事会让那些留在台面上的人民派干部怎么想？难不成阿明一个人的错就要整个人民派交出权力来赎罪？

政治权力的事情还好说，更大的问题在军事权力上。四月革命以来，跟随阿明打江山、剿匪平叛的人民派军官们一个个出生入死，才勉强维持住人民民主党的政权。虽然他们也反感阿明在军队的大清洗，可好歹阿明还带领同志们在一夜之间逆转形势，夺取政权。卡尔迈勒毫无尺寸军功，凭什么要给他的手下让出位置来？

由于建党初期，塔拉基和卡尔迈勒发展党员的理念不同。塔拉基拒绝吸收富裕阶层和官僚阶层出身的人民入党，卡尔迈勒则没那么多清规戒律。所以，在很多人民派党员看来，旗帜派党员就是代表剥削阶级说话的。

已然存在于内部的阶级隔阂不得不让人民派干部、军官们产生怀疑：一个革命时期身陷囹圄等同志们去营救的领袖算什么领袖？一个坐着苏军装甲车登上国家元首宝座的元首算什么元首？

苏联人没想明白，能坐稳江山的人必须是有崇高威望并能得到人民拥护的人。卡尔迈勒其实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也就是在旗帜派党员中有一些威望。就算人民派的萨尔瓦里等人愿意和他同桌办公，两派党员的裂痕也极难弥补。

与其扶持卡尔迈勒，倒不如扶持在意大利流亡的查希尔国王，他才是最有威望的阿富汗政治人物。当然，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共产党敢公开拥护君主制，这个主意仅供谈笑之资。

回到喀布尔的卡尔迈勒也算是明白了，自己这辈子为什么总是又被敌人算计又被自己人挤兑，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没有掌握枪杆子。

1979年12月28日后，各省的兵权大多由人民派向旗帜派移交。卡尔迈勒做的还不算太过分，国防部的权力依然保留在人民派党员手中。

大家可能要问了，这不是变相的大清洗吗？阿富汗当时军事形势那么严峻，前线的将军们怎么会心甘情愿交出权力呢？卡尔迈勒不怕将军们闹兵变吗？

卡尔迈勒当然不怕，因为他身后有“强大的”苏联军队。

1980年1月初，驻巴格兰省纳赫林镇的阿军第4炮兵团宣布起义，并扣押了部队里的两名苏联军事顾问。卡尔迈勒邀请苏军平叛，该部叛乱很快被平息。

这次起义打响了阿富汗军民武装反抗苏军入侵的第一枪。从此以后，阿富汗政府军不断发生倒戈事件，哗变部队与民间部落武装和宗教武装合流，打击政府军和苏军。

克里姆林宫起初没有把阿富汗的反抗当回事。他们不明白，那些上马为兵、下马为民的汉子多么崇尚自由。他们也不明白，穆斯林世界对异教徒入侵的反应有多么强烈。

他们忘了，拿破仑横扫欧洲，所向披靡，却怎么也剿不平西班牙的人民起义。

他们忘了，希特勒逞凶一时，战无不胜，却怎么也干不掉南斯拉夫的游击队。

他们忘了，日本军队几个昼夜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却花了十四年都肃清不了中国东北的抵抗力量。

拿破仑可以封自己的哥哥统治西班牙，希特勒可以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日本可以扶植成立伪满洲国。他们都可以粉饰太平。

然而，人民的声音虽然可以低到几乎听不见，但是追求自由的反抗之心永远不会消亡。对于阿富汗，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一场全新的战争不但改变了这个中亚国家，而且影响了各主要大国乃至全世界，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