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清 | 中国史与世界史：共同的底色_风闻

章清 |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文史研究院教授

有着共同“底色”的中国史与世界史何以渐行渐远？参加中国史、世界史的“对话”，首先想到的便是这样的问题。将二者强分，本不合适，即便分别追踪各自的历史，亦可发现此二者是在晚清共同开始学科化知识的建构。发掘中国史与世界史“共同的底色”，或能进一步看清，割裂的中国史与世界史，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存在诸多负面影响：中国史不便更好分享各国的史学研究及相关理论，世界史则难以如欧美及日本的中国史（对于它们是各自的“外国史”）形成自具特色的学术传统。加强两者的沟通与对话，于中国史学的成长大有裨益。

文明沟通催生了中外历史“合和”，

了解可资对比的“他者”

两种文明相遇，其意义往往展现为了解到另一空间与时间维度的“他者”。中外历史之“会通”，也有助于寻求彼此的理解之道，并解决自我“认同”问题。正是这样的“会通”，暴露出各文明的历史书写，一开始往往各自立足于“我族中心主义”来认知“他者”。恰似当下我国史学现状：中国史不讲外国；世界史没有中国。即便有些许内容，也是置于各自的“历史”架构中去认识。

有着悠久历史书写传统的中国，历代大多以“列传”或“志”的形式，介绍周边民族乃至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除依从中国之纪年方式外，还衍生出文明发展程度的判定。杜佑《通典》已有“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的看法，无非是强调“中华”与“夷狄”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晚清一开始也是将西史纳入朝代史的架构认识，将西人/西事比附于中国之历史人物/史事。如夏燮的《中西纪事》，就有“佛郎西兴于唐，英吉利兴于宋”的表达。

彼时来华西人则秉持神学史观以实现中西历史的“合和”。1833年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分11次刊登的《东西史记合和》，即致力于“较量东西史记之合和”。该文分为上下两栏排列，上为中史，下为西史。以“洪水之先”分别叙述“汉土帝王历代”“西天古传历记”，自然透露出深意。随后，西史之编纂体例也被引入中国，最突出的是将历史演化划分为古、中、近三个时代。1882年编译出版的《万国通鉴》一书，按“东方国度”“西方古世代”“西方中世代”“西方近世代”分为四卷，也大有意味。“东方国度”没有像西史那样区分为不同的“世代”，未尝不是指明“东方国度”还没有进到“近世代”。

文明相遇开启中外历史“合和”，为的是把各自的历史都纳入同一时间坐标轴，其影响并不限于史学。晚清士人普遍感受到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多少也是较量中西历史的结果，郭嵩焘的觉醒就表现在其真切认识到以“地球纵横九万里皆为夷狄”并不妥当。使中国受到刺激的，不仅是作为“强国”的“他者”，也包括“弱国”，尤其是“由弱转强”的例证。所谓“借镜于人国，自同洲之国始”，这也使东亚范围内的日本、朝鲜成为重要的“他者”。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就在传递这样的意思：“观于日本，吾国人可以兴也。”

“中史”“西史”对话，

奠定了“共同的底色”

中西历史之“会通”，也促成“中史”“西史”的对话。其影响所及，对于中国历史的阐述，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都开始有了外国史这一参照，而且往往以“中史”比附“西史”。而中国的世界史也在成长，无论是古代文明史、近代史还是各大国史，尤其是对若干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说，都开始有了中国人的声音。

当日之“史学”，在中外沟通中也扮演着特别角色。在“历史”中寻求富强之道，维系文明的优越感，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受“中体西用”论影响，晚清明确区分了“中史”与“外史”（或“西史”）。无论是科举改制，还是开办新式学堂，“中史”与“西史”都占据重要位置，从中即可窥见晚清如何结合“西史”重新认识“中史”，改变了“中国史”的“讲法”。而中国有关“世界历史”的认知，也开始有了立足于“本土”的知识积累，构成中国“世界史”之滥觞。

无论“中史”还是“西史”，都因此有了诸多“发明”。“中史”受“西史”的影响，更为重视追溯历史之盛世，总结历代改革之经验得失；最突出的是，一些被历史尘埃掩埋多年的各色人物又重新跃上历史舞台，令人感叹于“几多古人之复活”。有关“西史”的问题，更是将当时中国关心的问题投射于国外历史，如富强之由、治理之方及长治久安之道等。一则问策写道：“俾思麦可方中国何人？试以古事比附之。”这是当日会通中西历史时典型的提问方式，将西人、西事置于中国历史的背景中加以认识，甚至将中国之现实处境与历史上的西方相类比。梁启超就有这样的企盼：20世纪之中国能够经历19世纪欧洲那样的变革。

正是这样的对话，奠定了中国史、世界史“共同的底色”。影响最大的，约有两端：其一是“新名词”之入史，中史、西史有了共同“话语”；其二是将中外历史皆纳入“普遍历史”，确立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等二元架构。

“新名词不能不撰”，也是文明沟通的产物。史学中出现的新名词，则涉及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描绘“过去”；书写历史“话语”之转向，通过“新名词”之“入史”展现出来。《新世界学报》一篇讨论“中国历史”的文章，就表彰孔子为“吾中国之大政治大哲学家也”。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章节目录，也不乏“政治”“宗教”“权利”“义务”“财政”“工艺”“美术”等“新名词”。此亦表明当时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人与事，已通过各种“新名词”重新叙述。

历史书写中充斥各种“新名词”，还主要来自“东瀛”（源头自然在西方），也曾遭到严厉指责。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甚至认定“新名词”之“为鬼为祟，害国殃民”，实启“亡国亡种之兆”。到民国时期，对此也不乏争论。1923年钱玄同就仍有改“意译”为“音译”的主张，甚至对“文艺复兴”都主张以“音译”的方式表述。1926年傅斯年与顾颉刚讨论古史，则提出用“新名词”指称“旧事物”是否合适的问题。20世纪20—30年代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发生的论辩，也透露出各方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的认知存在严重分歧。胡适就撰文提出：今日中国之危机，正体现在“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言下之意，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帝国主义”指称“中国”未必合适。钱穆的《国史大纲》也指出：“近人率好言中国为‘封建社会’，不知其意何居？”

“新名词”之“入史”，不仅涉及史学编纂的问题，接纳上述对历史进行定性的“新名词”，意味着将中西历史纳入相同的时间序列。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究其实质，是认同西方社会的演进代表人类“普遍”的发展模式。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即道出，西人以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编写历史，虽稍嫌“武断”，却只能“权宜”为之。他也按照“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划分中国历史，并分别命名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稍后梁又按照下列四个阶段划分中国历史：（1）“野蛮自由时代”（黄帝以前）；（2）“贵族帝政时代”（自黄帝至秦始皇）；（3）“君权极盛时代”（秦始皇至清乾隆）；（4）“文明自由时代”（清乾隆至现在）。他明确表示：“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按照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将中国史分为“三大期”，认为此可以解决“中学无途辙”的问题，只要“不随朝而举”，“则不觉繁重矣”。

“断世”逐渐替代以往之“断代”，更直接的影响则来自日本。按照周予同的分析，“这类书影响于中国史学界较早而较大的，大概是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两书”。当中国开展新式教育时，所采用教材多来自日本，“中外史学”一门，尤其突出。直至“五四”时期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如傅斯年评述的，仍“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

对于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同样有质疑之声。严复与章太炎围绕《社会通诠》一书就发生激烈争辩。严复接受“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并推断中国也是由宗法而渐入军国。章太炎却提出了不同看法，指明此书“不足以悬断齐州之事”，“皮傅其说”的严复并不了解中国。基于同样的考量，章也曾讥斥主张“西学源出中国”的王仁俊，以及以“三世”仰攀“进化论”的康有为，直指强行将中西纳入所谓“类例”，“何其迂阔而远于物情耶”。

“五四”时期也曾演出相似的一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强调文化的发展有一定律则，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各有不同的特点及成因。梁氏对文化差异性的辨析，受到胡适的批驳。在胡那里，各民族文化所表现的，“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如以历史眼光观察文化，“只看见各民族都在那‘生活的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胡适将东西文化的区别归于历史步调的差异，认同的是“普遍历史”与进步理念。这也是当时主流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成长，尤其是以“五种社会形态”描绘中国的历史进程，同样是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的结果。接受这样的“普遍历史”，也就确立了中国历史的未来，使历史有了“目的”。

加强中国史、世界史的对话，

探索可能的突破

梁启超20世纪初尝言：“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似乎中西史学之“会通”，最不成问题。一百多年过去了，问题却愈发凸显出来。上述种种，皆是“西史”影响“中史”的体现，至今仍未改变。对此，何伟亚（James L. Hevia）已经点出问题的症结，指出中国史家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主要体现在接受时间观念和组织分类，并运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之“落后”，“与从前存在于中国的任何治史方法完全不同”。

不必讳言，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史学发展的，正是这些构成中国之中国史、世界史的“共同的底色”。而如何超越“在中国发现历史”，“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也成为当代史家需要面对的问题。改变“没有中国的世界史”，或许即是可能的“下手处”。毕竟一旦书写涵盖中国史的世界史，就需要解决书写范围、编纂体例、时代安置等问题，“话语”也不例外。加强中国史、世界史对话，既有助于共同检讨晚清以降影响中国历史书写的诸多因素，也有裨于探索可能的突破。

晚清出现的“万国史”之内的著作，不少已是包含中国的世界史。只是这些著作以编译居多，而且明显受“泰西史例”影响。冈本监辅所著《万国史记》即表示，“文虽用汉字，其体反仿泰西史例”，甚至道出，西史分称三古——上古、中古、近古，可以“明古今明暗之别”；这样的“世运岁进”，乃万国常态，“与地球始终者矣”。以“世界历史”为名的论著，还试图解决世界史、中国史如何平衡的问题。1914年徐汇公学印行的《世界历史课本》，系史式微（Joseph de la Servière）译自法国教材。考虑到“此书原本于远东之事嫌其太略，于中古及近世史内间有数节为中国学生所不必读，即读之亦无甚大益，则为之参酌考订，略者详之，芜者节之”，于是史氏做了“减法”与“加法”。上古史部分，“补录远东各国史”；“今世史”下，也补充了涉及中国的内容。

什么时候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史”不在“世界史”书写中，不是这里可以辨析的。不管怎样，撰写包括“中国史”之“世界史”，一直是中国史家关心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吴廷谬已提出“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的问题，何兹全1984年更是明确主张“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吴于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撰写的“世界历史”，更是引发学界“热议”。具体到“世界通史”撰写，也在陆续发生变化。周一良、吴于廑1962年主编多卷本《世界通史》，没有涉及中国史，只在各卷末尾加入“中外关系”的章节。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六卷本《世界史》，齐世荣主编四卷本《世界史》，则均包括中国史的内容。只是，这样的努力显然还不够，中国史研究者即很少论及此。

历史学三个一级学科的划分，对于解决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渐行渐远，更增添了难度。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开设考古学专业、世界史专业，也冲击着原本按照“历史学”进行的培养模式。乐观的面向也不是没有。“外国史”尽可以存在，但称之为世界史，则必须包括中国史，已成为越来越多史家的共识。难度在于，如何确立合适的书写范围。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谷城所著《世界通史》，已明确提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体的世界史观”也引起热议。但一般认为公元1500年以后，世界才形成一个整体。马克思也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明显是将“世界历史”与“近代世界的诞生”联系在一起。为此也有人担忧，如坚守“整体的世界史观”，很可能导致“世界历史”被简化甚至矮化为“世界近代史”。

抛开“世界”这一概念可能造成的歧义，按照“全球史”的架构重新寻求“历史研究的单位”，或许更便于解决如何同时纳入中国史、世界史的问题。当初汤因比撰写《历史研究》，首先解决的正是“历史研究的单位”。汤氏认为“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因此主张把历史现象放到“文明”这一更大的范围加以考察。“历史研究的单位”，可以放大，也可缩小，引入“全球史”的架构，更能使历史书写游刃有余。世界史学者对此也多有思考，如刘新成发表《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等论文，肯定全球史开辟了考察世界历史的新视角、新框架。基于此，中国学者撰写出“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或涵盖“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全球史”，应该是可以期待的。